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研究与实践的多维视角丨孟凡行：何以为生：人工智能时代手工艺的“存在论”|人工智能|存在论|孟凡行|宇宙|方法论|现代|马克思

主持人语

在数智技术深度重塑人类生存图景的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体性、感性经验与实践方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重新界定“人”之主体性成为新的课题。孟凡行教授《何以为生：人工智能时代手工艺的“存在论”》一文，正是试图在这一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为手工艺寻找新的理论锚点。文章从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现实出发，将手工艺问题提升至存在论层面加以审视，尝试在当代技术语境中重新理解人的主体性。作者敏锐地指出，区别于AI算法所生成的绝对齐整，手工艺品因人的能力限制而留下的“瑕疵”，在本质上构成了确证人类主体性与时间性的物化媒介。文章结合“述作之争”的哲学命题，辩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提出以具身性劳作应对人工智能对人主体性的挑战，为理解人类劳动的价值变迁提供了跨学科的分析框架。

——专栏主持人：唐璐璐

主持人介绍

唐璐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理论与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旅游等。著有《朝向未来的遗产共同体：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调机制研究》，译有《文化遗产的观念》，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译文多篇。

作者简介

孟凡行，山东寿光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江苏省“社科优青”。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岭南文化研究基地（北师大）执行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国家级智库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研究员等职。曾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主任助理等职。主要从事艺术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青年等项目4项，出版专著3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艺术学理论》《文化研究》《造型艺术》等转载。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等奖项。2024-2025年连续入选“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何以为生：

人工智能时代手工艺的“存在论”

摘要

人工智能正朝着替代人类目前大多数工作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会使人类赖以“安其所”的物理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可能使人类得以“遂其生”的精神世界发生决定性倒转。以大语言模型为底层架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数学和统计学方式表征世界，其语言创世的局限性、生成机制和过程的不透明性以及用形式相关替代意义关联生成知识的方式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类文明的延续构成了威胁。应对的关键或许在于持守建立在感性基座上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广义手工艺为核心的具身性劳作对保养人的感性能力，进而提升人的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此着眼人类未来的“生或不生”问题和先秦诸子操心中华前途的“作与不作”问题相对照，可生发出不少学术新见，亦可为应对当前的存在论危机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人工智能；主体性；存在论；

具身性劳作；手工艺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底层架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狂飙突进，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在生物学领域，AlphaFold2已经预测了超过2.14亿个蛋白质三维结构，而以往人类科学家依靠X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镜需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才能预测1个。其升级版AlphaFold3甚至能够准确预测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以前的人类科学家不敢想象的。在公认智力程度最高的数学领域，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塞格迪（Christian Szegedy）坚信“超人AI数学家”会在2026年诞生，并且“一旦拥有了推理这种新技能，AI不仅可以拥有人类的直觉，而且还将大大超越”。这一判断在实践层面获得了进一步呼应。2025年5月17至18日，30位顶尖数学家秘聚UC伯克利分校，用高难度题目考问OpenAIo4-mini，结果集体折服，有参与出题的数学家认为其已达到数学天才级别。如果跟进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类似的例子让人应接不暇。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是一种数学表征，蛋白质结构预测、数学论证、计算机编程等领域本属其擅长领域。虽然人们对其取得的成就感到震惊，但这些进展仍可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上述数学测试，在人工智能数学应用领域造诣深厚的数学家何杨辉的评论别有深意。他说，人类有归纳、反证等证明方法，人工智能都会用，现在它又发明了恐吓法（proof by intimidation），因为它说的每句话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人敬畏。这就不是通常理解的推理或者数学所能统摄的问题了，因为自信和语气已关涉到意志和情绪层面。根据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最近在北京智源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人工智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自我意识，且大约在五年内将达到人类水平。与数学和计算机领域集中呈现人类的理知力不同，文学和艺术通常被认为是感知力领域，这应该是人工智能不擅长的。出乎意料，它在这一领域也玩得风生水起。有资深学者细致地罗列了近60年来世界范围内，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在美术、音乐、文学、电影等领域参与艺术创作获得的系列成就后，得出结论：“没有一种艺术体裁能拦得住人工智能进入，没有一种艺术体裁能复杂到人工智能无法参与创作。”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创作相关话题引起学界关注，并于ChatGPT问世后呈井喷之势。有意思的是，有关人工智能艺术的话题热度不减，相关论文数以千计，并且不少研究从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角度对这一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索，而和艺术同根同源，且目前仍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手工艺却鲜有人关注。少数涉及此话题的研究大多在谈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手工艺类非遗的传播和传承，从理论层面展开思考的屈指可数。看来根源于身心二元论并表征于脑体二分劳动所造成的艺术与手工艺之间的区分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问题意识。那么，手工艺确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技术或技能，在未来的技术大发展时代必然消亡？由于其注重操作，缺少精神性和思想性，对人工智能时代有关人的存续问题缺少反思价值？等等。本文以此为问题起点，从“以人为本”视角，提出一种分析人工智能时代手工艺和人类存续关系的新思路。

