本文转自“私人史”，选自《困学纪程》，曹道衡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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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回到北大是1953年的夏天，那时大家都在安心钻研业务，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运动，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当时我虽然安排在民间文学组，其实业务工作不算太紧张，因为贾芝先生那时基本上在民间文艺研究会，每星期来北大，总是带来一些收集到的民歌，叫我作初选。我看完后送还时，贾芝先生总是要再看一次，给我指出什么地方选得对，什么地方不对。有时他不来北大，就由孙剑冰先生给我辅导。所以我觉得对民间文学虽不熟悉，兴趣也不如对古典文学浓，但多少可以学到一些知识，比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强多了。孙剑冰先生为人也很平易，还经常跟我讲学习方法，例如那时学文艺理论，我觉得马恩列的几篇原著很难读。他劝我先看看托尔斯泰、歌德的作品。这对理解经典著作确有一定帮助。不过那时读歌德的《浮士德》，我实在读不懂。
我在民间文学组大约半年多一些时间，中间还派我去给孙楷第先生当助手，整理他的旧稿《小说旁证》，大约两个多月。不过孙先生身体很差，工作有时停下来，我就回民间组。直到1954年的4月，由作协古典文学部在《光明日报》上主办《文学遗产》副刊，每星期日一版。主编是陈翔鹤先生，编委有游国恩先生、余冠英先生、聂绀弩先生和谭丕模先生。那时聂绀弩、谭丕模二先生好像不太有时间审稿，大部分稿件都是游先生和余先生审阅。因此所里叫我做编委会的秘书，有事和编委联系。平时事情不多，除了帮陈翔鹤先生看一些初审稿外，再就是把初审认为可用的稿件送给编委复审。过几天再去取来，通过收发室送给陈翔鹤先生，那时作协每天有个同志骑摩托车来北大一次，所以很方便。随着《文学遗产》的出版，我也由民间文学组调到古典文学组。这在我来说自然更满意，因为我本来就想搞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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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参加《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时，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来干的，所费时间不多。我主要的时间是从事《诗经》的研究，把《诗经》一首首地细读，那时办法是把《毛诗正义》、《诗集传》、严粲《诗缉》、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姚际恒《诗经通论》和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几部书对照着读。每星期一下午，就到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中开讨论会。每次讨论会，游先生、余先生和范宁、陈友琴、胡念贻等先生也都出席。会上对《诗经》中每一首诗的篇义和辞句，都进行讨论。这种会已开过多次，到我调到古典文学组时，已讨论到了《小雅》部分。这种讨论会对我们年轻人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可以听老先生们论各家《诗经》研究的得失，还可以谈到许多过去未见之书，然后到文学所图书室或北大图书馆去借阅。这样学习下去，我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得到提高，因此对学习也很努力。当时确实读完了好几部关于《诗经》的注释，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但是情况骤然改变了。那就是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改变了文学所的研究计划。那次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是由李希凡、蓝翎两先生的文章引起的。我记得那是1954年的夏天，大约7月底8月初光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文章寄到《文学遗产》编辑部，陈翔鹤先生很快通过交换送到北大叫我看。我看了觉得不错，因为根据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是对的。从我当时的心情来说也确实认为是好文章。看完以后，大约正好遇上假期（当时文学所附设在北大，北大放寒暑假，文学所也相应有一二十天休假，1957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后就取消了），我进城找老同学玩去，就顺便把稿子带进城，送给陈翔鹤先生。陈先生也是支持李、蓝两先生观点的。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大约是作协还是什么单位的领导同志认为俞平伯先生是知名人士，批评他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加了个按语。当时《文艺报》也发表了李、蓝两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也有个按语。这两个按语是怎样加上的，我至今不清楚，因为这事好像未经编委会讨论，连编委也不知道。文章发表以后，就引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当时《文学遗产》的来稿突然增多了好几倍，我分担的初审稿数量大增，忙得几乎连《诗经》研究的业务也很难进行了。后来发展成为运动，就老是开会，作协开大会，所里开小会，还有一次人民大学也开会，要所里派人参加，我也去过一次。