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十五五’将是人均GDP由1.2万美元向2万美元发展的增长期，也是善经济发展的爆发期，医疗慈善大有可为！”
2025年11月12日，是白求恩同志逝世86周年纪念日，也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特别时刻，“薪火十年，益心同行——赓续白求恩精神暨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创始院长王振耀正在舞台上发表演讲，掷地有声。
在这篇题为《健康中国 2030：医疗慈善的使命与创新》的主旨演讲中，王振耀指出，中国医疗慈善事业正处在从“弥补缺口”向“系统引领”转型的关键跃升期。应正视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不平衡问题与社会复杂需求，同时把握国家战略与“善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打造专业化公益平台、深化跨界融合，在服务重点人群、提升公共健康体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推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同时，王振耀还对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十年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十年间，基金会将高深的医学专业壁垒，化为了惠及超过5637万人次的公益暖流，颇为不易。也因此，他对基金会的下一个十年寄予厚望。
而在活动后台的会客厅，王振耀与《华夏时报》记者展开了一场更为深刻，甚至略显“锐利”的对话：从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公益实践中能汲取怎样的智慧与经验？当前制约中国医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和志愿者精神，在今天是否依然铿锵有力？
更为珍贵的是，采访期间，王振耀与记者的对话一度“跑题”，话题投向了整个中国公益慈善界的“暗伤”——过度“问责”导致的内卷、不合理薪酬造成的专业人才流失、“埋着头说奉献会造成虚伪”的警示，以及将公益人架上“祭坛”的不当“绑架”等等——他的批评毫不客气。
事实上，在这场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王振耀多次提高声量、加重语气，一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他“痛批”灾区医护人员一般，严厉的言辞与背后的迫切之心形成呼应。
当记者感慨其“为公益圈的人发声”时，王振耀再次加重语气说道：“我发声，你可以写出来，你一定写出来这种声音！”
如此，记者尽可能将对话完整呈现，以期更多读者看到：王振耀所呼吁的，是直面这些被反复言说的行业沉疴，让公益从追求“问责”的焦虑中解脱，回归专业、“责信”的品格，完成一场从“祭坛”到“圣坛”的理性重建。
以下为采访实录：
《华夏时报》：今天是白求恩同志的逝辰，今年也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成立10周年，回顾这十年，您认为基金会最核心的发展成果是什么？它为我们中国民间的医疗慈善组织提供了哪些宝贵经验和智慧？
王振耀：那（成果）太大了。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这十年，为医疗和慈善的链接，搭建了一个最为坚实的或者说影响力最大的枢纽和平台。
数据说得很清楚：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十年期间，累计公益规模超过33亿元人民币，项目覆盖全国31个省份、千余家医院，开展数万场医生培训和患者教育活动，帮扶基层医生近10万人次，累计受益人群近5637.2万人次。涵盖了从社会公益、公益捐助，到医生教育、医学研究、知识传播等多个领域。十年间，能将医疗这么专业的问题化为普惠的社会公益项目，做出这么大成效，这是它最大的贡献。还有太多的专家、院士、名医，包括基层医务工作人员投入进来，一个基金会能动员数十万医务工作者投入这么一个广阔的公益领域，它的贡献应该说是罕见的。
如果说对其他公益组织有什么很好的启发，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学学，如何让专业与公益结合，建立一个高效的转化枢纽——这是现在公益界特别需要的。不然好像专业是专业，公益是公益，好像公益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救苦救难。现在很多专业人士想做公益，但渠道不通；公益界也需要专业人士，但更突出的是“其他”，而非“专业”。专业的公益就像“原子弹”，可以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可能快速提升社会的发展水平、扩大受益人群范围，或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从更实际的角度说，专业力量的参与本身就自带公信力——有几位院士参加一个项目，全社会很快就会了解并信任这个项目。
当然，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值得学习的还有很多，比如志愿服务、对医务人员的培养、对大病患者的救助，乃至对公众医疗知识的教育普及。还有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奉献精神，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继承和学习的。