一、何以为生与以何为生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非新鲜事，这个概念早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就被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各类应用早已遍布各角落，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和医学影像等领域，但为何近些年才引起人文学界的集中讨论？或许是近些年人工智能越来越有超越人类的迹象，且这种超越并非在大多数人习焉不察的工业生产或专业领域，而是深入了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2016年Al-phaGo击败国际围棋冠军李世石主要是凭借计算机远高于人类的计算速度，仍然属于“机器跑得比人快”的可理解范围，那么以大语言模型为底层架构的ChatGPT、DeepSeek等则通过文生文、音生文、文生图、文生音、文生视频等方式大举进入人文领域，且越来越呈现出比人想得好的趋势，这势必引起人文学者的探究欲望。这可能是现代学术史上人文社科学者对本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一种对象给予的最大规模和最深程度的关注，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威胁到了人文的基础，也就是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危机出现过不止一次了，马克思发现的“异化劳动”就是最经典的观察。如果说马克思发现的异化对人主体性的攻击主要表现在生产层面，那么人工智能对人主体性的威胁则推进到了包括生产和生活在内的所有层面。在生产层面，多数人面临的恐怕不是异化，而是连被异化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因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失去工作的人们，若想获得有意义的生存，只能将大部分活动压缩到生活领域。然而，给人类生活带来重要生存意义的人文和艺术也难逃人工智能的异化。于是人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主体性危机，“何以为生”成为人文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

何以为生，也就是如何有意义地生存，是存在论层次的问题。有关人的存在问题，如果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的沉思，而是联系现实世界，那么就离不开方法论层面的思考。由此，人何以为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以何为生”展开思考。就本论题来说，可转化为三个问题：手工艺以何为生；人工智能以何为生；从人何以为生的角度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

刨木，孟凡行2005年8月摄于贵州六枝。

第一个问题，可以借由手工艺如何发生来观察。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手工艺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华觉明认为：“人类早期用双手（以及其他肢体）借助工具（以及简单机械）造物。这种旨在造物，亦即创造第二自然或者说是人工自然的劳动，我们称之为手艺或手工。”这是对手工艺较为简洁的定义，其他加上了设计因素的定义是因应手工艺的审美化发展对此定义的扩展。此定义虽简洁，但仍不够彻底。“人类早期”似无必要，因为无论在人类的哪个时期，此定义的内核都适用。“简单机械”难以划定范畴，因为简单和复杂是相对的概念。此处的关键不是机械结构的简单或复杂，而是机械使用在手工艺劳作过程中的地位。如果此机械不危及人对手工艺过程的整体性理解，可将其视为工具性机械。反之，则可视为智能性机械。由于智能性机械不仅参与具体工艺操作，还参与工艺设计，也就是说这种机械从思想和实操两个层面深入手工艺过程，从而使得整个过程不再透明。其中人不能掌控，反过来影响甚至掌控人的地方很多。这就妨碍了人对手艺过程的整体理解。鉴于此，该定义可进一步简化，比如手工艺是人徒手或直接操作工具（以及工具性机械），通过改变材料形制造物的行为。

此定义中，造物主体的处境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人造物是没有问题的，但人在何种境况中造物是有讨论余地的。华觉明的手工艺定义强调“人类早期”，标识了手工艺在人类发展中的原初性质，同时也谨慎地为以后，特别是因工业和信息革命而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手工艺的性质留出了讨论余地。手工艺并非作为个体的人制作一件东西那么简单。《考工记》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并非客观世界本有，而为人文化之。也就是说，人是在一个人文世界中造物的。正如现象学发现的，任何意识都有意向性，都内含对象。手工造物是一种意识活动，自然也有意向性。且这种意向性绝非个体性，而是社会性。造物之所以讲究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就是造物有目的和要求。目的和要求常常是外在的，但如何实现以及实现得如何却是内在于自我的。手工造物主体的自我要求可视为通俗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即便是自我，也不全是个体所能判断和决定的，因为何者为“良”，绝非个体所能决定。水平再高的大师也离不开社会的评判，不然就难以进入社会，也进入不了历史，自然也不为人所知。这样的大师可能存在于理念中，而不存于现实中。手工艺的存在依赖于手工艺人制作良品，而良品由基于一定人文世界的品位和俗制的社会判定。这决定了手艺人必须与人文世界保持密切联系。但是这种联系难以直接发生，只能通过自己和周边万物交互的方式实现。由此思之，如果借鉴笛卡尔的方法，给手工艺寻找一个存在论层次的逻辑判断，可能是人以具身性劳作的形式和万物的互动。

画坯，杨格格2021年7月摄于江西景德镇。

第二个问题，可以借由人工智能如何发生来观察。人工智能有多个分支领域，基于深度学习开发的各类大模型成为其中翘楚。其中在思想层面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大语言模型。虽然从人工智能技术模型的角度看，大语言模型（如ChatGPT、DeepSeek）只是众多大模型中的一种，但从广义语言的角度来看，其他的大模型，比如图像生成模型（如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视频生成模型（Runway Gen、Sora），还有语音和音频生成模型等依赖和生成的也是一种语言。更有讨论价值的或许是，相对于某一领域的专用大模型，更加通用的大语言模型与人们的日常交互更多，影响也就更大。毕竟聊天（包括文字交流）是人们主要的日常交往方式，人们往往通过聊天了解和评判一个人。大语言模型因为太会聊天、太会写作而被很多人认为其智能已超过人类，从而引起广泛关注。