那种会议上我一般很少发言，首先是因为我当时没研究过《红楼梦》；其次也轮不上我这样的青年发言。那时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大家都认为只是个学术问题。有几位老先生还发表了对李、蓝二先生不同的看法，因为当时经历的政治运动还不多。至于我，总觉得尽管李、蓝两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但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大约开几次会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引起了对胡适的批判。后来又出现了对胡风的批判。以后我们的业务就长期和这些“批判”联系了起来。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有一些相同的看法，这是事实。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和胡适属于一个体系，就不一定是这样。至于胡适的学术思想，我至今没有深入研究，很难发表意见。不过，当时批判胡适，很着重批判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现在看来，“大胆假设”恐怕是要具体分析的。随便提出一种大胆的假设，似乎确易出错。至于“小心求证”，我想是没有什么错的。胡适的一些论点，恐怕也要分析，他对《醒世姻缘传》等小说的考证，虽然不一定是定论，但应该是有见地的。对《红楼梦》的看法似乎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不过他对屈原的看法，我至今还无法同意。那时批判胡适，我只写了一篇批评他夸大他自己在新文学运动中作用的文章，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一些著作中找了些史料，并根据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对他提出批评。这篇文章现在我手头已找不到了，可能有片面之处。
关于《红楼梦》，在批评俞平伯先生时，我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对《红楼梦》没有研究。后来有一次，周扬同志到文学所来，提出要何其芳先生把研究文学史的计划改变一下，不要从《诗经》、《楚辞》着手，而是从后面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着手。这样，我也跟着何其芳先生研究起《红楼梦》来。当时我们是一个研究小组，有何其芳先生，还有胡念贻、邓绍基、刘世德三先生和我。我的分工是研究明清间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关系。这次研究的时间不少，我读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和戴震的许多著作，像《船山遗书》和《颜李丛书》这样的大部头，我都读了。只有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样的书没有读。老实说，这次研究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多亏是文学所那时还设在北大，有北大图书馆可以利用，如果是后来进城以后，就没这样方便。因为书都是借到研究室里仔细读的。我这篇文章对李希凡、蓝翎先生的论点提出过不同意见。后来李、蓝二先生也作过反批评。不过我至今未答复。八十年代中期，有位先生问起过我现在的看法，我很坦率地说，我现在已难于表态。因为此文发表至那时已三十多年，我这三十多年中再未接触明清思想家著作，而只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我现在只能说，我当时是用心地阅读了大量史料的，也没有故意歪曲史料；但是我的理论水平有限，当时对这些史料的理解不一定都对。我实在不敢再坚持说自己的文章没错，也不敢马上说自己错了，接受他们的批评。要我正式地表态说我那文章是对是错或哪一些论点仍旧坚持，哪一些论点要修改，都很困难。因为所有那些书，我都是借来读的，即使有，我也难于放下当前业务去重读。如果随便表态说我还坚持过去的说法或我过去错了，这都不是审慎的态度。还有些在无锡国专时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说我在上海时很腼腆，见了女同学不敢讲话，到了北京忽然研究起“宝哥哥”、“林妹妹”来，觉得很滑稽。其实我对《红楼梦》至今未作深入研究，只通读过两遍，我那篇文章也很少涉及《红楼梦》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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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和批判胡适的运动起来之后，接着是对胡风的批判。关于胡风，我过去毫无所知。在上北大以前，根本不知道胡风的名字。上北大后，杨晦先生讲《文艺学》也从未提到胡风。只是在有些同学的书架上，偶然见过一两本胡风的书，我也不在意，因为我只想研究历史和古典文学，对现代作家概不关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批评胡风的文章，那已经是1953年初，快去大同了。批判胡风的事，大约是1954年底开始的。那期《文艺报》附有一本白皮的小册子，叫《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接着各个单位都组织大家阅读和批判。我当时很不愿意看那本小册子，因为写得很难懂，对我简直是天书。但是为了讨论发言，又不能不看，而看了却仍抓不住他主旨，因此也不知怎么去批判。只有一点，我发了言，就是他看不起中国的古典文学。至于他讲的其他方面，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有一些人前几天还在写文章批判胡风，过几天又有文章说他和胡风有关系。对这些，我也不大关心。倒是那时刚出版一部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选集，很不容易买，我费了不少劲刚买到，还没来得及看，不几天就听说这书的译者也是“胡风分子”。也许这次运动对我造成的印象只是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古代名著外，都不要买（因为西洋文学名典的译者可能出问题），以免浪费。此外我好像没有什么收获。