《华夏时报》：这里有一个细节，您刚才提到医疗慈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社会性，且二者需要贯通。那么在我们理想的模式中，您觉得基金会应该自主培养一支队伍吗？还是说它就是成为一个链接专业机构和医疗系统的“行业催化剂”就可以了。
王振耀：你说得太对了，这就是我要特别向大家解释的——一定是当枢纽和平台，而不要替代。现在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枢纽和平台。过去大家把枢纽和平台的作用看简单了，以为就像市场上的经纪人一样，介绍双方认识，见面谈谈就行了。不是这样。它是需要规划、设计、加工、分类、再传播、再创造的。
比如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这么多项目，都进行了再开发和再加工。如何把这么多有白求恩精神的医务工作者凝聚起来？凝聚起来的资源怎么转化？这其实是一个再造的过程，我称之为形成一种平台所特有的“势”，把各类专家和专业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合力，可以集中解决某一类特别困难的问题。
枢纽和平台不是替代各个行业，而是发挥转化器和凝聚器的特殊价值，让它自己去组建一个庞大的队伍，反而突出不了特殊性。用白求恩精神去凝结就是它的特殊价值，把这个特有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能做的事就特别多了。
《华夏时报》：还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王振耀：对。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枢纽功能极为重要。
《华夏时报》：您刚才提到了白求恩精神，包括您演讲时也说“白求恩精神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最大的公益资源”，我很受触动。您觉得白求恩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的医疗慈善而言，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它从一种所谓的“历史记忆”或者“精神图腾”，转化成可持续的公益驱动力？
王振耀：你问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其实你们还年轻，你们可能不知道，像我们这一代人，可不是只有医务工作人员和慈善工作人员学习《纪念白求恩》，是全中国人民都在学习《纪念白求恩》。我们小时候叫“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们都会背。
首先大家都要知道，白求恩精神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精神中了，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宽广胸怀。再一个，白求恩精神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红色精神，是公益界最宝贵的礼物。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全社会乃至国际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一种重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
我们公益慈善界应该自觉地、有意识地善于学习、传承和开发白求恩精神，将它内化为各种项目的精神内核。
《华夏时报》：从行业角度看，在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外，医疗慈善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形成有效补充？尤其是在“健康中国2030”这一大的战略背景之下。
王振耀：这个定位很重要。医疗慈善正迎来一个大有可为的时期。
首先，是补齐大病医疗救助的“最后一公里”。在现行制度下，全国大病报销完后，真正自付医疗费用超过5万块钱的人群规模大约几百万人，（资金缺口）不到2000亿元；其中花费数十万的患者，全国就几万人。这意味着，如果患者本身条件尚可，公益慈善力量再帮扶一把，政府或其他保险制度再支持一下，大病医疗救助在有些省份就已经不成问题了。海南的“海惠帮”就是一个成功范例（注：“海惠帮”是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牵头，联合民政厅、残联等15家单位共建的多层次医疗救助信息平台，2023年8月正式上线，覆盖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18类困难群众），救助了几十位花费几十万元的人。我问过好多海南的人，说有“花几十万的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人家把社会慈善和整个医疗保障都联合起来，形成了多层次医疗救助叠加，整合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慈善资源，包括我们公益研究院、水滴筹等等，全部介入了。所以医疗慈善的力量，现在非常需要和政府保障形成密切互补：政府挑大头，动员各类资源，公益慈善给患者提供资金支持，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是非医疗的救助，好多患者及家庭其实需要的是服务，他们面临的困境在医疗报销之外，比如异地就医的住宿、用车、做饭、子女照料等。医疗慈善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关键的支持性服务，给予患者家庭实质性的帮助与人文关怀。
