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随着左翼文化的日渐成熟，中共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由夏衍、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参与的左翼电影小组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的1931年，司徒慧敏请了三名留美学生司徒逸民、马德建、龚毓珂，合作研制成“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1933年年底，“三友式”录音机正式用于电影录音。接下来，他们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自制的“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机、放音机。
1934年3月，“电通”转型，在旧有业务的基础上，兼营有声电影的制片，夏衍、田汉等以不挂名的方式领导电影创作。当时，为了支援抗日救亡，上海电通聘请田汉写了一个文学剧本，田汉完成了个剧本梗概、叫《凤凰的再生》后，即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逮捕。电通公司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并征得田汉的同意、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并没有主题曲，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起初，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并没有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谱曲的名称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1874—1941），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将该曲定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即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不过今天重点要说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国歌曲作者聂耳的母亲彭寂宽。彭寂宽，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云南玉溪峨山彝族自治县大塘子边一个贫穷人家；聂耳的外祖父叫彭寿山，祖籍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南薅村，属玉溪的花腰傣。彭寿山从小就随着赶马的人流浪四方，后来在峨山县定居，娶汉族女子，生下聂耳的母亲彭寂宽。
彭寂宽从小天资聪明，在聂耳外祖母的帮助下，通过自学能通读《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读物，并接触过峨山民间盛行的民间曲艺“圣谕”、“唱书”。彭寂宽十六七岁时，父亲彭寿山患病，全家人凑了钱和给他到县里的药铺“成春堂”看病；郎中给彭寿山开了一些草药，见他困难，就没收诊断费。
几副草药后，彭寿山身体恢复；为报答郎中的救命之恩，彭寿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丧偶的郎中。郎中叫聂鸿仪，是1876年生人，即是聂耳之父。彭寂宽嫁到聂家后，努力学习汉族文化和医学知识，很快成为了聂鸿仪行医治病、开方配药的得力助手。
彭寂宽为聂鸿仪一共生下了一女三男，聂耳排行第四。四岁那年，聂耳的父亲患肺结核病故，家境由此衰落。彭寂宽坚强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为了生计、她继承夫业，取得了中医行医资格，撑起“成春堂”的门面。当时，只靠治病卖药还无法养活一家人，彭寂宽还做一些针线活，艰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那时的彭寂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尽管家庭不宽裕，还是想方设法让三个儿子上学；同时，她还言传身教，教给子女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她常对子女们说：“这个家，这个窝，虽然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
白天辛苦劳作后，入夜、彭寂宽便点上小油灯，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讲“唱书”里面的故事，比如《安安送米》《孟姜女哭长城》等，讲到动情处，她就用玉溪花灯的《走板调》《全十字》《扬琴调》对照唱本上的韵文娓娓动听地吟唱。幼年的聂耳常常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仔细聆听，正是常年的耳濡目染、使聂耳和他的两个哥哥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
那个时候，彭寂宽操持成春堂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社会上的无赖恶霸就常常找上门来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距成春堂不远，住着一个国民党的团长，有四房太太，就是不会生育。有一天他带着小老婆找到彭寂宽，要成春堂治病，还说如果治不好，就要彭寂宽去做小老婆——原因可能是当时她虽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还是很漂亮。
后来，彭寂宽凭着自己的高超医术让这个团长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团长很高兴，为成春堂挂了一块匾，从此也就没有人敢来欺侮她了。
但是，聂家的生活真正好起来，还是解放后的事情；解放后，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彭寂宽曾担任过昆明市政协委员。遗憾的是，解放后不久，1956年12月23日，彭寂宽就因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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