这么厉害的大语言模型是如何产生的呢？算力、算法和算料被公认为人工智能的三要素。算力是基础设施，算法是运行规则和方法，算料是材料。大语言模型的算料主要是各类文本数据，其形态是文字和言语（对话生成文字）。大语言模型通过对数以亿计的海量文本的预训练，基于不断变动的上下文关系，统计生成下一个文字或符号。究其根本，大语言模型虽然很会聊天，能够生成超越常人水平的诗歌和文章，在某些领域已达到专家级水平，但其发生逻辑是统计概率。统计是科学活动，这与人文活动有很大不同。前者的关系更确凿，后者的关系更灵动。两位员工谈工作，本质上是科学活动，因为其指向明确的功利性目标。解决工作目标，程序之间的相关性必须清晰可靠，且越短越好。聊天则不同，很少有人聊天会预先设置固定话题，也很少会规定时间。聊天经常是东拉西扯，聊到啥时候算啥时候，且往往时间越长越好。在各种因缘际会中，记忆可能被勾起，灵感可能会迸发。即便没有记忆和灵感，好的聊天也会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美妙的回忆。为何？盖因聊天是情绪和感受，而非计算和推理占优势的活动，而情绪和感受的交流往往是意义产生的温床，这是生活。相对而言，人工智能即便再会聊天，也是一种生产活动。

有了这个基础，第三个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如何从人的生存的视角看待人文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远者，如庄子的人心和机心问题。中者，如维柯的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问题。近者，如C.P.斯诺提出的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均在不同维度和程度上与此相关。实际上有关人生存的问题都是根本性问题，必定伴随人类始终，只不过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罢了。这些问题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得到根本性解决，只能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解法，因此也可视之为新问题。就人文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生存的影响来说，先哲固然睿见迭出，也有很多前瞻性思考。但他们毕竟没有临近当下人工智能的全面压境，即便有对智能社会的思考，其想象也是有限的。比如，古人就没有想到未来的某种机器（时下的人工智能）会拿人类最引以为傲的语言下手。语言和文字向来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但人工智能通过科学方式切入语言研究和实践。这一方面结束了人文学科对语言研究的霸权，另一方面也使人文学科不得不关注人工智能及其运行逻辑。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或许是人工智能通过将人的生活生产化进一步导向理性支配的单轨道，从而抽掉人类主体性的感性基座。感性程度降低的物质表征是人文世界的单调化，体现在劳作方面则是造物多样性的降低。人造物品单一化的极致是绝对工业品，这种产品由于缺少人的手工痕迹，大概率会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环境的消失。

前文谈到，不同于人类聊天的生活性质，人工智能聊天属于生产性质。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场景中，手工艺也是生产活动。但是按照不少主流人工智能学者的预测，随着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的实现，人类生产力将获得指数级提升。多数人将无工可做，人类将进入闲暇社会。不难想象的是，到那时手工艺的生产性质将大幅降低，生活性质随之提高。就个体而言，手工艺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商业产品，而是成为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原先为人制作的生产取向，变为为己创作的生活取向。就社会而言，人们创作的成果成为大家具身性交往的主要媒介。就人类而言，手工艺品成为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信物。这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面临超级人工智能，甚至一个强过人类数倍的新物种，保持人类的自我认同是人文世界存续的精神基石。

二、自我表征与主体性确认

人工智能时代，自我认同将成为难题。虽然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不短了，但仍然充满了纷争。根据亨廷顿的说法，21世纪人类之间的纷争将进入“文明的冲突”阶段，更显示了人类层级上认同的廉价。人类不珍惜共同体价值，表面上看是利益导向，深层来看是认同资源不稀缺。人类的自我认同问题将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同资源变得日益稀缺。为了分析此问题，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实验。

（一）一个思想实验

超级人工智能实现后，硅基智慧生命瞬间诞生，由于其并非由人类直接创造，能力也远超人类万亿倍，因此其对人类既不会有道德上的包袱，也不会有实力上的忧虑。由于硅基生命突破了人类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其活动场域必然扩散到宇宙层面。一个地球人被硅基生命带到了远离地球的某个星球，并在那里生活了数十年。除此人外，并无同类。看上去这是完全由硅基生命建造的世界，并无人类制造的设施和物品。起初，地球人尚感新鲜。日久，孤独感吞没了他，度日如年，时欲自裁。某日，他偶然发现一件奇怪的物品。这件物品在众多齐整的绝对工业品中很扎眼，因为其存在若干似曾相识的“瑕疵”，仔细端详后确认为地球人手工制作的。地球人感动落泪，此后与之相依为命，度过余生。

画坯，杨格格2021年7月摄于江西景德镇。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情节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荒岛余生》有相似之处。但背景、故事主干和思想性有区别。讨论此问题有两个美好前提：第一，人类没有灭亡；第二，地球仍是人类的家园。人类在地球上落得像汤姆·汉克斯在荒岛求生的那样的情况不多。即便有人想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理想”的荒岛。但宇宙浩瀚，星球沙数。在硅基生命时代，个人独居一个星球的机会大把存在。就此来看，上述故事逻辑在线。这为下文的理论分析塑造了现实感。

