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出台《山东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在公务员录用环节放大招。该办法不仅将政治考察置于首位，还创新制定《公务员录用政治素质考察正反向测评表》，通过24种正面情形、35种负面情形的详细列举，将抽象的政治素质“大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微指标”，构建起考察标准可对照、考察过程可追溯、考察结果可评价的完整机制。
这一举措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而这种讨论本身就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若对其提出质疑，似乎天然带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若一味称赞叫好，又难免让人感到违心。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反映出公众对这一政策的复杂认知。
若我们暂时跳出当下的争议，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政治挂帅”的影响，或许能获得更为深刻的思考。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教训，无疑是最具警示意义的例证。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早已给出定论：这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场运动被赋予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无人敢于质疑。但从民生福祉与民族发展的视角回望，过度强化的政治导向，严重挤压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具体事务的空间，成为阻碍中华民族前进的巨大障碍。当所有工作都必须向政治看齐，当政治标准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这段历史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烙印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未曾完全磨灭。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第一”的主张不仅导致各项具体工作停滞不前，更催生了诸多以政治为名的投机行为与排除异己的悲剧。牛棚的阴霾、抄家的混乱、五七干校的荒诞，这些令人痛心的历史场景，无一不是极端化“政治正确”催生的恶果，给无数家庭和个人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回到公务员录用考察的现实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当前多数年轻人考公的目的。无需讳言，对于绝大多数报考者而言，选择公务员职业，其核心动机无非是寻求一份稳定轻松的工作与相对可观的收入。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生硬地与个人职业选择绑定，不仅不符合现实逻辑，也显得牵强。毕竟，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民，还是工厂务工的工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同样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因此，将政治素质简单等同于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逻辑上难以形成自洽的闭环。
山东此次公务员录用考察中，有一项规定尤其引发公众的困惑与担忧。“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核查重点人员网络社交平台言论”。这一举措的界定标准，在实践中充满了模糊性。
21世纪的网络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信息交流的便捷性与观点表达的多元性。将个人网络言论纳入公务员录用的考察范围，不仅可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产生冲突，也存在着与法律精神相悖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言论的解读与评判，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同人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认知，对同一句话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若缺乏明确的标准与监督机制，极有可能出现审核者借职权打压异己的情况，损害考察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更进一步思考，如果一名报考公务员的公民，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合理批评，或是对领导干部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这种行为该如何认定？在历史上，因敢于直言批评而遭受打击报复，甚至身陷冤狱的案例并不少见。按照此次考察的逻辑，这些敢于发声的批评者，很可能在政治考核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但与此同时，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却是“勇于自我批评，欢迎群众批评”。
当政策规定与执政理念出现如此明显的冲突，我们该如何取舍？这不仅是对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验，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务员录用考察制度的完善，固然需要强化政治标准，但这种强化必须建立在法治的框架内，明确边界、细化标准，既要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政治素质，也要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政策的初衷，赢得公众的认可。（大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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