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如果不是易烊千玺，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在新年进入电影院观看一部关于残疾人的电影。
因为大众之间形成了无言的默契——不要盯着残疾人看，那样是不礼貌的。
如果一个电影，用大量的近景镜头对准了一个脑瘫患者扭曲的手指、抽搐的嘴角、萎缩的小腿肌肉，台下的观众会是怎样的反应。
它是在消费残疾人的苦难，还是在唤醒我们的基础常识？
“脑瘫”是一个骂人的词。
它通常在年轻人的对话里，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智商不高，类似于“智障”的近义词。
如果没有走进电影院，恐怕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脑瘫患者的智力确实有问题。就连易烊千玺进入《小小的我》剧组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脑瘫的名词解释是脑性麻痹（Cerebral palsy），患者在幼年早期出现的永久性运动障碍，每个患者的征兆与症状都不相同，包括肌肉协调性差、肌肉僵直、肌无力、吞咽及说话困难，以及颤抖等症状；同时患者也可能会有触觉、视觉，及听觉等感官损失。
一句话来说：脑瘫不是傻子，他们只是慢一点。
他们双商正常，可以读书写字，可以考大学，可以恋爱结婚。只不过说话慢一些，吃饭慢一些，走路慢一些。我们可以用“五慢症”来代替“脑瘫”，形容这些被困在残破躯壳里的自由人。
电影只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脑瘫的20岁男孩的暑假，遇见了什么样的人，迎上了哪些或异样或好奇的眼光。
影片一开场，我们就能看到刘春和肌肉萎缩的小腿。
他在没有旁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独立上楼梯，上得很慢很慢，但没停下来过。
他的每一步都是用脚掌内侧靠近脚踝的位置落地的，他的脊椎弯曲成了螺旋的形状，他的手指以一种高难度的姿势蜷缩在一起，如果你尝试模仿一下这种姿态，就会体会到手部抽筋的滋味。
刘春和摇摇晃晃地走向天台，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遗嘱。
一开头，电影就向我们迎面抛来了一股淡淡的死志。这是一个20岁脑瘫男孩经历的寻常暑假，也可能是他第101次想要寻死。
然而，在刘春和与死神之间，横亘着的是他的外婆。
和川渝街头的大部分嬢嬢一样，外婆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老年人。身上永远穿得花花绿绿，脑袋上顶着细碎的卷发，声音也很洪亮，走到哪里，空气就快活到哪里。
每当外婆和刘春和共处一室，你就会不自觉忘记刘春和是脑瘫患者这件事。外婆不阻拦他做任何事，正常孩子什么样，刘春和就什么样。
他会用弯曲的双手帮外婆叠丝巾，虽然叠得很慢，但却异常认真。外婆不催他，也不会过分关注他。
吃完饭之后，刘春和会自己端着碗去厨房洗碗，外婆也默认他自己可以做好。
刘春和过生日，外婆就领着他去和老年朋友们聚餐。即便旁人看他的眼光透露出异样，外婆却依旧嗓门洪亮：那咋了，他就是个普通人。
外婆甚至不会阻拦刘春和喝酒，因为喝酒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自主权利。任凭他歪歪扭扭的双手去够桌上的吸管，插进啤酒杯，歪着嘴啜饮属于大人的饮料。
刘春和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需要特殊关照的病人。
即便如此，整个家里的陈设都在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特制勺子，家里的扶手，复建用的拉杆，床边借力的绳子，所有场景都被岁月包浆了。看得出来，这个家庭在漫长的复建过程中，已经被磨平了伤痛。
在这个刚刚高考完的暑假，这个男孩和他的所有同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愿望清单——
他想填报师范大学，他想去教育机构实习，他想去咖啡馆打工攒学费，他还想谈恋爱。