胡风问题在刚提出的时候，老实说谁也想不到会像后来那样搞成一个政治事件。前面讲过我那时写过一篇小文章，专讲胡风否定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那本是一篇表态性质的小文，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不过那时我们年轻人写文章，总愿送给何其芳先生看一下。我那篇文章的原稿用了一些不太礼貌的挖苦话，都被何其芳先生划去，他还狠狠批评了我一次。从这次谈话中完全可以知道何其芳先生那时并不认为胡风是什么“反革命”，而只是文艺思想不对头。后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舒芜先生所交出的“密信”，情况就急转直下了。由胡风问题引出了“肃反”运动。“肃反”是我从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停止业务工作的政治运动。那时我年轻，记笔记快，所以领导上派我做记录员。除了在全所大会上作记录外，还要在“肃反领导小组”成员找审查对象谈话时作记录，一天几个会，很忙。那时我经常胃痛，但因为政治运动暂时忍着，心想等运动过后再去找医生，反正不是什么大病。结果这运动延续了差不多一两个月。运动结束后，我就马上去校医室治病。校医室有位李大夫是我在沙滩念书时就认识的，他很有经验，听到我诉说症状后，就马上给我开转诊单，叫我上府右街北医一院去作胃部的“X光”照相，另外要作大便潜血的检验。结果证明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当时的治疗是服用氢氧化铝、注射一种鸡胚组织疗法，另外是吃面食，基本不吃大米。经过一个阶段就慢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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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中，自从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来，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尽管那年国际上发生过许多重大案件，但对我似乎影响不大。其实这一年对文学所来说，是大发展的一年，调来的新同志很多，成立了《文学研究》（即现在《文学评论》的前身）编辑部。文学所也是从这一年起改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这些都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没有太大关系。留在我印象中的只是一些业务上的事。
那一年，所里开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所里决定把我那篇关于明清思想家和《红楼梦》的论文提出讨论。那时我的稿子已写完，尚未改定。我改好后，就送给何其芳先生审阅。在审阅的过程中，何其芳先生看得很仔细，连每一个标题都作修改。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对每一个论点，他都要我仔细考虑。这对年轻人的帮助特别大，我自己觉得每次请他审阅文章，总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不过，这一次，还有一个特大的收获，就是文风问题。我的文风确实很差。小时候作文是从文言文开始的。解放前，很少看白话文的书。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因为对古史有兴趣，就读了郭沫若先生一些学术文章。那些文章有的是和胡适论战的（如《驳〈说儒〉》），在当时条件下，有刺激性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可我那时不懂这道理，不会写白话文，就不加分析地学起这些文章来。当然，从思想上说，我刚发表几篇文章，有一些自满情绪是事实，但有些地方措辞不当，则实际上是不会写文章，不分场合地模仿别人。何其芳先生对此提出了好几次批评。我这个毛病才渐渐地改了过来。不过，我不会写文章这点，何其芳先生是看出来了，他还叫我好好地读一些写得好的学术论文，叫我多注意文章的逻辑性和修辞。何其芳先生最不赞成强辞夺理和牵强附会，他一再强调写学术论文至少要经得起复核材料，如果文章对材料的本意也未弄清楚，论点是不可能正确的。他还对我说，写文章，不管哪一个论点，都要自己反问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可以驳倒的论点，千万不可拿去发表。他从不盲从“权威”，当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批评马林科夫“十九大”报告关于典型问题的论点。何其芳先生说：“马林科夫的论点发表时，我就没有引用过，因为我觉得不好理解。现在这篇批评文章的论点，恐怕也未必正确，我还是不想用。”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引用苏联一位学者的论点，说进步的文学作品，是下一个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萌芽。何其芳先生见了就批评说：“这不对，你说李白、杜甫的作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上层建筑的萌芽？”一句话，我就答不上来。经过他这种教诲，我才逐步知道做研究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乱说。这道理说来简单，要真正做到，可不是容易的。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要我写一篇关于古籍今译的小文章，发表后我的学生吴先宁博士看了，说我写的心平气和。我说：“这多亏何其芳先生的教导，我早年写文章毛毛草草，才不是这样呢！”我说的是实话。
