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站时是腊月二十二，比往年早了整整一周。我拖着那个用了五年的蓝色行李箱，混在拥挤的人潮中走出站台。家乡的空气里有种熟悉的煤烟味，冷冽而真实。
三十二岁，辞掉了北京小区保安的工作，存款一万二，无房无车，未婚。这就是我，李志强，回家的全部资本。
走到村口时，天已经擦黑。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炊烟袅袅，空气里飘着腊肉的香味。几个孩子在路边放鞭炮，“砰”的一声，吓得我差点把行李箱扔出去。
五年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似乎没什么变化，只是墙上多了些花花绿绿的标语。我家的院墙重新刷过，朱红的大门在暮色中格外醒目。
推开门，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他背对着我，斧头高高举起，重重落下，木屑四溅。听到动静，他转过身来。
时间在他脸上刻下的痕迹比我记忆中更深——皱纹像刀刻的，两鬓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斧头停在半空。
“爸，我回来了。”我放下行李箱。
父亲没说话，目光从我的脸移到行李箱上，再移回我的脸。然后，他做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动作——他走过来，抬起脚，狠狠地踹在我的行李箱上。
“砰”的一声闷响，行李箱侧翻在地，拉链崩开，里面的衣服散落一地。
“又提前回来？又来丢人？”父亲的声音像冰碴子，一字一句砸过来，“村里人都知道你被开除了是不是？是不是？”
我站在原地，看着散落一地的衣物，脑子一片空白。羽绒服是两年前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买的打折款，牛仔裤膝盖处已经磨得发白，几件衬衫皱巴巴的——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此刻像垃圾一样摊在冰冷的泥地上。
“不是开除，是我自己辞的。”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平静得不像自己。
“有区别吗？”父亲冷笑，“不都是没工作了？三十二岁的人了，当个保安都当不稳，你还能干什么？”
母亲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这一幕，愣住了：“老李！你干什么！”
“问问你的好儿子！”父亲指着地上的行李，“腊月二十二就回来了，不是被开除了是什么？村里人会怎么说？‘老李家的儿子又混不下去了，提前滚回来了’！”
母亲蹲下来帮我收拾东西，手在抖：“回来就回来，早点回来还不好？孩子坐了一天车，你就不能……”
“坐车？他有什么资格坐车回来？”父亲打断她，“三十二岁，要什么没什么，我都替他臊得慌！”
我弯腰，一件一件捡起地上的衣服，拍掉泥土，叠好放回行李箱。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要用这个简单的动作，重新拾起某种被践踏的东西。
母亲拉我进屋，父亲还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屋子里的摆设和五年前一样，只是电视机换了个大点的。墙上的奖状还在——那些我小学初中时的“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已经泛黄卷边，像某个陌生人的遗物。
“还没吃饭吧？妈给你下碗面。”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不用了妈，我不饿。”
“胡说，坐一天车哪能不饿。”她系上围裙，动作麻利，“你爸他……他就那样，嘴硬心软。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父亲的心软我见过，在我考上县重点高中时，他高兴得请全村人吃饭，喝醉了拍着我的肩说“我儿子有出息”；在我考上大专时，他沉默了一整天，然后说“大专也是大学”。但自从我大专毕业，工作一直不稳，他的心似乎就渐渐硬了。
面条很快做好，加了两个荷包蛋。我埋头吃，母亲坐在对面看着我，眼神里有太多我没法解读的情绪。
“这次回来……还走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走。”我说，“过完年就走。”
“去哪？”
“还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问。
晚上，我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床上，天花板上有我小时候贴的夜光星星，已经不再发光。父亲的鼾声从隔壁传来，断断续续，像某种沉重的叹息。
我睁着眼，想起这些年。
大专学的是计算机，毕业时老师说我学得不错，建议我去大城市发展。于是我去了北京，住过地下室，当过网管，送过外卖，最后在一个高档小区当了保安。工资不高，但管住，能攒下点钱。
保安的工作很枯燥，但我不讨厌。每天站岗、巡逻、帮业主搬东西，看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我见过凌晨三点加班回来的程序员，见过遛狗的老教授，见过哭着分手的年轻情侣。这个小区像个小社会，而我站在边缘，安静地观察。
