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如何阴差阳错，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谁把他介绍给蔡元培？|新文化运动|新青年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陈独秀外，虽然还有几个作者和译者，紧紧跟着陈独秀的却只有三个：高一涵、易白沙、吴虞。

当时，高、吴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四川。

1、陈独秀身边的左膀右臂

高一涵是陈独秀主持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位得力助手。高比陈小六岁，安徽同乡，早年有与陈很多相同的经历。幼年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中过秀才。后来进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接触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亲眼看到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剖腹剜心事件，产生反清思想。

民国初年到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政治系系统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间被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所吸收，成为其编辑部主要人员，与陈独秀相识。同乡加同志，一见如故。

正如吴稚晖所说：“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便向其约稿，他总是按要求及时供稿。

高当时生活困难，后来回忆说：

“余时已到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

陈对他写的稿子则视为雪中送炭，总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奇故事。李大钊相识高一涵，就是通挝《新青年》。

据高回忆：

“守常（李大钊字）读《新青年》，见余文，知在东京，访问半年余，终无人见告。迨帝制事起，东京有留学生总会之组织，守常见留学生总会中有余名，转辗询问，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钊名片上楼，余览片竟不知为何许人。及接款，始知守常已访余半年矣，此为余与守常相见之始。因纵谈国事，所见无不合，遂相交。”

因为这个缘故，1917年8月，陈独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请进《新青年》编辑部，开创后来“南陈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说高一涵注重于引进西方民主思想，那么吴虞则注重于批判儒家伦理与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这一新文化运动中最富战斗力的口号，就是吴虞提出来的，所以胡适称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与吴二人可谓是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号以后的连续五期，吴虞的文章都排在陈独秀后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版的九卷五十四号《新青年》中，如以上这样编排，高一涵、吴虞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表明了高、吴二人在陈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吴先后接受北大聘请，从事编译或担任教职。

易白沙是跟随陈独秀从日本《甲寅》回国助其创办《新青年》的主要帮手。在《新青年》的初创时期，写的批判儒家伦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对诸子百家都有较深研究和中肯批评，认为诸子中值得称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较平允，写过《孔子平议》。

这在当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文化派比较偏激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可贵，对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击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保护，陈独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伦理学说对国民素质有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适合现代生活，并非全盘否定孔子。

相反，他对儒家学说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时期的历史进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等，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以上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无视这些，认为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家学说，未免偏颇。还有一个原因，为推动伦理革命，陈独秀把主要攻击矛头放在孔子学说消极面上，不可能同时去花许多精力阐发儒家学说的积极面。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绝对化”，陈金川先生有以下评议：

对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战士而言，当时“反传统”是有特定含义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因为当时正值民国初创之际，封建余孽和封建幽灵仍在四处猖獗地活动，成为阻挠民主、科学精神传播的最大障碍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协地与旧的传统势力彻底决裂并全力铲除它，才能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学精神的确立扫清障碍。所以说，陈独秀的这种反传统主义不仅具有唤醒民众的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而且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当时个别新文化战士提出过废除汉字、取消中文、改良种族之类的过激观点，但有这种主张的人也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种反封建的急躁情绪的随意发泄和矫枉过正的激将法而已。
陈独秀本人并不赞成废除汉字，只是主张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虽然他提倡白话文，但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格律诗词的艺术价值；虽然无情抨击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但对作为学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当之尊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骂倒。这些都充分表明，当时陈独秀的反传统主义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总是貌似“辩证”地挑剔其中全盘否定封建传统所犯的“绝对化毛病”，其实这是最缺乏辩证眼光的庸人之见。如果对当时为害甚烈的阻挠社会进步的封建傅统，也持“公允”的、“一分为二”的含糊态度，还有五四精神和开启中国现代化大门的新文化运动吗！是否可以这样讲，在当时条件下，这种“绝对化毛病”是为了彻底反封建而在认识论上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片面性，就没有新文化运动。

2、陈独秀如何进入蔡元培视野？

初期的《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寂寞的，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形成“运动”（这是细分而言。总体来说，所谓“新文化运动”，当然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就开始了)。走出寂寞，成为全国性运动的转折点，使《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此事的关键性人物就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光复会的创始人，1905年还一度与陈独秀等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民国政府中任教育总长。后赴欧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坚定民主政治的同时，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产生浓厚兴趣，树立起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一国立国之本，教育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国家的强弱兴衰。