（二）齐整与完美

地球人生活的星球世界为硅基生命建造，所有设施和物品只有机味，没有人味。其样态非人类所能想象，但可基于一般逻辑做一番高度压缩版的猜想。比如，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无人生产车间，里面的所有设施和物品都是由高精度的机械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用“齐整”来描述，因为其毫无瑕疵。所谓齐，指的是规格整体划一；所谓整，指的是完整而无瑕疵。

虽然人类领悟“日中则昃”“亢龙有悔”的道理，但齐整曾是人类造物追求的最高目标。绘画追求逼真，雕刻追求如机床般精准，音律追求如数学般严整，甚至做人也要如时钟般准确，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每天下午准时散步的康德。工业生产理论上可以达到齐整，但人类毕竟能力有限，这种齐整与高等级智慧生命达到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刘慈欣在小说《三体》中描写的三体世界用来摧毁人类太空舰队的“水滴”飞行器可作为有限参考。这种飞行器外形呈现出人畜无害的水滴形状，表面“在一千万倍的放大倍数下，仍是绝对光滑的镜面”。由于硅基生命的智慧可快速无限迭代，其制作工艺水平的齐整度不会低于“水滴”。这种工艺水准在人类识别系统中是毫无瑕疵的。从认识论上来说，这是“神作”，非人所能理解。由这样的设施和物品营造的生存环境，对人类来说只有观赏价值，而无生存价值，更无生活价值。这是一个完全隔绝了人气和人味的绝对时空。在这样的世界里，地球人的意义感无从产生。因此，时间稍长，必然失去生存下去的欲望。

与之相比，人类的手工艺品虽难以做到齐整，却是完美的。中国思想传统对美大体有两种交织在一起的理解：一是“羊大为美”；二是“羊人为美”。前者是物质的丰美，后者是人文的醉美。在后世发展中，后者慢慢居上，占据主流。物质层面的丰富、齐整固然是一种美，但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就必然会退出美的领域。人文或者精神层面的美则是无止境的，这种美的内核是建立在主体认同基础上的人生意义的展开。在本文议题下，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手工艺品的“瑕疵”确证人的主体性。不同于绝对工业产品的齐整无瑕，手工艺品遍布“瑕疵”。这些瑕疵并非制作者有意为之，而是由于人的能力限制造成的痕迹。这些痕迹并非遗憾，而是人存在和为存在而奋斗的证据。就手工制作者来说，这些痕迹是其造物过程中的“路标”。这些“路标”的排列体现出一种人文时间性。人们对这种时间性的感知构成了人生命体验的内核。无数类似生命体验的涌动和交织，为人类文明的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就手工艺品的接受者，比如上述思想实验中的地球人来说，物品上的“瑕疵”让他感受到了人气。那些“瑕疵”所表现出来的时间性，让他与久违的生命感和生活性得以重逢。他借助这一媒介与遥远的同类及地球家园建立情感共鸣。当他孑然一身时，他只是他，是绝对孤独的。当他和这个手工艺品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他们。若从他的视角来看，就是“我们”。从“我到我们”，虽然只增加了一个单位，但一个小的人文世界建构起来了。这使得活下去和生活成为可能。

第二，手工艺的回溯整体性方法启发主体意义的生成。手工艺品上的痕迹不仅是造物过程的“路标”，也是人生道路的标识。有过手工劳作经验的人对下面的描述会心领神会。不管绘画、雕塑还是其他，操作者的每一笔、每一刀思虑的并非只是这一笔、这一刀，而是一笔看多笔、一刀看多刀。手工艺品是在胸有成竹的大方向下不断调整的结果。高明的手工艺人在造物前虽然胸有成竹，但这个“竹”绝非确定不变。这有点像贝叶斯推理，也就是说艺人在有成竹模糊轮廓，并在每一步都回溯模糊的整体情况下下笔、下刀，同时随着每一笔、每一刀的走势调整着“竹”。可见，成竹并非完成的“竹”，而是在不断回溯模糊整体的情况下不断生成的“竹”。即便一件作品已做完，但对艺人来说这只是阶段性的完成，而不是结束。就一件作品来说，每处痕迹既是上一阶段的总结，又是下一阶段的开始。就所有作品来说，一件作品的结束即是下一件作品的开始。手工艺品留下的痕迹，终究构成了艺人的一生。在物和事生成的回环往复中，人生展开了，而人们对这过程中的每一处痕迹驻足、品味和回望时，意义生成了。

在无数类似历程中，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整体认知。他对造物过程和不断回溯的整体方法论的把握，帮助他建立起对人和世界互动生成的认识。这进一步引导他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