他有做教师的梦想，他想像正常人一样站上讲台，更想用一份工作来证明自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就算所有人投来的眼光是异样的。这些眼光里有怜悯，有好奇，有害怕，也有躲避。唯独没有直视。
后来，当他站上了教育机构的讲台，选择了一首袁枚的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其他诗人都把苔当作花朵边缘那个不起眼的配角，只有袁枚写的苔，本身就是花，有自己的想法、冲动、主体性。即便它没有牡丹艳丽，也有和牡丹平等的权利。
刘春和的声音从颤抖，到逐渐坚定，再到连贯，越来越自信。他的这次讲台授课也让银幕外的观众看懂了：除了肢体困难，他的思维像我们一样清晰，甚至更有想法。
但现实生活就像台下的学生一样。
孩子们年纪太小，还无法理解这样的症状意味着什么。在电影的幕后纪录片里，我们才发现，这一幕其实根本没有演员，甚至没有导演引导，镜头记录的是现实发生的状况。
台下的孩子们看着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并没有认出来他，而是发出阵阵窸窸窣窣的笑声，有个孩子直接发问：“你神经病吧。”
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未经规训的小成员们，面对脑瘫患者最真实的反应：嘲笑。
那么被规训过的大人，面对刘春和是怎样的态度？
大约是躲避。
在公交车上，刘春和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给一位抱着孩子的女性让座。孩子对着刘春和笑，女人却把孩子的脸扭到一边。她既感谢了他，又无法直视他。
当刘春和摔倒在公交车上，司机的第一反应也是：你都这个样子了，就不要坐公交车了。潜台词我们都能想到，也是大多数人内心隐蔽的声音——残疾人在家里待着就好了，你出门，我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你？
人们在巨大的政治正确中进退维谷：不能公开嘲笑，也无法在内心正视。现代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隐形歧视一直都存在，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很清楚。
在咖啡馆，刘春和想要一份工作，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工资卡。哪怕只是几百块，也是属于他的尊严。
咖啡馆老板表示“我们只想招一个普通人”，他艰难但坚定地回答“我是一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为了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他在咖啡厅里咬紧牙关，大声背诵着《报菜名》。
有人会觉得尴尬，有人会觉得心痛：他只有下定更大的决心，挑战更难的问题，花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证明自己也有劳动的权利。
和咖啡馆中沉默不语的顾客们形成互文的是，许多观众表示自己被这部电影“尬”到了。大家不理解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形象，为什么要让他在大银幕上出现，为什么要用镜头对准他的身体细节。
就像是电影里沉默的路人甲乙丙丁。
整部电影里，唯一接纳刘春和的，是外婆和她的老年合唱团。
脑瘫患者和老年人，他们都是社会最边缘的那群人，是被疾速前进的社会甩下车轮的弱者。在一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地方，对弱者最大的善意，似乎就是选择性忽视他们。
刘春和每天陪着外婆去老年合唱团排练，这些老人一开始笑他是“哈儿”（傻子），后来逐渐和他融为一体，把他当作一个正常孩子看待。
刘春和在这群老年人之中，第一次感到“被需要”。这些不会人脸识别和扫码支付的老头老太们，依靠这个唯一的年轻人教会他们跟上时代的步子，虽然年轻人自己都步履蹒跚。
这是边缘人群互相依赖的故事。故事的缘起，是编剧游晓颖听说的现实。
她的妈妈在一个老年合唱团里，遇到了一个老太太带着她唐氏综合征的外孙。于是，这个被主流社会排挤的唐氏孩子，每天和这群老年人在一起玩。
