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一个大党”——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孙中山第三次赴日。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神乐阪凤乐园会晤,商讨革命问题,并提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图革命大业。黄兴深表赞同。
宫崎寅藏
7月28日,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磋商联合问题。
据宋教仁记载,孙中山是这样论述革命联合的必要性的:
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黄兴
7月29日,宋教仁、陈天华同至黄兴寓所,商讨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黄兴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团体与孙中山联合。宋教仁则说,既然有入会与不入会两种意见,那么应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中山的组织。华兴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同意与孙中山联合,问题便基本解决。华兴会会员在留日学生中占有优势,该会赞同联合,则组建同盟会便不成问题。
由众多革命小组织“合成一个大党”,这是20世纪最初几年革命风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大党”不是创建于国内,而是出现于中国留学生及流亡者群集的日本东京,也有其必然性。当时留日学生提倡革命者甚多,几达万人以上,而内地革命失败之同志,复纷然来集。
同盟会成立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约集各省在日本的革命分子,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议。到会者除孙中山外,还有黄兴、张继、陈天华、胡汉民、冯自由等,计73人,大部分为留日学生。与会者分属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
同盟会成立
孙中山在会上演讲了三民主义,及革命须团结之理由,呼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结成新的统一组织的必要。
关于组织名称,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他提议用“中国革命同盟会”;另有人主张此为秘密组织,以不明用“革命”二字为好。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议采用以下16字作为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虽有数人对“平均地权”持有异议,经孙中山解释后,仍获通过。
随后,黄兴建议赞成者“书立誓约”,当由孙中山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稍加润色,制订誓约: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孙中山带领众人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毕,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草拟同盟会总章,交付成立大会讨论。
同盟会成立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在麴町区富士见经楼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大会。1000多人前来赴会。东京自有中国留学生以来,留学生集会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人数多、秩序好,真是盛况空前。
孙中山说: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本珍弥子爵(众议院议员)宅第召开,约有一二百人与会。日本友好人士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亦列席。革命精英,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会期3天,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并推选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成立合影
在中国国民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它进入第二个阶段——由兴中会发展成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紧接着派人到香港、澳门、广州、上海及各省成立同盟会分会,积极发展革命组织。
中国同盟会的特点
经过合并与改组,兴中会发展成同盟会,在中国国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件重大的事。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章程与兴中会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政治纲领更完整。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同盟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1906年秋冬间,由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在日本制定。1908年河口起义后,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修订此件,增加了《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个文件。
修订后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13篇,供各地同盟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时作指导。其中《军政府宣言》是纲领性文件。
《军政府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同盟会的革命不同于元末朱元璋起义及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
唯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军政府宣言》对同盟会的宗旨——“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作了如下的阐释。
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
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创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以上谓之“四纲”。实施步骤有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约法之治”共6年,期满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除权力,国民公举大总统,一国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基本精神是“循序以进”,使国民“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在此基础上实行“宪法之治”。
同盟会宗旨已具备三民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民族主义之中心,“创立民国”已有民权主义之内容,“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思想之重要表现。同盟会已具备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兴中会与它不能同日而语。
(二)党内民主化的目标更明确
《中国同盟会总章》原有30条。现今看到的是1906年5月16日的修订本,共24条。《总章》规定,同盟会最高领导是总理,总理对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内有执行事务之权。总理4年更迭1次,可获连任。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以体现党内民主监督之精神。
另外,在同盟会成立时发生的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有人突然起立,诘问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孙先生要当皇帝,还是要民主?请孙先生明确回答。”据说孙中山和黄兴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程家柽急中生智,回答说:革命是中国人大家的事情,孙先生可能当皇帝,还是可能要民主,由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决定;如果我们都不想当皇帝手下的大臣,不羡慕“从龙之荣”,那么,君主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会议,只当讨论清朝应当不应当革除,而不应当用当皇帝还是要民主这样的问题来问孙中山。
程家柽
实际上,那位提问者提的问题,对革命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以后,能否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革命党人推倒帝王,能不能铲除自己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能否不贪恋权位?这样的问题,革命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尤其在革命胜利后,是不能不考虑的。因此,不能说与会议的主旨无关。
从后来孙中山的一系列谈话看,他对于坚持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帝王思想,是很重视的。他曾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洪秀全等人有帝王思想:
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发表演说,谆谆告诫革命党人:
唯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三)参加同盟会的人数更多、素质更高
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同盟会成员。1905年9月30日在《复陈楚楠函》中说:
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现已各人分门认担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内地各省,以联络同志及考察各情者……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
陈楚楠
他又说:
及乎乙巳,余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余于是揭橥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为号召,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分设支部于国外各处,尤以美洲及南洋为盛。而国内各省,亦由会员分往,秘密组织机关部,于是同盟会之会员,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有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
同盟会成立后。虽然孙中山做了很多宣传阐释工作,但是,同盟会成员中还有很多人对该会纲领的理解不深,流于表面,各有侧重。
孙中山说:
当初同盟会还只明白民族主义,拼命去做;至于民权、民生两主义,不很透彻,其实民族主义也还没有做完。至于我主张的五权宪法,那时不懂的更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段分析很形象。他说,
同盟会实现了“革命运动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它“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1000人入会,大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虽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1万人”。
该书最后说: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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