辞职是因为我想换个活法。三十二岁，存款一万二，也许不多，但够我在小城市租个房子，找份工作，重新开始。这个决定我没跟任何人商量，包括父母。
也许父亲说得对，我是在逃避。但有时候，离开比坚持更需要勇气。
腊月二十三，小年。按照习俗，要扫尘、祭灶。我早早起床，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出来看到，哼了一声：“扫得再干净有什么用，家里又没个像样的人。”
我没接话，继续扫。
上午，邻居王叔来串门，看到我，惊讶地说：“志强回来了？这么早？”
“嗯，提前回来帮帮忙。”我说。
王叔拍拍我的肩：“好孩子，孝顺。”
父亲在一旁冷笑：“孝顺？他要是真孝顺，就该混出个人样来，让我们老两口脸上有光。”
王叔尴尬地笑笑，转移了话题。
祭灶时，母亲在灶王爷像前摆上糖瓜，念念有词：“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父亲站在一旁，脸色阴沉。
晚上，村里开始有人放烟花。我站在院子里看，五颜六色的光在夜空中绽开，短暂而绚烂。父亲走出来，站在我旁边，也仰头看。
“北京……怎么样？”他突然问。
“就那样。”我说，“人多，车多，房子贵。”
“一个月能挣多少？”
“四千五，管住。”
“四千五……”父亲重复了一遍，“在北京够干什么？”
“够活着。”我说，“但也仅仅是活着。”
沉默。烟花还在放，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你想过回来吗？”父亲又问，“在县城找个工作，离家里近点。”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想过，但县城工作不好找，工资也低。”
“总比在北京当保安强。”父亲说，“至少不用看人脸色。”
我转头看他。夜色中，他的侧脸轮廓分明，倔强而苍老。
“爸，”我说，“我不是怕看人脸色才辞职的。我是……想试试别的。”
“别的？你还能干什么？”父亲的声音又硬起来，“三十二岁了，要技术没技术，要人脉没人脉。你以为人生是试出来的？”
“不试怎么知道？”我声音也提高了，“难道一辈子当保安？”
“保安怎么了？至少是个正经工作！”父亲瞪着我，“你知不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你？‘老李家那孩子，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保安’。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尽了！”
“所以我的价值就是给你长脸？”我脱口而出，“我活着就是为了让村里人夸你教子有方？”
父亲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顶撞他。
“从小到大，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够好。”我继续说，“考了第二，你说怎么不是第一；考了大专，你说怎么不是本科；当了保安，你说怎么不是白领。爸，我就是个普通人，成不了你期待中的样子。”
父亲的脸在夜色中变得模糊。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屋了。
那天夜里，我听到父母房间传来压低的争吵声。母亲说：“孩子也不容易，你别总说他。”父亲说：“我还不是为他好？三十二岁了，一事无成，以后怎么办？”
我没听完，戴上耳机，循环播放一首老歌。歌词唱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腊月二十四，我开始帮家里准备年货。蒸馒头、炸丸子、炖肉，这些都是我从小就看的活，上手很快。母亲惊讶地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在北京自己做饭练的。”我说。
“北京……苦吗？”母亲切菜的手顿了顿。
“还好。”我往灶膛里添柴，“就是有时候想家。”
母亲眼眶红了：“想家就多回来。别管你爸说什么，这是你家，永远都是。”
父亲一整天没跟我说话，但吃饭时会默默把好菜往我这边推。这种沉默的关心，是他表达爱的方式。我突然理解了——他不是不爱我，只是不知道如何爱一个不成功的儿子。在他的认知里，父亲的责任就是把儿子推向“成功”，而“成功”的标准简单粗暴：有体面的工作，有像样的收入，在村里抬得起头。
我的存在，否定了他的教育，挑战了他的价值观。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把行李箱踹倒——那不是对我的羞辱，是他对自己无能的发泄。
腊月二十五，事情有了转机。村主任来家里，说要搞“乡村数字化”，需要个懂电脑的人帮忙。父亲随口说：“志强学过计算机。”
村主任眼睛一亮：“真的？那太好了！镇上拨了款，要给村里建个数字档案室，正愁没人懂呢。志强，你能不能帮帮忙？有补贴，一天一百。”
我看向父亲。他低头扒饭，但耳朵竖着。
“行。”我说，“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就行！”村主任很高兴，“哎呀，老李，你可养了个好儿子。现在懂电脑的年轻人，谁愿意留在村里啊。”