只有老年人不会嫌弃他。
《小小的我》是真正的“全女班底”。
编剧游晓颖写出了这个特殊人群的故事，监制尹露在《送你一朵小红花》时期和易烊千玺有过合作，给他看了《小我》的剧本，拉来了这位有争议的青年演员。
再加上杨荔钠，补足了创作者的女性视角。
如果你看过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你就会了解她独一无二的作者性：她极其擅长处理中国家庭内部矛盾的亲情，尤其是母女关系，那是一种“既要伤害你，又要帮你擦拭伤口”的切肤寄生关系。
《小我》最精华的部分，并不是观看易烊千玺如何演脑瘫，而是那两位围绕着他的女性，她们共同构成了母爱的一体两面。
外婆烈火烹油，鲜艳浓烈，她用汹涌的爱意滋养着刘春和，让他成为一个自尊完整的人。
而蒋勤勤饰演的暴君母亲，则代表了亲缘关系中的暗面。
杨荔钠平时会看《动物世界》，她发现，母狮子既会为了幼狮战斗至死，也会吃掉体弱多病的孩子。这就是动物性的残酷。人也一样。
刘春和的母亲几乎没有笑过一次，眉间总是蹙成一团。她的青筋突兀地爬上了额头，只要一生气，脸上的斑点和红血丝就更明显。像每一个更年期的妈妈一样，她的身上带着真实潮热的痕迹，脑门前总是汗津津的。
她不希望刘春和过生日。她控制着刘春和每天要吃的食物，要穿的衣服，要写的作业，要读的大学，她否定刘春和不切实际的教书梦。这种控制，更像是一位过度自责的母亲的隐形发泄方式。
当刘春和一步一步挪向了刚出生的妹妹，想要伸手触碰的时候，母亲发疯似的一把就推开了他，生怕脑瘫会通过空气传播一样。
直到最后我们才听到母亲的自白：那份带着怨怼的愧疚，实际上出于深不可测的自责。
脑性麻痹是因脑部发育异常，或脑部用来控制移动、平衡和姿势的部位受损所导致。这些问题最常出现在怀孕时，也可能出现在生产时，病因大多不明，但包括了分娩困难的情况。比如许多脑瘫患者是因为其母亲在分娩过程中发生脐带绕颈的情况所导致。
母亲不喜欢给刘春和过生日，是因为自己生产那天不会用力，影响了分娩过程。她可能无数次设想过，是不是因为自己不会正确地用力，才让原本健康的孩子过上了特殊的人生。
刘春和小时候喜欢藏进行李箱。有一次，父母找不到他了，藏在行李箱里的刘春和听到了父母的对话——是不是真的弄丢了他，日子会好过一点。
年幼的他默默听着这句话。如果他真是傻子，反倒是他的幸运，但可惜他不傻，他能听懂。
他清楚知晓自己是一个累赘，才会问出“妹妹会想要一个我这样的哥哥吗？”这样的话。
这些自我诘问和人性的幽暗，砸在了所有特殊人群的家长身上。
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照顾杀人”（介護殺人），意思是亲属照顾长期患病的患者，亲情和耐心被漫长的时间消磨殆尽，身体疲惫，积劳成疾，而患者仍旧毫无起色，照顾者将会感到巨大的挫败，从而对患者产生不当照顾，甚至与患者同归于尽。
在《小我》的幕后纪录片里，剧组走访了许多脑瘫患者的家庭。
其中一位患儿的父母，和刘春和的父母一样，也生下了二胎。父母对着镜头说，很多时候，他们都因为这个特殊的孩子，自卑得抬不起头。
当父母对着镜头诉说着这些年的倾家荡产为孩子治病的疾苦时，镜头却转向了角落——沉默的脑瘫患儿躲在卧室里，把自己的门悄悄打开一条缝，听完父母的哭诉，他又轻轻闭上了门。
他的父母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时候宁愿他傻一点，因为他啥也不懂他就没有痛苦。但是糟糕的是他懂。”
外婆和母亲，两个女人表面上进行的是一场关于母爱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暗藏的是对彼此的爱意。这种爱意彼此绞杀，彼此缠绕，令人窒息。
外婆刚生下母亲便前往西藏打工赚钱，让母亲当了整整15年留守儿童。正是因为缺乏母爱的样本，母亲才无法习得正确做母亲的方式。
而外婆年老之后，将亏欠母亲的那份母爱，加倍奉还给自己的外孙，这让本就不舒服的母亲更加不满：为什么不在你做母亲的时候，好好去爱自己的孩子？
就像外婆也从来没告诉母亲，自己用丝巾遮盖的伤疤，是当时打工的时候为了保住女儿的奶粉钱，被歹徒用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松手。
“怕她难受，又怕她不难受”。
她们二人不会开口表达，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这种隐秘而残忍的爱的错位，像许多个中国家庭一样。