第三，手工艺过程的透明性增强主体自信。手工艺人不仅对造物有整体把握，还清楚地知道工艺过程所涉及的所有物和事。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在造物过程中，手艺人在不断操作的过程中对物和事增添认识，同时也认识了自己，人的主体性由此建立起来。这和人工智能造物有本质的不同。暂且不谈超级人工智能或者硅基智慧生命，即便只从工具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和传统手工艺的工具也有很大区别，因为传统工具对手艺人是完全透明的，甚至很多工具是手艺人自己制作的。真正有创造力的手艺人（包括艺术家）需要创造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新形式，已有工具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此时，只有自己特意制作的新工具才得心应手。由于从天时到地利，从工具到材料，从人文到技术均对手艺人完全敞开，手艺人在造物过程中洞悉一切、游刃有余、骋怀游心，不断增强着主体自信，而主体自信是人类勇于面对未知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内在动力。

画坯，杨格格2021年7月摄于江西景德镇。

（三）失控感与主体性的松动

从造物过程对人的敞开度视角对比手工造物和人工智能造物，问题出现了：对大多数手工艺人来说，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既不可知，也不可见。人们只能看到人工智能输入端的想法和人工智能输出端的成果。至于原理和过程，多数人知之不多，甚或一无所知。这自然会带来一种随时随地的失控感，这种对人工智能工具感到失控的本质是对主体性的怀疑。诸如此类的问题随之涌现：输出端的成果是谁创造出来的？人类？人类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按照一般逻辑，这三类主体都有可能，相应地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创造。这种观点的逻辑简明且坚固：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即便再智能，也是智能工具，因此人工智能成果只能是人类操作人工智能创作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成果是由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创造的。这在秉持后人类观点的学者中比较普遍。他们认为万物平等，万物都有能动性，人工智能虽然由人类创造，但也有主体性和能动性，且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创造力。因此，人工智能的成果是由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同创造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工智能创造。不同于前两者的逻辑，这一观点的难处不在于论证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成果之间的关系，而在于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此，问题转化为：如果人工智能成果由人工智能创造，人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何种位置？众所周知，埃隆·马斯克等人认为，碳基生命是硅基生命的跳板。这一判断有助于对第三种观点的思考。人工智能成果可能是人工智能玩的障眼法。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成果换成文学艺术作品，人们正在乐此不疲地做人工智能艺术，问题就严重了。文学艺术被认为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向来是人类警惕性不强的领域，这也是社会变革前哨常常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社会原因。人工智能在此领域发力，一方面可以增强自己理性之外的能力，另一方面可对人类所特有的感性能力进行甜蜜腐蚀，从而在提高自己整体能力的同时，封锁甚至降低人类的能力，为最终脱离人类控制创造条件。人类的理性推理能力是很难和人工智能抗衡的，如果再降低感性能力，那么人的主体性就难保了。

反之，在人工智能时代若想保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要提升人的多元感知能力。而要满足这个要求，停在“思”的层面恐怕不够，先秦诸贤对作与不作的思考和实践为此开了一扇窗。

三、通过具身性劳作铸牢人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之所以引起人文思想界的高度关注，主要是人们担心其可能发展出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的本领，进而危及人类存续。人文学界和科技界之间相互不了解久矣，多数人文学者缺乏了解人工智能这种复合高科技的知识储备，他们主要凭借从人工智能学界和业界发言人那里获得的一鳞半爪的信息做判断，而经过心怀各事的传媒过滤，这类信息往往掺杂了太多趋利性和夸张性。这导致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判断走向两极分化，或认为其终归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只不过自动化程度高一些罢了，不足为惧，或认为其必定引起硅基智慧生命的诞生从而取代人类，因此最好终止其发展。从人文研究的角度来看，前一种观点缺少必要的批判意识。后一种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危机意识往往能将思考导向深入，从而提高学术和思想价值。现在断定人工智能一定取代或毁灭人类还缺少关键证据，退一步思考或许更现实些。人类之前的所有科技发明和发现，无论形态如何多样，都可归结为是在力量路径上的前进。这类似竞技体育运动追求的更快、更高和更远。人工智能第一次让机器走上了智能的道路，未来还有可能达到智慧路径。这就不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人类肢体的延伸了，而是生成了一个让人类足够敬畏的他者。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并不一定会取代人类，但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以及由此技术引发的认识论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由此，与其拽着人工智能末世论不放，不如思考人类文明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赢得自主转型的机会。

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不管是人在世界中存在，还是人与世界互生共在，其诉求都是面向未来的。也就是说，对人存在的分析固然可以是历史的，但这种分析的实践指向却是未来的。对整个人类来说，没有未来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由此观之，对人之存在的分析只有在人类文明不断绵延展开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然而，任何文明要绵延下去，离不开两种基本行动，即述和作。在这一点上，理性早熟的中国先秦诸子做了大量论辩，中心议题正是文明的延续和转型问题。讨论诸子对“述”和“作”论证的具体内容非关本文宏旨，在此只采撷方法论层面之一二，为人工智能时代文明和社会转型的讨论启发思路。