更不要说在医疗大健康领域，面对老龄化、残疾人康复、妇女儿童健康等多样化的需求，公益慈善大有用武之地。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得越健全，恰恰公益慈善的发力点越多，过去我们需要集中应对大病负担，现在政府投入越来越多，卫生事业总费用已经超过9万亿元，医疗慈善要做得更有社会性，关注那些带有常识性、心理抚慰等特征的公共服务需求。公益慈善界要特别关注大健康这个行业。
《华夏时报》：您觉得当前制约我们整个中国医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最棘手的瓶颈是什么？
王振耀：我认为大家的合力不够，最棘手的是大家常常没意识到要互补，没重视枢纽和平台。好多慈善组织各自为战，信息还不太通，资源分散，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面对分散的个体也很难进行系统性的对接与合作。
海南的实践已经证明，一旦体制内外的力量实现“会师”，迸发的能量是巨大的。中国社会注重实践成效，如果医疗慈善界能展现出强大的联合力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会给予更多支持。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能有这样的贡献，也正是因为它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合力。社会力量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能灵活承担那些政府不便直接操作、但社会又迫切需要的服务与试点。如果大家能真正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打造更多更有影响力的项目，将对公共政策的促进和升华产生很大作用。
《华夏时报》：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当然是这么期待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合力？是不是现实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堵点，也许是理念不同，也许是经济的掣肘等等，难以让它们形成合力？
王振耀：过去这些年我们确实有一些堵点。我坦率地说，这其中我们知识界也有责任。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一个英文词叫accountability，香港和内地普遍翻译成“问责”，台湾地区翻译的叫“责信”。“问责”的结果是大家只强调“非常公开透明”，“责信”则强调责任和信誉很重要。
我们公益界这些年传遍了“问责之风”，毫无疑问，公益界使用的是公共属性的捐款，所以公众对你的监督可能比其他主体更严苛，但是到处在竞赛展示“我如何公开透明、如何不计成本”，标榜“我的项目好，我不收你的成本”，这其实是在过度地把慈善引向一个不是现代慈善（的方向）。现代慈善是你如何理解和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你如何有服务能力，如何研究老百姓的需求。同时，现代慈善承认公益需要合理的成本——你在服务过程中，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你也得吃喝、你也得发工资、你也要养家糊口。
所以，我们的堵点往往与我们的理念有关系，并且有时候“程序至上”，而忽略了本质。另一个表现就是，现在老是分“你是公办的，我是民办的”“你有政府背景，我是草根”——我已经在公益界呼吁多少次，不要说自己是“草根”，说自己是“专业服务组织”行吗？
我认为公益界如果要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服务，就要有更大的胸怀，这种胸怀体现在行业的自我约束上——公益界真正的品格是自我约束，是责任和信誉，大家都在追究问责，那成了啥了？要想明白公益界是干什么的。
《华夏时报》：“问责”这个词现在改过来了没有？
王振耀：没有，现在还到处流行，到处都是“问责”，社会也在“问责”，好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堵点”，这就不好办了。大家讨论起来还觉得得意洋洋呢，实际是翻译错了。为什么一个错的东西这么流行？资讯这么发达，怎么回事？这要大家警惕，要反思啊。这就是“堵点”。
公益本质上是基于奉献和自觉，对品德要求很高，但系统也需要容错和修复的韧性。所以咱们中国公益界将来往前走，尤其是在承担更大的服务奉献时，必须敞开胸怀看世界，聚焦老百姓的真实需求，要拿我们的专业能力和奉献精神去创建各种各样的连接，不能过度地标榜起我们的廉洁来了——公益界当然不能铺张浪费，这是一种自然的（要求），要是拿这个标榜，那就本末倒置了。
我在公益界做了15年，深知这个行业的道德品格很高，口碑非常重要。但如果把公益界弄得像在放大镜下，一做不好就立即传开、全盘否定，那就完了。我们要突出公益界的责任信誉、服务能力和专业奉献。这样大家才能合作，而不是比赛：先查身份是公办还是民办，接着比透明，比谁成本更低，这不是内卷吗？
为什么我不轻易表扬慈善家“裸捐”？我总是先问他们：家里的事都办好了没有？孩子们安排得都怎么样？我会劝他们一定要先安顿好家庭，办好身边的事，再说捐赠。我们公益慈善界将来也要树立一种健康的风气：把责任信誉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立足点，突出专业奉献。而不是鼓吹低收入、不拿工资等，我们老人千万不要倡导这种“精神公益”——我是强烈呼吁这个。