直到死亡降临，人们仍然紧闭双唇。
当我们抛开剧情来看，躲不开要讨论一个难堪尴尬的问题——
这部电影是否是一部用来给四字冲影帝的工具片？
在他拿出了让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的表演之后，争议如约而至。
有人诙谐地调侃他面相变了，“前几年不是还好好的吗，在哪里捐款啊？”
有人盛赞他的演技“成了影片唯一的看点”，贡献了“世界级的表演”。
当然，更多负面评价如约而至。
“疑似全员陪易烊千玺冲刺影帝”“残疾人不是你们208万（明星）拿来镀金塑身的工具”“不是长得丑就能当演技派的”“吃相过于难看”。
当评价在一星和五星之间反复横跳的时候，评价也就失去了它的参考意义。
只能说，这部电影“成也四字，败也四字”。
如果没有他巨大的流量加持，恐怕一部自带公益性质的电影，无法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但是主创一旦使用了他的光环，就不可避免地被怀疑用心。就像魔戒一样，戴上它之后，就必须做好被它灼伤的准备。
但如果抛开流量和舆论，单从表演的角度看，易烊千玺的表现如何？
仅从我个人的角度，他的表演是合格的，并且超出预期。
表演一个脑瘫患者，需要严苛到精准的肌肉控制。具体部位的扭曲，必须保持从头到尾的连贯一致，否则就会被人捉到马脚：你果然在演。
既不能过度丑化，让人感到冒犯；也不能用力太小，让人觉得轻浮。
演员不仅需要形似，还必须让整个躯体洗刷掉所有关于自己的特征，彻底变成角色本人。具体可以参考《万物理论》里的小雀斑以及《绿洲》里的文素利。
其实易烊千玺也并没有很快入戏。他看了许多患者的视频，对着镜子也练了很多次，都觉得自己演得不精准。直到有一天，嘴里长满了口腔溃疡，他才逐渐开始明白如何表演脑瘫患者的说话方式。
“得有一个多星期、快两个星期的时候，才会真的从比较猎奇的、幅度比较大的肢体的惯性，到真的找到一个日常感。包括语言、发音上面不能让观众听不清，也不能太过让观众感觉不适。”
一开始剧组也试过给他化妆，但效果并不理想，他自己也不满意。
后来就是我们在影院里看到的，他在没有任何特效化妆的帮助下，纯粹靠表演改变了面相。影片一开始拍摄他上楼的片段，能看到特殊的皮肤肌理，如果你观察过身体功能失调的病人，小腿肌肉萎缩之后就会变成那样。
对于他这样本就自带争议的演员，想要让观众忘记“易烊千玺演脑瘫”这出肢体奇观，回归到刘春和这个角色如何面对生活，难度的层次又多了一倍。
令人意外的是，他其实做到了，虽然做得很辛苦。
那些对准身体缺陷的镜头，并不让人感到对流量明星的猎奇，只有害怕刘春和下一秒就摔倒的焦虑和担忧。
比起模仿，在保持脑瘫患者肢体状态的前提下说台词，并且还要把控台词的节奏和情绪，才是真正的挑战。
在几场情绪浓度很高的戏里，他在保持肢体僵直、口齿不清的同时，能准确传递出台词的起承转合，眼神和声音配合台词变化情绪——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位合格的职业演员了。
而整部电影的高光场面，一定属于那场“甜美的自杀”。
刘春和在咖啡馆里，配合门店的关爱残疾人公益宣传，亲手做了几盒牛轧糖。
他先是想送给喜欢的女孩雅雅，结果对方被他的轻轻示爱吓了一跳，慌张地仓皇逃走。后来他回家，想把糖送给妈妈，结果得知妈妈生完二胎血糖不稳定，不能吃糖。
这盒送不出去的牛轧糖，像一把过于甜美的匕首，扎在了刘春和的气管上。
他默默剥开糖纸，一颗一颗塞进嘴里，直到塞了五六颗之后，他连糖纸也不剥了，直接囫囵地送进口腔。他吞咽困难，平时吃饭喝水都会不小心呛到。他想用这盒没人接受的糖，送走自己这条没人接受的生命。
气管几次被糖呛得干呕，眼泪和鼻涕混作一团，脸颊慢慢变红，青筋爬上额头。那一坨甜蜜的牛轧糖，死死绕住了他的脖子。
如果你留心观察，易烊千玺的选片也很有意思。
他一边向主旋律看齐，一边又像奖励自己一般，去出演一些靠近底层的角色。
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夺奖的取巧和捷径。但是，当他的同龄人扎堆挤在烂片和古偶剧的粪坑里的时候，他至少没有弄脏过双手。
平心而论，冲影帝也没有什么好指摘的，不冲影帝难道躺在地上等奖砸吗。
即便是莱昂纳多、查理兹·塞隆和克里斯蒂安·贝尔，也都有过“饰演突破性角色冲影帝影后”的嫌疑。
这份野心放在整个内娱大环境来说，反而算易烊千玺在演员的职业道路上，保留的一些可贵的职业追求，甚至超过了许多年纪比他大许多的内娱演员。
