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战争为了石油，而未来的资源竞争将聚焦水资源。
作为关乎民生的核心命脉，供水系统的安全与自主，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底线。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6%，看似储量可观，但分摊到14亿人口身上，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于中度缺水国家。
这种紧缺在地理分布上更为突出，南方降水充沛，却需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北方常年干旱，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节水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供水设施老旧、管网渗漏严重、处理技术滞后等问题，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共性难题。
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城市供水普及率不足80%，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用水难、水质差”的困境。
当时，政府财政投入有限，单靠国有资本难以快速补齐基础设施缺口，引入外部资金与技术，成为推进水务事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1992年，第一家外商投资建设的供水厂中山坦洲水厂签约，拉开了外资参与中国水务市场的序幕。
当时的改革初衷清晰而务实：通过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同时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处理技术，提升国内水务行业的整体水平。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水务巨头纷纷布局中国市场。
成立于1853年的威立雅，1997年进入上海市场，2007年以约17亿元收购兰州供水集团45%股权。
苏伊士1985年便进入天津，2002年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至今仍为重庆江北、渝北等区域270万人口提供供水服务。
根据官方数据，2008年外资在国内水务市场的总占比仅为4.84%，其中威立雅占2.228%，苏伊士关联企业占1.364%。
威立雅收购兰州供水项目时，溢价率超过100%，被质疑“成本过高”。
当时有专家提醒，外资高价收购的本质是争夺长期特许经营权，若后续监管不到位，可能推高水价、忽视公益属性。
但客观而言，外资的进入也带来了积极变化。
苏伊士在重庆的合作项目中，将管网渗漏率从初期的30%降至2024年的14.56%，并通过先进处理技术，使水质达到欧盟标准，即便面对嘉陵江季节性高浊度原水，也能稳定保障供水质量。
这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入，为国内水务企业提供了借鉴。
外资参与后，部分城市的水价出现上涨，以天津为例，2007年居民水价约3.4元/吨，2014年调整至4.9元/吨，涨幅约44%。
事实上，水价上涨的核心原因是成本推动。随着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网改造投入、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水价适度调整是行业发展的必然。
监管部门明确规定，供水企业利润率不得超过8%，有效约束了企业的定价自主权。
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成为外资水务运营中的一道警钟。当时检测显示，水中苯含量最高达200微克/升，超过国家标准20倍，引发公众恐慌。
调查表明，污染源于地下油污渗漏，与供水企业的运营管理存在一定关联。实际上，国内国企水厂也曾出现过类似水质波动问题。
好在，该事件推动了行业监管的强化。
此后，我国出台更严格的水质标准，要求供水企业建立全过程监测体系，同时明确政府的监管责任。
2010年后，我国水务市场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但这并非简单的排外，而是市场成熟与政策完善的必然结果。
随着国有资本实力增强、本土技术突破，北控水务、首创环保等央企逐步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数据显示，2014年外资在水务市场的占比已降至10%左右，这一比例此后基本保持稳定。
目前，苏伊士、威立雅等企业至今仍在中国运营多个项目，重庆苏伊士合作项目更是被评为国内水务领域最成功的中外PPP模式之一。
如今，中国水务行业已实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北控水务的污水处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创环保的智慧水务系统可实现管网实时监测，本土企业在处理效率、能耗控制等方面已不逊于外资品牌。
水务市场的发展历程，折射出我国在民生领域的发展逻辑：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主是为了更稳地保障。
这种逻辑同样体现在日化、食品等多个领域——曾经被外资品牌主导的市场，如今正被注重品质与创新的国货品牌重新赢得消费者信任。
这种转变，源于本土产业的实力提升，人们不再盲目迷信“洋品牌”，而是更关注产品质量、性价比与适配性。
水是生命之源，供水安全是关乎国家稳定的战略底线。
所以，无论引入何种资本，城市供水的规划权、监管权、定价权都必须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不能因市场化而放弃公共责任。
而且，只有本土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国有资本保持主导地位，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确保供水系统的安全稳定。
真正的安全，既不是闭关锁国的保护，也不是放任自流的开放，而是在开放中学习、在竞争中成长、在监管中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守住水资源的控制权，就是守住14亿人的生存底线，这是水务市场发展带给我们的最珍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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