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的一个清晨,太行山北麓的雾气像湿棉一样贴在山坡上,枪声在谷底拖出回音。日军一个小分队正穷追联络员司凤梧——他们要抓的是向第五分区传送作战情报的关键人物。山道狭窄,落叶打着旋儿飘下,踩一脚就泥浆四溅,司凤梧的伤腿微微发颤,形势却不容停步。
他忽然想起临行前母亲低声叮咛:“带他们去那儿吧,让他们回不来。”短短一句,在耳边炸开。那“那儿”,是罗姐寨后侧的蚂蚁山,本地猎户都躲着走的地方。司凤梧心里一横,折向一条少有人踏的羊肠路,把日军引进密林深处。
蚂蚁山并不高,树木却密得像织篱,岩缝间白骨时见。老人们说那骨大多是野兔、黄羊,被蚁群啃得精光。说法听着吓人,可多半当故事讲;真到关键时,故事也能变成武器。司凤梧钻进灌木,片刻不见踪影,身后脚步声却踩得枯枝连响。鬼子哇啦叫着,子弹乱飞,树皮被削得劈啪作响。
山腹有一道紫褐色石梁,石梁下横七竖八散着拇指粗的蚂蚁洞。当地人称“红林蚁”,性子泼辣,稍有震动便倾巢而出。司凤梧在石梁边停一停,拔下卡壳的驳壳枪底座,重重敲在岩面,叮当声在空谷回荡。碎石滚落,洞口里的红林蚁像沸油里的麻花,呼啦涌出来。
紧跟上的日军看不见蚁穴,只觉得脚腕一阵钻心,低头一瞧,裤脚乌黑蠕动;再抬头,满面惊恐。“退后!”军曹吼了一声,却见蚂蚁顺着枪托、皮带、脖颈往上爬。有人开枪打草丛,却更惊得蚂蚁群乱窜。三分钟不到,尖叫声此起彼伏,原本纪律森严的小分队乱了套,一半朝山下滚,一半陷进更深的密林。
司凤梧在山崖另侧窥看。远处树荫下,日本兵身影东倒西歪,黑点铺成一层细浪,把落叶都染成暗红。硝烟混着蚁酸,空气刺得人喉咙发涩。他擤一把鼻血,沿着山脊绕行,天黑前就赶回隐蔽村,交出了新的日军兵力部署图。
事情传开后,“蚂蚁吃鬼子”的说法在周边十几个村口口相传,越讲越玄。可司凤梧始终只说一句:“山是我家门口的山,蚂蚁也是山里的蚂蚁,谁闯进去,谁担责。”他不肯在战功簿上添这一笔,理由很简单——不是人力直接杀敌,就算不上首功。这份倔强,倒让首长连连称奇。
战后档案清点,罗姐寨方向那支日军小分队确确定为全灭。关东军司令部电文里出现一句模糊表述:“部队进入山区后与总部联系中断,或遭匪军伏击。”司凤梧对“伏击”二字只淡淡一笑。山里的蚂蚁不懂政治,也无需军功章,却成了最安静、也最致命的盟友。
有意思的是,1946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所考察太行山区,对红林蚁的活动特性有过简短记录:巢群密集处,数百巢形成网状防区,活体试验表明,中型哺乳动物被持续叮咬后两小时内失去行动力。这段冷冰冰的文字,在后来整理抗战口述史时,与司凤梧的经历意外对照,像两块拼图严丝合缝。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山区公路通车,罗姐寨逐渐热闹。游客进山,常听村民嘱咐:“蚂蚁山别乱踩,小心脚底钻风。”这种半真半假的警告多少带着商业味道,可那片石梁依旧封闭,无人开路。地方政府曾请林业专家勘察,结果是“保持原状,勿扰生态”。文件虽然寥寥几行,却隐含一种默契:让山里那支无形“游击队”继续守着自己的领地。
值得一提的细节:司凤梧退出部队后,腿伤老寒折磨得厉害,他自己用镊子取出碎骨,靠草药硬挺过来;可聊起战事,他只字不提疼痛。常有娃娃缠着问蚂蚁山的故事,他拍拍孩子脑门,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打仗挺吓人,可最怕的是心虚。”这话听着朴素,放在蚂蚁山那场生死关头,意味却格外沉重。
1995年,县里给老人补发抗战纪念章,镶着金黄边,分量不轻。他把奖章挂在炕头,却将那块敲出蚁群的破枪托留在枕边。熟人问为啥,“纪念品”三个字掷地有声。对他而言,枪托比金属更贴近当年那口血与火。
2009年秋,九十三岁的司凤梧在家安然离世。后事简朴,灵柩停在院子一夜,第二天抬往山脚公墓。送葬队伍经过罗姐寨口,老乡们自发停工,摘帽肃立。风把松针吹得簌簌作响,有人低声念叨:“蚂蚁山又多了一个看山人。”
如今,太行山旅游手册上,“蚂蚁山生态禁区”被标作红线。年轻驴友站在观景台纳闷:一群蚂蚁能厉害到何种程度?资料里只留一句注脚——“1942年秋,八路军某联络员利用自然条件歼灭敌人,保障了太行军区情报通道”。简单到极致,却比任何传奇都更像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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