1956年曾经开过一次科学规划的会议，许多专家都出席了，地点在西苑旅社。我和所里一些同志都作为工作人员参加，我不会干别的，还是作记录。这个会后，国家计划要出一批古籍，所里曾派我去征求游国恩先生的意见。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去的，到的时候大约七点左右。我那次去，本来想请教游先生关于《诗经》和《楚辞》该重印些什么书，还带了纸笔去准备作记录。那次事先所里也没有联系过。说明来意后，游先生就给我讲《诗经》的问题，从《毛诗正义》说起，说到清代人著作。他一部书一部书地谈。某书是何人所作，有什么版本，以哪种刻本为底本较好。这部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都举了具体的例子。当时我作记录都感到困难，总觉记不下来。可是游先生根本不用查书，就这样一部部地介绍。特别是讲到宋元明三代人的著作，有许多书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在《书目答问》中是根本找不到的（《书目答问》对宋元明人书一般从略）。那次谈话大约一直谈到十点以后，我为了不要影响先生休息，才告辞出来。第二天到所，去图书室查了好几种书，如明季本的《诗说解颐》、清钱澄之的《田间诗学》等好几部书，看到先生所指出的优缺点都如此确切，觉得先生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像我们这种人只能是“高山仰止”，虽然钦佩，却无论如何难于达到。现在有些同志对我说过一些恭维话，我总说，我比起老一辈来差远了。这不是谦虚，是事实。因为我自己虽没有学问，但确实见过有学问的先生，所以还多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至于有些人把观点和方法看做“万能”，而轻视知识，我看这未必是什么正确的治学之道。
1956年对我来说，也是业务道路走向转折的一年。那一年，所里开了一个大会，郑振铎先生提出要写大文学史，把古典文学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先秦至宋阶段，一部分研究元明清。我觉得自己对唐以前的文学和历史比元明清时期熟悉些，所以想分在前面一段，领导上同意了我的要求，从此我就在余冠英先生领导下，从事先秦和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
调到先秦至宋分组后，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陶渊明的，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发表。这篇文章中有一些论点是不妥当的，后来收进《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时作过修改。这篇文章虽然写得并不好，但正是因为我写了那篇文章，后来所里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时，就把魏晋南北朝部分交给我去写。也因为写那部文学史时的分工，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从此以后，我就很少写其他方面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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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虽然平静，但到年底就不同了，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人的思想也和前几年不大一样。《文艺报》改出了大本子，上面的文章和过去不大一样。我当时很惶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不管，仍然搞我的业务。不过总觉得有些不安，就怕又来运动，不能再安心读书。那时我快近三十岁了，自己觉得业务上还一事无成。但是形势总不依我个人的想法转移，运动还是来了。
1957年的春天很不平静，社会上的言论各式各样，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还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我思想也有些乱。对“外行”、“内行”的说法，似乎有些同情，主要是听有些人讲科学院有官僚主义的作风，其实这些事我并不了解。至于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我不了解情况，却有反感，认为是怀疑党中央。后来就开始开会，“大鸣大放”。我当时仍做记录员。文学所的老先生们大抵都没有说什么，主要是1956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意见多。对他们的意见，我很多是听不进去的，曾经多次起来反驳。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保卫党”，其实他们那些话现在看来是不是都错，却也不一定。不过，我至今认为当时反驳他们，也是出于我自己的真实认识。在这场运动中，我确实误伤过一些同志，现在想来应该向他们致歉，但当时我的认识确是如此。