（一）“述—作”论争

在任何社会中，实践和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实干就没有现实世界，人的生存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理论就没有精神世界，人的生存就缺乏内在动力。在先秦诸子时代，虽然“作”也有做、实践的意义，“述”也有理论（解释和阐释）的意味，却不是主流释义。述和作的论争之所以从先秦一直绵延至今，盖因其关乎人类存续之大要。在这场论争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孔子的“述而不作”。虽然先秦时期对述和作的释义多样而且难定，但两千多年的论争基本围绕着孔子使用的述和作的含义展开，大体可概括为传承和创作，在文化领域大体可对应现在的守正和创新问题。今人重视守正和创新与古人在意述和作一样，思虑的都是如何处理好文明和社会的连续或断裂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述—作”论争起于墨子对孔子相关理论的批判，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先后加入战团，但基本在孔子和墨子提出的思想范式内展开，其诉求、论点交织，复杂而多样，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三类。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作”在先秦思想中虽然内涵丰富，但大多以因循自然纹理行事为根本。如此，最为符合这一主张的第一类自然是倡导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老子和道家。第二类是倡导“述而不作”的孔子和儒家。第三类是与儒家针锋相对、倡导勇于创作的墨子及墨家。道家严格因循自然，反对一切人为创作，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对后世影响很大，却在相当程度上取消了儒墨之争，与本文所论不合，暂且存而不论。

孔子和墨子的思想均值得重视。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认为，先王因循自然之理创制天下，自己不过是顺述先王之作，而无创作之意。墨子对此表示反对：“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者益多也。”相比于孔子，墨子显然更加务实，他基本从中立的视角看待述和作之间的关系，只要有益于社会发展，既可承述于过往，亦可创作于当下。此外，他还强调，创作是必要的，但要遵循一定规则。

儒墨“述—作”论争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作为本文的思想资源。第一，创新要有所本。孔子和墨子，以及加入论争的其他思想家，都不否认循自然或天的重要性。第二，名实并不一定相符，而是辩证运动的。相比于其他各家，墨子有关述和作的思想显然更符合社会发展实际，但这一思想基本被后世湮没，而孔子的思想却历久弥新，直到清代考据学达到极致。儒家宗师孔子强调“述而不作”，实际上“既述且作”。继承者孟、荀均有大量创作，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不管二程、朱熹，还是陆、王都建构体系，开宗立派。名为述，实为作。

第三，述作并举，社会才能获得良性发展。虽然孔子及其追随者有些“口不应心”，但他们内心都认可创新的必要性。

（二）由“述—作”思想看人工智能

孔子“既述且作”。他编六经，创造春秋笔法阐发微言大义；周游列国，克己复礼；他创办私学，引领新风，开宗立派；等等。这明显与其倡导的“述而不作”不符。孔子说一套做一套，这里面饱含深意。

难道孔子不明白“无作不生”？显然不是。不少学者认为“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自谦之词。或许孔子真有这么一层意思，但以他之通天睿智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德性，这样理解显然将他置于常人（先秦术语中的“小人”）之列，而非圣贤之尊。其深意或许是：第一，孔子明了只因循旧制，而不勇于创新，难以应对新形势。但他更清楚，创新虽必要，但也有危险。这一点仅从中西方思想家都把文化创新视为断裂就不难理解。特别对中华思想萌芽期的商周来说，文化创新意味着人跟自然或天的断裂。时人和后世的思想家认为，这会让礼制和道德失去合法性。第二，完全的承述是复制，这是做不到的，先秦思想家不可能想不到这一层。因此承述实际上是返本开新，且这种创新幅度小，即便出错，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大。这有点类似于社会运动中的改良。相对而言，创作则是革命。这种剧烈行动常常引起文明的断裂。第三，创新往往带来眼前利益，这为常人所青睐。在先秦思想中，创作是圣人的领域。常人道德和智慧水平不够，创新往往危害社会。孔子知道自己具有创作的能力，但若承认自己创作，就自封圣人了，这与儒家伦理不符。因此，孔子虽然为社会转型发展、文明延续而多有创作，却不强调创作。

以上简要讨论为接下来对人工智能时代文明和社会的转型分析带来不少启发。

第一，创造和人工智能技术适配的思想与文化。创新意味着利益，因此人人都想创新，但创新同时也意味着危险，且创新的程度和危险系数成正比。如果借用赵汀阳对存在论事件的界定，人工智能是顶级存在论事件。这样的创新势必引起人类社会的大转型，其间人们的思想焦躁不安，文明传承面临巨大考验。此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应该采取孔子的态度，即相比于断裂性的创新，更应该强调连续性的承述。问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在逻辑很可能给人类文明带来断裂的危险。人工智能预训练需要大量数据，这基本依赖于互联网上的公开数据。这些数据有的是知识，但更多的只是信息。信息虽然只是材料，但有成为知识的潜能。信息一旦经过语境化包装，其知识性便大大增强，其中传播力度大的，往往被视同知识。

秦淮灯彩，杨格格2022年9月摄于江苏南京。

由此来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生成，或可获得一些有理论价值的反思。语境在相当程度上是上下文。当信息有了上下文，很可能会变成知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依赖上下文生成答案。这往往被人类认为是知识。需要思考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不是通过人类的知识生成知识，而是通过创造上下文，将信息变成知识。而这个上下文，并非基于人类理解的意义情境，而是基于不太能为人类所理解的数据相关性。人类借助人工智能生文、生图、生其他，以为获得了知识，但到头来获得的可能只是某种难以上升到知识层面的信息。至于人工智能利用再生数据创造出来的上下文生成的东西，甚至都不是人类的信息。人类以此为知识，对待文化和文明，很可能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异化，甚至断裂。