1916年9月，蔡在法国收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电报，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为施展教育救国的抱负提供了机会。为此回国抵沪时，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对去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翻开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

建立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但其腐败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学生把它视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不感兴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时称“两院一堂”（即嫖客多为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和大学堂的教员和学生。在这方面，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也有不检点的地方，后来成为保守派造谣中伤的缝隙)。

学生对专业教员不欢迎，甚至反对；对政府官吏兼职的教员，即使不学无术，也热情笼络，以为将来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国首先从文科入手。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文选派占优势，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

蔡对于聘用文科学长一职特别慎重，请好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人才。

这时，陈独秀正巧在为“亚东”和“群益”两书社合并之事帮忙起草合并协议，又与汪孟邹到北京筹集股份。在琉璃厂偶遇老友沈尹默（时任北大教授），沈将此事告诉汤（与陈在日本成城学校相识)。沈和汤分别向蔡推荐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告知陈独秀就是当年的陈仲甫，还拿了几本《新青年》给蔡。蔡对陈原本怀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特别对于他早年编发《安徽俗话报》鼓吹民主思想很是钦佩。

翻阅《新青年》，更赞同其主张，认为陈“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决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蔡元培诚聘陈独秀的经挝十分感人，颇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精神。当时陈住前门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馆。蔡从汤处打听到陈住处后，亲自登门拜访。据汪孟邹1916年12月26日日记：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为什么谈了好几天呢？因为陈独秀起初不答应。

他回沪后对安徽老乡、老友、邻居岳相如说：

“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陈又提出正编《新青年》，摆脱不了。蔡则说：《新青年》可以带到学校里来办。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了解你。我不搞论资排辈，只求真才实学的人。没有教过书，可主要做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工作。陈独秀拗不过，最后答应：“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

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长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函称：

“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函覆。”随附教育部令称：“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5日，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布布告称：“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这个布告引起当年北大二年级学生冯友兰先生晚年一个回忆：

蔡元培先生到了，他当时先换文科学长。“新学长就是陈独秀先生”；“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二人一来，北大立即大变样。“文科的教授多了，学生也多了，社会对文科另眼看待，学校是变相的科举的观点打破了”。学生开始觉得入大学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并不是为取得个人仕途的“出身”。

就以学校的主题——教学而言，冯友兰接着说：

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有一个预定的表，然后拉着教师们去讲，让教师们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们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的机会，研究就是充实他的教学的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

从北大档案中看到，当时陈独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长之后排在第二位。

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签署批准温宗禹代工科学长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长是第一名，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学长夏元瑮等。

在领取薪金的签名簿上，第一名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学长陈独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学长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张表上李大剑是文科教授兼图书馆长，120元。毛泽东作为图书馆助理员，8元。

近20年后，毛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此耿耿于怀：“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八块。我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致他们都躲避我，大多数人们都不把我当作人类看待。”

此表陈列在北大旧址（现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红楼”)举办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地位。后来有人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李大钊放在陈独秀之上，甚至“红楼”东侧五四纪念碑的浮雕头像上有毛无陈。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亵渎。

3、由“一人一刊”到“一校一刊”

几乎与陈独秀被任命同时，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记者”笔名，发表了两篇蔡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的演说。这期主打文章恰是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二人观点完全一致。而这期通信中还有读者建议邀请蔡元培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从此，蔡元培也与《新青年》发生密切关系，不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动上也支持。

蔡改革北大的一个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说”就首发在《新青年》同年8月号。次年5月号发表了他的“大学改制”文章。11月欧战结束时的那期《新青年》，竟然发了蔡三篇文章与演说，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新觉悟的《劳工神圣》。这表明蔡元培与陈独秀的结合，不仅有历史情结，还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是互为影响，共同进步的。

陈独秀回沪后安排一下妻儿，只身再到北京。本来是试干三个月的（实际做了近两年半），没有长远打算，也就不必迁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带到北京，编辑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没有重点，蔡元培到校后重点扩充文理两科。

与文科教员接触后，陈独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态度和学识水平。他把志同道合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请进《新青年》编辑部。后来，又陆续增加归国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钊、高一涵、胡适以及鲁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阵营。

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编辑部会议，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