如果说1957年反右时，我说的还非假话，1958年的“大跃进”，则不但说了假话，而且还不少。我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假话，有些问题却也稀里糊涂。例如，说“十五年超过英国”，后来又有人说十五年可以超过美国。我当时知道美国比英国的经济实力要大得多，超过美国大约是群众中随便说的，但超过英国，我那时确也相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明知不对，也跟着别人瞎说。例如那时天津郊区有亩产十万斤的“先进典型”；河北徐水据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所都去参观过。“亩产十万斤”那块地，我不懂农业，倒也信以为真，只是觉得很难推广，没有多大意义；徐水的情况我看了觉得和其他农村差别不大，怎么就算共产主义？但这些我不但不敢说，也跟着别人胡乱歌颂。这些也许还可以说有当时的情况。不过我自己确实也说假话，那时订个人的规划，我说自己准备几年之中政治上要达到党员标准，业务上要达到教授水平，还说要“补足缺陷”，把对元明清文学的知识搞得和唐以前一样熟。这些要求究竟怎样才能达到，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大约只是算了一下，当时是助理研究员，几年一升，两次升职称，才能成为研究员。到那时，政治上不到党员水平就不好，对元明清文学不熟，也不好。所以说要几年内做到。但是怎样才能做到，我心里无底，也没有认真想过。问题不在于当时的计划是否能做到，而在于我信口开河，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这样去订计划，说穿了就是怕人批评我落后，不想上进。
其实那时我并没有什么认真的计划，只是应付，因为本门业务早已停了，但零星的事还不少。因为当时正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对一些著名学者都要批评。例如有一次，《文学研究》要组织人写一篇文章批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是我们的所长，所以本所刊物非表态不可，叫我去写。只给我一天多时间。这在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郑先生那部书共四册，连看一遍也得好几天，再说我的水平怎么批评得了这样的巨著。可在那时，想推辞是办不到的。我勉强答应了，刚坐下看书，行政科就来通知所有的团员和青年都去给中关村附近的树木打药灭虫。我实在没时间，可也不得不去。刚干了不到十分钟，编辑部一位同志从这里走过，又把我叫回所去赶写文章，还批评我不配合。我那时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回到所里，赶了一个通宵，勉强把文章写完交稿。这种文章自然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更不巧是文章发出去不几天，郑先生就在出访阿富汗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编辑部来不及抽稿，不少同志还说我批得“左”了。文章有问题，我自然有责任。但这篇文章确实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我也不能对所有的论点进行仔细思考。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好的事，我现在想来完全不该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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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搬进城来是在1958年冬天，那时中国科学院本意要我们留在中关村。但我们多数人不同意。因为搬到中关村后，脱离了北大，就没有图书馆可利用。不如进了城可以利用北京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馆（那时在王府大街，和考古所，近代史所在一起）。这一点，我主张得很强烈，后来终于实现了。进城以后不久，我曾下放到河北昌黎农村去劳动。但去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调回北京，参加写关于开国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这大约是为配合国庆十周年而制定的计划。我对文章的要求不大明确，也不知如何着手。当时参加这课题的有好几个人，我们看了不少解放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但还是很难动笔。因为写具体的东西多了，就像个综述；写少了又显得空洞。文章的提纲改了又改，稿子写出来又被推翻重写，弄得大家都没有信心。结果文章最后是写出来发表了，我们自己也对它不满意。做这个课题时，大家都有点丧失信心了。做完以后不久，随着各高校的“学术批判”运动，由学生们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纷纷出版。这时所里也决定要写一部文学史。我那时很想把写文学史当成一个“打翻身仗”的机会。这部文学史分为三卷，第一卷自先秦至隋，由余冠英先生主编，胡念贻先生和我参加（后来又加进刘建邦先生，他那时下放在农村，是修改定稿时参加的）。第二卷、第三卷由别的先生主持和编写，齐头并进。那时我们还没有抛弃大跃进时急躁的情绪，提出了“三年计划一年完成”的口号，还在全所大会上表了决心。这时正好遇上“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耽误了一些时间，但一年完成的设想基本上是实现了，完成时间大约为1960年冬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印了一些，分送到几个高校去征求意见。我记得曾到北大和北师大去，有些先生还到过上海、南京、济南和天津去听取意见。这个初稿完成后，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中不少人减了粮食定量，都有些浮肿。所领导考虑我们这些人就这样坚持工作，恐怕很难完成，因此给我们安排到中央党校招待所集中修改文学史。我们在那里住，可以在食堂就餐，大约所里付一些钱，党校可以对每个人每月多供应几两肉和蔬菜。