食得咸鱼抵得渴。一个流量出身的艺人选择做一名真正的演员，就要接受各个层次的评价，难听的，好听的，都得吞下去。
刘春和这个角色，似乎也和他本身形成互文：一个注定会被各种眼光打量的人。
他的努力也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悖论，越努力，越居心叵测，越心怀鬼胎。就连导演杨荔钠也被观众质疑，明明身为女性，已经站在一个可以有所表达的位置上，却仍然选择给男性流量拍影帝片，简直是另一种背叛。
最后的问题是，《小小的我》算得上一部好电影吗？
算，也不算。
电影的叙事确实比较松散，戏剧冲突也不够深刻。
最失败的，就是周雨彤饰演的雅雅这一女性工具人角色。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对刘春和好奇。
电影想要模仿李沧东的《绿洲》对残疾人爱欲的展现，却终究没有学到内核，缺乏残酷、深刻与悲悯。
雅雅的出现和消失，更像是外界对刘春和的一次短暂的窥探。当刘春和真情实感地伸出双手，女孩立刻便吓跑了。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冲突与纠结，只有浅浅的试探。
这也是我们对刘春和境遇的一瞥：他或许能收获异性的好奇，但他很难收获异性的爱情。
史铁生的《病隙碎笔》里写过，性功能障碍是大众为他们设下的最坚固的隐形壁垒。
但它有独到的人文关怀。
监制尹露说，这部电影“不能让观众看得太难受，但又不能轻飘飘”，所以这个故事并不好写，也不好拍，更不好演。
我们只有把视角还给残疾人本身，才能避免“歧视残疾人”。他们渴望的不是俯视，而是平视。
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求职，为什么学车，为什么想谈恋爱。原因很简单，他想“被需要”，想体会做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就像刘春和也有正常的性欲，也会做春梦遗精。我们看到残疾人的时候，总会不自觉联想到性功能的损失。但至少这部电影宣告了：残疾人的性需求并不是一件畸形的事。
健全的人，会说这部电影用1%的幸运美化了99%残疾人的苦难；而真正的脑瘫患者，在无数个评论区里由衷地为一部看见他们的电影开心。
它不算多么伟大的电影，但至少不是煽情卖惨的烂片。
脑瘫不是傻子。这句科普给全国观众的台词，重构了大多数人的基础常识。
中国有8000万残疾人，但我们平时在大街上很难遇到他们。他们藏起来了吗？躲在家里吗？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杨荔钠想要找的答案。
有人质疑过，刘春和连写字都困难，怎么可能考上大学。但事实上，我自己就在大学本科见到过患有脑瘫的同学。学校专门为她安排了一楼的宿舍，她的母亲常年陪读。
在映后流传了这样一张聊天截图，一位脑瘫患儿的妈妈说，班上很多孩子去看完电影，回来都愿意和孩子玩了，说“原来他不傻”。
脑瘫患者不仅可以读大学，可以写论文，还可以写诗。
我们都知道余秀华，但我们大多不知道，刘春和在影片中念出来的那几行诗，就是脑瘫诗人龚苏的作品。
或许这部电影的出现，可以真正推动社会的转变，哪怕只是一厘米。
在互联网上，喜欢“地狱笑话”的年轻人经常用“糖人”“半糖人”（唐氏综合征）来攻击辱骂对方，意为“智力有问题”的人。就像“脑瘫”这个词一样，另一种残酷的疾病也被互联网污名化，成为了网络热梗。
但这部电影之后，至少有人愿意改掉自己的口癖，不再骂人是“脑瘫”了。
我们总是羡慕韩国有改变社会的好电影，但实际上，我们也拥有了一部这样的电影，哪怕它做得还不够好。
影片结尾，刘春和的手里捧着一本书，是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一个农民的儿子变成知识分子，经历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
这些被普通人厌恶的“庸常世俗”本身，却是另一群人梦寐以求、一生不可企及的宝物。
如果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还停留在流量与影帝之争上，就太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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