面对这种情况，人文学者要有足够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既不能对人工智能不闻不问，又不宜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的统计思维替代人类的情理思维，而应谨慎应对文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揭示出有可能危害人类文明和主体性的问题，以实现技术和文化之间的某种适配，帮助文明和社会完成自主转型。

第二，创作很重要，但要有原则。墨子重视创作对人类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论争中失败了，但对探讨人工智能创新却有特殊价值。墨子激烈反对孔子对创新的态度：“一再强调，创作不可或缺，但必须时时受正确原则之引导。”墨子的标准是创新要有利民生。民生内容很多，难以详述。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当下人们谈论较多的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而是安全问题。众所周知，所有工业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检验，质量必须符合行业安全标准，不然不能投放市场。人工智能是工业产品，其研发创新和生产自然也要符合相关标准。但现在看不到全套的开发标准，产品却已遍布市场。这当然不是国家、行业以及开发商不负责任，而是其有区别于其他产品的深层原因。虽然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但人类对其内部的生成机制缺乏了解，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最核心的部分对人类来说是个黑箱。这跟人类创造的其他事物不同。人工智能之外的其他科技造物，无论多么精密和高性能，对人类来说都是透明的。因此，其固然高端，却不神秘。由于人工智能的“黑箱”属性，人类也就难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全套规则。从墨子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太快就更危险了。

第三，语言创世有局限，具身性劳作更可贵。如果跳出儒墨之争的具体话语，或许还能找出另一层意思，即说和做之间的关系。“述”除了因循和承继外，还有言说之意。“作”除了创作、使……兴起等偏抽象的意思外，还有做和实践的意思。大语言模型虽然神乎其神，但主要是说的学问。大语言模型不仅体现出了中西方在科技开发理念方面的不同，也表现出了人文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重实践而轻语言。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老子断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发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先秦诸子虽然对“述和作”有不同的理解，但多数是实干家，都强调实践。正如《论语》是教人如何做的，而非教人如何说的。庄子的主张大多借助熟练手工艺人的动作喻出。法家研讨依法治国，应用和实践是题中应有之义。墨家本身是匠人群体，其实践性最强。其他如纵横家、农家更不用说，都是实干派。只有名家重名轻实、重语言轻实践，但终究不合时宜，昙花一现。

纺麻，孟凡行2005年8月摄于贵州六枝。

与之相较，西方人更重视语言。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不以行动而以言说创世。海德格尔断定“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等等。由于西方人“洞察”了语言即世界的秘密，于是率先发明了大语言模型，各国跟进，世界进入语言创世阶段。正如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所言：“在‘文生内容’系统时代，艺术变成了‘口授艺术’。”岂止艺术，现在我们正处于语言创造万物的时代。问题是，语言固然重要，但并非人之全部。即便为人最引以为豪的理性也不完全由语言塑造，而需借助人的整个有机体与万物的交互生成。这种活动可称为具身性劳作。

（三）以具身性劳作应对人工智能对人主体性的挑战

系统性思考是人的重要属性，学界曾长期认为这只能通过语言进行。于是大脑被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身体则遭到忽视。认知神经科学的主要创始人加扎尼加（Michael S.Gazzaniga）同意，大脑和身体是一体的，“没有身体，大脑无法思考”。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前主席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研究得出，人类的思考基于行为，而非语言。世界神经科学领袖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研究认为，人的理性和感性不可分隔，而且离开了后者前者就无法发挥作用。人类所有的理性能力和感性能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整个有机体与万物的充分互动。由是观之，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并非语言，而是人和万物的具身交互。

认知神经科学取得的这些进展也影响了人工智能领域。日前，深度学习领域权威、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Richard Sutton）认为，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有限，人工智能只有进入经验（experience）学习时代才能开发出通用人工智能。被称为人工智能教母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致力于研究空间智能，2024年她创立了World Labs（世界实验室）公司研发意图理解三维空间的大型世界模型（LWM）。按照常识理解，能够完全与真实世界交互，并由此习得数据而升级迭代的世界模型，也只有通过像人一样的经验学习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萨顿和李飞飞的技术路线都指向经验式学习。

孟凡行于2025年4月在湖北恩施体验当地人劈柴的劳作方式

这里需要分辨的一个问题是，经验对人类起源和心智养成的根源性作用虽远超语言，但仍不是人类情理活动的全部。因为人类与万物具身性交互生成的是体验，而经验只是体验的一小部分。这个过程可简化如下：人类与万物交互产生体验，体验大部分内化为神经科学家所谓的内在于身体的倾向性表征，这是人类记忆得以形成和情理活动得以开展的主要资源。体验的一小部分经过理性化，可用语言、身体姿势或其他手段表达出来，是经验。简言之，经验是可表达的体验。体验是内在的，经验是外化的。由于体验无法表达，基于推理的人工智能也就无法感知，更无法加工。先不说人类经验表征有不少无法被算法化的问题，即便人工智能走向经验学习之路，还是无法达到人类体验的深度。这逆向证明了人类体验和经验的重要性。