《华夏时报》：谢谢院长为公益圈的人发声（笑）。
王振耀：我发声，你可以写出来，你一定写出来这种声音！不要养成这种“我不吃不喝，我一定要干什么什么”的风气。我不同意。你也是人。大家老对我提意见，包括国外公益界说我“你好问我们的工资”，我说了为什么，他说：公益界（的人）也是人，最多限制并公示公益界领导人的工资，因为他们的薪酬确实比企业高管低，至于普通员工，他们会觉得“这还用问吗？一定是和别的行业差不多”。
你们可以做个全世界公益界的扫描，到底工资水平是多少，要问一问，不要在这咱们老是埋着头说奉献——我讨厌这个，埋着头说奉献会造成虚伪。一个人家里好多事没解决，然后标榜这个（奉献）——不行，这也是堵点。
我们一定要把公益慈善界变成一座“圣坛”，来了之后让大家的精神价值得以安放发挥，而不是变成“祭坛”，来了之后啥也不能干，工资都很低，然后孩子、家属都顾不上。他休闲娱乐，他用自己的钱吃吃喝喝，有啥？一沾上了慈善，他好像就不能吃喝玩乐了。他们带家里人为什么不可以旅游？为什么不可以？他有什么不行？
但是咱们现在工资水平太低，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利，行业还没有形成良性生态。我坦率地说，这工资水平养不了人，所以我是特别呼吁（加强保障），当前这个时候尤其应该这样。
《华夏时报》：这对医疗慈善领域的人才同样是（制约）。
王振耀：更是这样。我最近在关注香港，香港每年有几百亿（港元）的财政预算以固定拨款的形式拨给公益慈善组织，支持其运作。有五六家大型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规模超过万人，一年从政府福利署得到的固定拨款就达十几亿（港元）。如果我们内地的慈善组织能从政府得到十几个亿的拨款，你敢想象吗？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系统性的支持力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反映的是宏观理念上的堵点，所以社会舆论界一定要培育新风气，才能把中国公益慈善做起来。尤其是医疗慈善，不要空谈奉献，而要表彰专业精神，保障方面也要讲究，如果工资、服务设施等基础保障都不够，那不行。要大发展，就要考虑生活条件、劳动条件，不然就会发生有的企业说“我的企业多好”，结果自己的工人睡觉没地方、吃饭蹲在地下。我看到照片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理念。尤其医疗慈善是做医疗的啊！你条件保障不好（怎么行）。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最严肃批评的是卫生部带领的60多个医生的医疗队，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很高兴当时这个严肃的批评。因为这些医生非常有奉献精神，他们不要帐篷，他们觉得灾区老百姓都需要帐篷，自己不需要，一星期了，医生们最后累得都……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当时我在指挥部，找我说“能不能解决一两顶帐篷”，我听完大吃一惊！我把带队的人狠狠地批评一通，我说“你以为这些医生是你们卫生部门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灾区救助的！这60个人是要协助全灾区，是由灾区来指挥的，他们是我们灾区宝贵的医疗财富！他的身体健康不是他私人的！立即拨几十顶！你还要多少？”哎呀，后来他受批评了，当然他也很感动。医生们的条件要（跟上），我们都做过（一线），有经验的，这是一定要保证的。
将来医疗慈善越做，越要注重品位和质量，尤其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要注意。在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进行系统性反思，不必说得多（高大上），而是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回归常识：公益界需要调整理念，不要自己折磨自己，构建一个既能保障从业者尊严、又能激励专业奉献的健康生态。
《华夏时报》：今天的活动提到“推动医学人文关怀行动”，医学人文关怀其实是医疗工作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但是有时候易流于形式。您认为当前医疗慈善行业在医学人文关怀方面，最大的认知或者是实践上的误区有没有？是什么？
王振耀：有，比如医务社工，我现在参与了一些跟医务社工相关的项目。可以说全国普遍都做得不是太好，医务社工本应该是一个专业的系统环节，是成为患者与医生之间一个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专业枢纽。但结构性的问题在于大家有一些理念误区，认为它是一个业余的或者一般的社会事务，没有将其作为必备专业角色嵌入到体制当中。
你看美国、欧洲的医务社工会参与治疗，为什么他们医患矛盾相对较少？因为医务社工在机制前端就开始发挥作用——告诉患者可以从哪些慈善组织获得筹款帮助，在手术前已完成了资源链接和心理疏导，把很多可能因经济产生的矛盾化解了。现在很多医患冲突聚焦在是否费用过多、是否检查过度上，如果有一个发达的医务社工体系，提前做好解释、协助和资源对接，就能把医疗的人文关怀同时给到各方，既能保护医生、安抚患者、动员社会资源，并把共性问题反馈给公共政策。这是一种机制性的人文关怀，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有机地嵌入进来。
