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仲镇计生办的窗棂上，积了厚厚一层灰。钱时兴靠在褪了漆的木椅上，两脚翘在办公桌上，皮鞋尖晃着午后昏黄的光。
邓中兴捧着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时，钱时兴眼皮都没抬：“小邓，去给我打壶热水。记住，要滚开的，温吞水泡不开我这龙井。”
“好的，钱主任。”邓中兴放下报表，提起墙角的铁皮暖壶。
“等等。”钱时兴瞥了眼他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我说小邓啊，你这身打扮，走出去可丢咱们计生办的脸面。你爹妈不是在乡下种地么？怎么也不给你置办身像样的行头？”
邓中兴的手指微微收紧，脸上却平静：“我父母供我念书已经不容易了。”
“哼，念书顶什么用？我高中毕业接我爹的班，这不也当上主任了？”钱时兴弹了弹烟灰，“去，快打水去。”
邓中兴转身时，看见桌上摊开的村民准生证申请材料，其中一份夹着一盒未拆封的中华烟。他脚步顿了顿，终究什么也没说。
钱时兴在镇计生办已经干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他接替退休的父亲，从最基础的计生员做起。那时他还抱怨过，嫌这工作“没油水”。可渐渐地，他摸出了门道——准生证批不批，独生子女费发不发，什么时候发，都有“操作空间”。
下午，河西村的老王头来了，佝偻着背，手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
“钱主任，我儿媳妇的准生证……”
钱时兴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材料：“材料不全啊，还缺个证明。”
“啥证明？镇医院不是开了么？”老王头额头上冒出汗珠。
“我说缺就缺。”钱时兴往椅背上一靠，“不过嘛，也不是不能通融。你儿子在县城建筑队干活吧？我小舅子家正盖房子……”
邓中兴在旁边整理档案柜，手停在半空中。老王头颤抖着把塑料袋放在桌上，露出一条红塔山和两瓶酒。钱时兴这才露出笑容：“我看看啊，哦，原来证明在这儿呢，刚才没翻到。”
老王头千恩万谢地走了。邓中兴终于忍不住：“钱主任，他家的条件我了解，那两瓶酒得是他半个月的菜钱。”
钱时兴冷笑：“小邓，你还年轻。在这基层，不会‘办事’，谁拿你当回事？你看你，天天加班加点，整理那些破档案，谁领你的情？”
“为群众服务不需要谁领情。”邓中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
“嗤——”钱时兴点燃一支烟，“农村出来的，就是死脑筋。”
那年秋天，镇里分配来一个大学生村官，叫林晓月，暂时在计生办帮忙。钱时兴的眼睛亮了，整天让她“跟主任多学习”，端茶递水，陪酒应酬。对邓中兴，却越发挑剔，报表上有个标点错了都要训斥半天。
邓中兴不争不辩，白天完成工作，晚上就在宿舍看书。昏黄的灯光下，《党章》《公务员法》《纪检监察实务》被他翻得起了毛边。有次钱时兴偶然看见，嘲笑道：“怎么，想考走？就凭你？”
邓中兴只是笑笑，继续看书。他想起父亲送他出村时的话：“儿啊，咱家穷，但骨头不能软。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种红薯。”
机会来得突然。汉东省纪委面向基层招考公务员，邓中兴报了名。考试那天，钱时兴故意安排他下村收报表，他凌晨四点起床做完工作，赶最早一班车去县城考试。
放榜那天，邓中兴的名字赫然在列。钱时兴第一次正眼打量这个农村来的年轻人，眼神复杂：“倒是小看你了。”
临走前夜，邓中兴在计生办整理最后的工作交接。月光清冷，照在那些泛黄的档案上。他翻开河西村老王头家的卷宗，里面夹着几张皱巴巴的欠条复印件。钱时兴索要的“好处”，远不止烟酒。
“钱主任知道你在看这些吗？”门口传来轻柔的声音。
邓中兴抬头，是林晓月。她走进来，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这是我几个月暗中记录的一些东西。不只河西村，还有东洼村、柳树沟……至少十几户。”
邓中兴接过，沉甸甸的。
“你要去省纪委了，这些用得上。”林晓月顿了顿，“镇上很多人怕他，不敢说。但我知道，你不一样。”
邓中兴看着这个勇敢的姑娘，郑重地说：“谢谢。我向你保证，不会辜负这些材料。”
到省纪委报到后，邓中兴被分到纪检监察室。他埋头苦干，从最简单的线索梳理做起。同事们很快发现，这个从乡镇来的年轻人，对基层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办案时总能看到别人忽略的细节。
一年后，室主任老陈交给他一封举报信：“上仲镇计生办主任钱时兴，长期向群众索要财物。你看看，是不是你原来工作的地方？”
邓中兴接过信，手微微颤抖。不是激动，而是责任的重压。他想起老王头佝偻的背，想起林晓月期待的眼神，想起父亲“当官不为民”的嘱咐。
“是我原来的领导。”邓中兴平静地说，“我申请回避。”
老陈却摇头：“不，我要你主办这个案子。正因为你了解他，了解那个环境。记住，纪委办案不是为了私人恩怨，是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