体验和经验并非固定之物，而是流动之质。这对确认人的主体性和生活自信至关重要。民间有谚，人贵有自知之明。人要认识他人和他物，需要先将之客体化，再拉开距离审视之。人在这样的认识论机制中认识自己，离不开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内在于人的有机体，两者绝难分离。既然人的意识无法悬在空中观看完整和未来的自己，最终的判断也就无从产生。根据前文的回溯整体性方法，由于时移世易，人不断变化。很多事，人不去做，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能做成什么样，也就不清楚自己有多大本领，更不知道做了这些事之后自己的思想认识会发生哪些变化。自知之明也就无从谈起。无论何人，其在一生中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一事，长一智。其中关键或许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诉求靠苦思冥想是做不到的，落实到实践和行动中可能还有希望。卡西尔从比较笼统的意义上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卡西尔所处的时期还没有当今时代的离身性劳作，他这句话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类的社会性，即交往性。如果他生活在这个时代，或许能够赞同下面的话：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人，只有在不断的具身性劳作和具身性交往中才能认识自己，才能有意义地生活。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近代以来人类在人性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即人的主体性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就变得岌岌可危。文艺复兴终结了信仰时代，原先托为神启的混沌信仰被个人思想和科学知识所取代。人工智能时代，个人遭遇危机。人工智能先将个人变成数据生成器，失去数据生成价值的个人则直接沦为数据。个人的终结预示着情感和思想的终结，因为情感和思想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而丧失了情感和思想的集体只能沦为乌合之众。如此，人类将不再具有反思能力，主体性问题也就随之消散了。

孟凡行于2025年4月在湖北恩施体验木刻

于是，下面的话值得呼吁。人类越深入人工智能时代，就越不能沉迷于语言交互和网络交互，而应该坚定地拥抱真实世界，充分发挥具身性劳作和具身性交往对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塑造作用。在保证人类情感和思想不退化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其人文属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保证人类文明不断裂的基础上适当利用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便利，实现社会和文化转型，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机合作社会。

结语

2025年6月6日，ChatGPT的主要开发者、OpenAI前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尔（Ilya Sutskever）在多伦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基于人的大脑是生物计算机的事实，坚定地认为同样以计算机为大脑的人工智能终将学会人类所有本领，并胜任人类所有工作。时下人文学术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与其说是对人工智能的思虑，不如说是借人工智能事件进行的自我反思。人工智能进化为远超人类能力万亿倍的硅基智慧生命有些遥远，但从现在已突破图灵测试的弱人工智能升级为通用人工智能则有很大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一旦转化为现实，人类就会生活在苏茨克维尔所展望的场景中。

恩格斯断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人类的劳动是一种具身性劳动，这种劳动通过身体获取人类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能量，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还催动了人的有机体与物理世界进行充分交互，从而塑造了人的感官，充盈了人的大脑，形成了人特有的情理结构。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人类社会的发展可归结为科技和人文两大维度。科技发展基本上是线性或者指数性的，古代科技水平与现代相比只能算是萌芽状态。人文不同，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在现代人中有谁的情感、思想和道德水平能超过轴心时代的诸位先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古人为何比现代人有更充盈的情感、高超的智慧（智慧不是智能）以及高尚的道德？原因可能很多，而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们大多是知行合一、奉行具身性劳作和具身性交往的人。孔子周游列国，苏格拉底天天找人辩论，释迦牟尼四处修行创教和传教，默罕默德更是在政治、军事、商业、外交、哲学、宗教等无不践行。此外，从中西方教学科目的“六艺”和“七艺”亦可见端倪。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除了数，其他都有极强的实践性。西方自由七艺“逻辑、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看上去除了音乐之外其他均是理论科目，但须知艺（art）来源于拉丁文“ars”和希腊文“techne”，对应的是写诗、驭马、制鞋、画花瓶、统治术等技能。

喷釉，杨格格2021年7月摄于江西景德镇。

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通用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生产力为马克思的论断提供了技术支持。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通用人工智能可以胜任人类的所有工作，那人类还能做什么？马克思的论断隐含着某种答案：第一，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价值大大降低，人类劳动将大规模退出生产场域；第二，劳动依然重要，但其不再面向生产，而是面向生活。简言之，进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后，劳动成为人类主动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活动并非为了谋生，而是为了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传统劳动，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劳动，其基本性质是生产。这是一种基于成本、导向效率和效益的功利活动。就目前人类的知识和实践框架来看，与生产对应的是生活，与功利对应的是超功利。进入世俗生活领域的超功利行动大半是审美的活动。质言之，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主要劳动形式是审美性劳动。相对于传统劳动，审美性劳动主要不是为他人生产，而是为自己创作（劳作）。这也决定了在这种劳动中，相对于劳作产品，劳作过程更重要。在审美性劳作过程中，人们重拾把握世界的自信，筑牢主体性，如此才有可能获得与人工智能共存的机会。至于这种劳作产出的成果，则是人们具身性交往的最佳媒介，也只有这样的媒介才能带给人们最大可能的共情和认同，这是人类共同体得以维持的根基。这样的具身性劳作，除了广义的手工艺，还有其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