父亲含糊地应了一声，但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往村委会跑。整理档案、录入数据、教几个年轻人用办公软件。工作不复杂，但很有意义。我看到村里几十年的变迁被数字化，看到那些发黄的纸张变成电脑里的字符，突然有种奇妙的连接感——我学的东西，在这个小村子里有了用处。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以前是“老李家那个没出息的儿子”，现在是“帮村里搞数字化的志强”。王叔甚至来问我，能不能教他孙子学电脑。
父亲开始主动跟我说话，虽然还是硬邦邦的：“今天几点回来吃饭？”“那个电脑的东西，难不难？”
腊月二十八，数字档案室初步建成。村主任很高兴，说要请我吃饭。饭桌上，他对我父亲说：“老李，志强这孩子不错，踏实肯干。咱们村缺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镇上说年后要招个乡村振兴专员，我看志强就合适。”
父亲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他……行吗？”
“怎么不行？大专学历，懂电脑，又是本村人。”村主任拍拍我的肩，“志强，考虑考虑？虽然工资比不上北京，但离家近，有发展。”
我看向父亲。他也在看我，眼神复杂。
“我考虑考虑。”我说。
回家路上，父亲走得很慢。冬夜的星星特别亮，像撒了一把碎钻。
“那个工作……你要是愿意，就试试。”父亲突然说，“离家近，你妈也能放心。”
“爸，”我说，“如果我留在村里，你会不会觉得我更没出息？”
父亲停下脚步，在星光下看着我。很长时间，他开口，声音有点哑：“志强，爸错了。”
我愣住了。
“那天踹你箱子，是爸不对。”他继续说，“我就是……就是着急。看你三十二岁了，还漂着，我心里慌。怕我们老了，你一个人怎么办。怕村里人说闲话，伤你自尊。但我用错了方式。”
夜风很冷，但我心里很暖。
“爸，我不怪你。”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为你好就不该那么对你。”父亲摇头，“你妈说得对，孩子再没出息，也是自己的孩子。面子哪有儿子重要。”
我们站在回家的路上，像两个刚刚和解的男孩。远处的村子里，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爸，”我说，“其实保安的工作，我做得挺开心的。帮老人提东西，帮孩子找走丢的狗，听业主聊他们的生活。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自己有用。”
父亲点点头：“你开心就好。以前我总觉得，人要活得光鲜，现在想想，活得踏实更重要。”
腊月二十九，我正式决定留下。给北京的前同事打电话时，他们都很惊讶，但都祝福我。队长说：“志强，你是个好人，在哪都会好的。”
除夕夜，一家人包饺子看春晚。父亲破天荒给我倒了杯酒：“来，咱爷俩喝一个。”
碰杯时，他说：“过了年，把西屋收拾出来，给你当书房。你不是懂电脑吗，需要什么设备，爸给你买。”
“不用爸，我自己有钱。”
“你的钱留着，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父亲说，“爸还有点积蓄，本来就是给你攒的。”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吃饺子，吃饺子。”
春晚的小品不好笑，但我们笑得很开心。窗外，鞭炮声震耳欲聋，烟花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十二点，新年钟声敲响时，父亲突然说：“志强，你行李箱呢？”
“在屋里。”
“拿出来，爸看看。”
我莫名其妙地拿出行李箱。父亲接过去，摸了摸那个被他踹过的地方，那里有个浅浅的凹痕。
“等开了春，爸给你买个新的。”他说，“这个留着，做个纪念。”
我笑了：“不用，还能用。这个凹痕挺好，提醒我有些路走过，有些事经过。”
年初一，我穿着母亲买的新衣服，跟着父亲去拜年。村里人见到我，都会说：“志强回来了？听说在帮村里搞数字化，真能干。”
父亲笑着递烟：“孩子还嫩，多指教。”
阳光下，父亲的笑容舒展而真实。那一刻我明白了，那被他踹倒的行李箱，那些散落一地的衣物，其实是我三十二年来所有的自卑和迷茫。而他帮我一件件捡起，用最笨拙的方式，教我怎么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继续上路。
如今，我在村里当了乡村振兴专员，工资不高，但充实。父亲常来村委会“视察”，背着手，像领导检查工作。村里人都笑他，他也不恼。
有时候，我会想起北京那个小区，想起那些匆匆而过的面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路，但我知道，我选择了让自己心安的路。
那个被踹倒的行李箱，一直放在我房间的角落。上面的凹痕还在，像一枚特殊的勋章，记录着一个三十二岁男人回家的路，和一对父子笨拙而真诚的和解。
生活就是这样吧——有些尊严需要被践踏后才能重建，有些爱需要穿过误解的荆棘才能抵达。而家，就是那个即使你拖着破行李箱回来，也会有人为你开门的地方。即使开门的方式，是狠狠地踹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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