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上海一个秋雨连绵的午后，彭湖生命垂危之际突然念出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诗。这位62岁的老人或许在回忆自己从浏阳河畔到斯坦福校园，再从黄埔军校到贵州山区的许多人生经历。他不曾知道半个多世纪之后，子女们为拍摄纪录片《烽火家国》，又回到他当年求学的上海商科大学旧址。
我认为彭湖的人生选择具有略微超前半拍的敏锐性。1916年，他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当时他的哥哥彭光闾已经加入进步团体辅仁学社探讨救国的真理。家族的氛围对他早年的热血起到了滋养的作用。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担任湖南省学联评议部部长，跟随毛泽东前往北京请愿并参与驱张运动。当哥哥投笔从戎进入保定军校的时候，他却考取了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踏上实业救国的新道路。
记得在档案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1925年彭湖从上海商科大学毕业之后，就南下前往广州。当他在黄埔军校庶务科工作的时候，总是喜欢穿着长衫，而不穿军装。他的这种文人习气和他后来在北伐军的经历存在反差。他在担任第26师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清党行为，并且还在国民党内部的刊物上发文来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这种认理不认权的倔强，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点的一种注脚。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他辞去了军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
这样一看，他在掌管贵州企业公司期间的创新就显得顺理成章。1939年，他受宋子文的委派去筹建这家公私合营的试点企业，他所带去的湖南团队被称作湖南会馆。最为厉害的是他主导开发的美国烟草引种项目，竟然为后来贵州烟草业奠定了基础。到1943年的时候，公司职工数量达到4481人，年产值占据贵州省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种运用经济杠杆来撬动后方民生的智慧，要比单纯的政治口号更具效用。
他的骨子里一直有着学生时代的那份清醒。在1944年的时候，经过地下党员王新元的安排，他在重庆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是北伐时期的老同事，之后成为了他政治抉择的关键引路人。所以在1948年宋子文邀请他去台湾的时候，他把中国银行的账目以及金库钥匙完好地移交给了南京军管会。这样的一种转向，早在他于斯坦福留学期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时他的导师推崇西方的管理学说，而他却总是在笔记的边缘进行批注表示要契合国情。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彭湖在1949年之后变得沉寂，这反而成就了另一种完整。在1952年进行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他失去了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作，但是在晚年却能够专心地研究谭嗣同的思想。从实业家转变成为思想者，这难道不是对于他匡时济世初心的延续？如同他经常跟子女所说的：人这一辈子如果求不到功名那就去追求学问，如果求不到学问那就去追求心安。
2020年彭珮云参加了她父亲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在她的记忆当中，她的父亲永远是在伏案快速书写的侧面形象。在那本《现代企业家银行家彭湖传》里没有记载的事情是，这位曾经管理着几十家企业的大经理，在快要去世的时候最挂念的是浏阳老家祠堂门口的那对石狮是不是还完好。这种家国情怀的微妙平衡，或许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具有的独特印记。
现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史馆里有一张张彭湖的毕业照。这使我想起他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个习惯。他每次回到国内，行李当中总是装满技术书籍。海关税单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工业管理》《货币银行学》。他对于知识的那种如饥似渴，比任何职位头衔都更能够对他进行定义。毕竟真正的实业家不是资本的奴仆，而是时代思想的摆渡之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