所以1961年那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倒还过得去。在中央党校修改文学史大约也整整花了一年时间，直到1962年春节以后才回到城里。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经过这次修改的确比1960年那次的稿子要好多了。首先，论点较前平稳，一些偏激的评价被改正了。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来，缺点还是很多。但有些是那时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例如谈一个作家必须谈他同情民生疾苦，对没写这些内容的作家，一般评价很低等等。我们已经力求稳当些，但在当时仍难免有这种错误。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视为大毒草，罪名为“宣扬封资修”，所以下干校时，存放在科研处的好几部连包装的牛皮纸也未打开的文学史，都被宣传队扔进火里烧掉。到了1978年所里招第一批硕士生，规定此书为参考书，那时尚未再版，到处找也没找到。
文学史写成以后，中间有一段时间还算宽松，我还写过好几篇关于江淹等南北朝作家的文章。尽管那时候，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比较尖锐，我们也学习这些文件，但是对我们具体的业务工作似乎还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好转得很快，所以那时大家钻研业务比较安心，我在这一年和1963年还认真读了一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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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3年夏天到青岛去结婚的，因为我爱人王泰美家在青岛。记得在《青岛日报》上看到苏美英三国签订了关于核武器的条约。那时我也知道这是苏联在反对中国，但没有意识到这和我的业务有什么关系。那时我们正在为编写大文学史做准备工作，研究怎样去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问题。从青岛回京，就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还弄不清“规律”的概念。正在这时，许多问题的争论起来了，如“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问题，“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关于李秀成是不是叛徒的问题，还有“有鬼无害论”的问题，我对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如“时代精神汇合论”，我不知道对不对，不好发表意见；“有鬼无害论”我就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人却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有鬼必有害，将如何评论《聊斋志异》？我想不通，但不敢说。对李秀成，我也认为是叛徒，但写了一篇文章，别人看了都说只谈学术，提不到政治高度。于是我干脆不参加争论。当时我觉得反正跟不上，干脆就不参加讨论，为写大文学史做点准备吧。于是就想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我觉得研究魏晋，必须先从东汉史着手，所以读《后汉书》、《后汉纪》和《论衡》等书，不过还没有读到《三国志》，就开始了“四清”运动。在1964年9月初，就被派到安徽去工作。我们先到合肥住了一个月左右，学习各种文件，然后再到寿县去。在寿县，又听了几次报告，都是讲“阶级斗争形势”。那时我觉得阶级斗争很严重，所以在工作中很难正确执行政策。现在看来，那次“四清”中查出来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颇有些怀疑了。应当说那些农村干部在当时基本上是好的，当时从单干、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到成立公社，只几年时间，谁也没有经验，制度也不健全。我想他们中多数恐怕只是有些多吃多占或者强迫命令，至于贪污、盗窃的事，未必真这么多。因为当时的条件，生产队干部恐怕没有什么钱和物经手，没处贪污去。至少我看他们都很穷。我们一笔一笔地查账，要几个干部回答，好几年的事，未必记得清。所以尽管现在也没有人再查问此事，而我自己常常怀疑那时做了不少错事。
在安徽农村大约工作了八个月，只有1965年春节期间回北京住了几天。春末夏初回到北京。在北京没住几个月，中间又搬了一次家，从东四头条搬到建外永安南里。所以业务工作基本上还未开始，这年冬天又被派到江西丰城去参加“四清”。在丰城的工作情况和在安徽相差不多。但这时文化大革命快开始了，报纸上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很多。我在农村看报纸也不很及时，消息很闭塞，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就知道又要搞运动了。记得从农村返回北京途中，在丰城住过一两个晚上，在招待所里，本所有位同志和我住一间房，谈到北京在搞运动，我说又得耽误好几个月业务，大约先批“三家村”等等，再联系所里工作，批评所领导，最后联系自己。弄不好又是半年时间。这些都是根据“反右”、“反右倾，鼓干劲”等运动的经历来猜测的，不知道这样一搞竟拖了十年，可见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其实对此有思想准备的人大约也不多。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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