所以，我们医疗慈善中的医务志愿精神恐怕还是要发展。比如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是不是可以探索发展一个叫“白求恩之友”志愿网络，医生、退休人员、专业社工都可以参与，发展出这样一种医务社工或者志愿服务，在医院里形成一种普遍的支持氛围。如果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能把触角伸向全国，有这样一套全国性的公共机制，那还得了。
《华夏时报》：所以其实医学人文关怀方面的专业性跟社会性中间，还是没有打通。
王振耀：没有打通。我们整个医疗慈善不是要去替代各种专业，而是把“转化”和“链接”消化下来。社会领域的建设规律好多是相通的，我们不一定照搬，但是我们得理解。比如可以查查香港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不一定马上赶上，但是我们得知道香港是这样的，大家讨论一下，就知道我们将来要怎样发展，心里就有数了。包括香港的医务社工机制，我们多查查，尤其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很重要的指导，这种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所以我说，医疗救助过度强调透明，而不强调专业，会贻误我们，会让我们停留在内卷。并不是说简单地追究一下基层干部的责任，就可以避免专业性的疾病，就可以不发生问题。
《华夏时报》：看着呈现出来的是个人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王振耀：是系统性问题，根源往往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说我们知识界也有责任，不要把词翻译得（让人误解）。医疗慈善作为枢纽，他的核心资产是公信力，不是“问责力”，这要求机构发自内心地坚守责任与信誉，发自内心地坚持白求恩精神。
《华夏时报》：面向“十五五”，如果请您为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设定一个必须在未来五年取得突破，并能为行业树立标杆的战略任务，会是什么？
王振耀：我认为它应该成为全国性、枢纽型的医疗慈善平台，连接国际与国内、政府与社会、高校和医院，凭借白求恩精神的号召力，联动成百上万，甚至百万级体量的医生，遍布各省，促成资源与需求的高效对接。在“十五五”期间，它应该发挥独特作用，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医疗慈善平台之一，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它的人员可能几十个不够，需要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共同来服务这个国家。我特别建议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未来能发展出百万规模的“白求恩之友”网络，这不仅是志愿体系，更要形成一种专业共识，用开放、平和、人道的精神，动员各类公益资源，去解决人们日常遇到的各种挑战，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发挥重要的枢纽和平台作用。我对它的期望很高。
但大家要平和一点，不要过度对它要求，不允许它犯错误、有一点点问题。它会在探索中出现一些不足，我们要以宽广的胸怀来鼓励、支持、爱护它，帮助它成长。
《华夏时报》：综合您对整个中国慈善医疗行业的观察，如果对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一项最紧迫的呼吁，会是什么？
王振耀：最紧迫的呼吁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医疗慈善纳入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中，要借鉴国际经验，我们的公共政策要能和社会力量形成友谊的伙伴关系。这样，医疗慈善可以与政府及公共管理体系形成更有机的合作和对话，共同化解社会风险。这就需要大家熟悉并尊重社会力量独特的运行规律，共同培育一种互相合作的机制和风气，最终促成良性互动。
《华夏时报》：对于所有医疗慈善的同行者，在“健康中国”这种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当下最不容错过的机遇是什么？您有什么寄语？
王振耀：我们正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我常说的就是“善经济”。对中国人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经济体量发展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了，全球GDP已经有48%在亚洲，“亚洲时代”来临了。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的医疗慈善者如何立足中华文明特有的价值，为亚洲，也为世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慈善方案或模式——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这要求我们学习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开发和传承自身的优良传统，真正结合当下的实践需要进行创新。
“十五五”时期，特别需要公益慈善界以更大的胸怀、更宽广更长远的眼光来进行创新、发现、发明，我们要担当起这样的时代责任。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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