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黄河岸边冰凌尚未融化，朱德、刘少奇率工委渡河北上。河风猎猎，几位首长站在船头，望着对岸的太行山，说得最多的词却是“集中”。那时，华北战场一年多连吃败仗，晋察冀部队在大同、承德、张家口接连受挫，士气跌到谷底，中央终于决定亲自进场“把脉”。
时间再往前推几个月。1946年冬，聂荣臻在阜平的砖瓦房里向中央发电：野战军机关撤并可以执行，但四个纵队如果再拆，华北战场将陷于被动。陈云在延安仔细推算全局，仍要把杨得志的一纵调回刘邓麾下，最后只同意“人留下、部队归还”这个折中方案。于是，一纵回了晋冀鲁豫，司令员杨得志却成了晋察冀军区的“借将”。
此时的晋察冀军区只剩不到五万机动兵力。开初裁军是全军统一行动，晋察冀却执行得最彻底：九个纵队削到四个，各纵队又自砍编制。年轻指挥员觉得“精干”，老资格却担忧“骨头被刮”。杨成武、郭天民、李志民曾联名找聂荣臻理论，却只能无奈散去。
兵少、枪旧、粮紧，问题更多出在打法。1946年7月至9月，大同集宁、承德、张家口连续失利，一条北上通道被硬生生撕成两段。杨得志后来写到那个阶段：“不是不拼命，是没法子集中兵力，一到酣战就变成和敌人挤在一条道上‘顶牛’。”
部队牢骚也随之而来。夜里宿营，战士们围着火盆嘟囔：“怎么老是跟敌人顶牛？”杨得志听在耳里，只能用“再熬一熬”安抚士气，却清楚问题在指挥体系。当时没有独立的野战军机关，军区既抓作战又抓政务，决心慢一步、情报慢半拍，常常错过全歼良机。
易满战役便是一例。1946年10月聂荣臻想在易县、满城夹击孙连仲部，战前判断准确，但收网时只吃掉敌人七千余人，主力部队依旧脱逃。二战易县更闹笑话：4纵与3纵7旅听到“敌东窜”的假情报，未打招呼就去追，结果空跑一场，还放走已被包围的94军。彼此配合松散，可谓华北战场的顽疾之一。
进入1947年，中央工委到来，朱德提出三条硬规矩：兵力要敢于集中；专打敌侧背；平原也要下决心搞大包围。规矩之外，先从体制动刀。野战军机关重建，专司作战；军区转管后勤与民政。聂荣臻推荐杨得志执掌新野战军，罗瑞卿、杨成武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这样，一条清晰指挥链终于成形。
杨得志上任后把“顶牛”二字视作耻辱。他将主力分成快慢两翼，快翼练急行、夜行，慢翼专攻顽固据点。5月的小试牛刀取得效果，战士们第一次尝到“主动拦截”的滋味。9月，为策应东北军工势，他选择保定北部的徐水做跳板，并布下围点打援的钩子。
战场节奏迅速升温。国民党94军六个团沿涿县方向来援，16军四个团自霸县侧插，罗历戎的第三军滞留石家庄。看似三路呼应，实则距离拉得过长。杨得志先在徐水牵制16军，主力南折截击94军。双方正酣时，蒋介石命罗历戎火速北援。此刻很多人主张固守待援，杨得志却拍板：“分兵，两昼夜抢到清风店。”一场百余公里的急行军在夜色中展开。
清风店一役，野战军以七个旅合围第三军，短短36小时全歼罗历戎部与直属炮兵近一万人。孙连仲在保定拍桌惊呼：“共军没汽车，怎么可能二十多小时跑二百里？”这句质疑后来成了杨得志指挥艺术的注脚。战后缴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要图》直接送上案头，野战军乘胜扑向石家庄，守城部队仅凭半成品工事撑了十小时便弃城而逃。
清风店—石家庄两战连环，终于在华北撕开一道缺口。从此，晋察冀不再被动挨揍，战法由“顶牛”转为“各个击破”。对士兵来说，牢骚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时候再来一次清风店”的期待。对指挥员来说，大兵团协同、快节奏穿插、围点打援这几件武器，已在华北战场磨得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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