回到办公室，邓中兴打开保险柜，取出林晓月给的那个牛皮纸袋。材料已经泛黄，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他开始写初核方案，窗外华灯初上，映着他专注的脸庞。
调查进行得很谨慎。邓中兴带着同事，以调研基层计生工作名义回到上仲镇。钱时兴见到他，先是一愣，随即堆满笑容：“哎呀，邓主任！省里来的领导了！快请坐！”
“钱主任别客气，还是叫我小邓吧。”邓中兴环顾办公室，还是那张褪漆的桌子，还是积灰的窗棂，只是墙上多了面锦旗，落款是几个熟悉的村名——正是被索要过好处的村庄。
钱时兴滔滔不绝地介绍“成绩”，邓中兴静静听着，偶尔提问。当问到河西村老王头家的准生证办理情况时，钱时兴的笑容僵了僵：“这个……具体记不清了，都是按政策办的。”
“政策要求公示收费标准，你们公示了吗？”
“要求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平均用时多少？”
“独生子女费发放名单能看看吗？”
问题一个接一个，钱时兴额头冒汗。他试图用“基层情况复杂”搪塞，但邓中兴对计生业务的熟悉程度远超他的预期。
离开时，邓中兴在镇政府大院遇到了林晓月。她现在已经调到镇党政办了，气质沉稳了许多。两人默契地没有交谈，只是点了点头。但邓中兴知道，她给的资料，已经成为调查的关键突破口。
取证过程艰难。许多村民一开始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邓中兴和同事一户户走访，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灶台边，用最朴实的话解释党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老王头最初直摆手：“没啥，钱主任对我们挺好的。”直到邓中兴说出他儿子在建筑队干活、小舅子家盖房子的事，老人眼圈红了：“那两条烟、两瓶酒，是我老伴捡破烂攒的钱啊……”
三个月后，初核结束。证据确凿，钱时兴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侵害群众利益等多条问题。省纪委批准对其立案审查。
实施留置那天，邓中兴没有去现场。他在办公室整理案卷，夕阳的余晖照在“上仲镇计生办主任钱时兴案”的卷宗封面上。电话响了，是办案点同事打来的：“钱时兴提出想见你一面。”
邓中兴沉默片刻：“按规定，我不能单独见他。但如果有忏悔材料，可以按规定转交。”
一周后，他收到钱时兴写的《忏悔书》。厚厚十几页，字迹潦草。前面多是辩解，到后面，渐渐有了反思：
“我忘了自己也是普通家庭出身，忘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看着那些和我父亲一样满脸皱纹的乡亲，我怎么就伸得出手？我把年轻干部当成佣人使唤，把群众的信任当成捞钱工具……我最对不起的是邓中兴这样的好同志，我曾经嘲笑他的正直，其实是在嘲笑自己的堕落……”
邓中兴合上忏悔书，望向窗外。城市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他想起了上仲镇夜晚的星空，想起了计生办那盏昏黄的灯。如果当年自己没有坚持离开，现在会怎样？如果基层有更多钱时兴这样的干部，党的形象会受多大损害？
他打开电脑，开始撰写案件剖析报告。在最后部分，他写道：
“钱时兴案件的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丧失，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利工具。此案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对基层‘小微权力’的监督，防止‘蝇贪’啃食群众获得感。同时，要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和培养邓中兴式的好干部，为他们提供成长平台，让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在基层蔚然成风……”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屏幕上“邓中兴”三个字格外醒目。他想，这已经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种责任——对所有还在基层坚守的、像他曾经一样的年轻干部的责任，对那些期待公正的群众的责任。
窗外，月光如水。邓中兴关掉电脑，拿起外套。明天，他将前往另一个乡镇，开始新的调查。道路还长，但每一步，都踏在坚实的土地上。
他想，父亲说得对：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种红薯。而为民的路，就在脚下，就在每一次选择中，就在对每一份权力的敬畏里。
这，才是真正的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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