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电诈洗钱已形成“诈骗、下单、接单、担保、招募、取现”等多层级的黑色产业链。

当电诈受害人把银行卡里的钱提取出来,唐兴凯也来活儿了。

39岁的他因犯掩隐罪获刑一年两个月。被警方抓获前,他是一名“车手”——从电诈受害人手里拿到钱后转移。

在电诈的链条中,洗钱是重要一环。一笔笔赃款被快速变现或转移后“洗白”,最终被电诈分子占有。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电诈洗钱已形成“诈骗、下单、接单、担保、招募、取现”等多层级的黑色产业链。在庞大的链条中,每个层级各有分工,且又有细分,如处于链条最末端的取现车队,根据规模和洗钱能力也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车队。

斩断洗钱链条、拦截转移资金,能最大限度守护被骗群众的资金安全,洗钱犯罪也成为公安机关从严打击的对象。今年以来,北京、上海、重庆、杭州、武汉等多地公安机关返还的涉诈资金均超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10月24日召开依法打击治理洗钱犯罪重点工作推进会,强调人民法院要依法从严打击洗钱犯罪,进一步加大对跨境洗钱、穿透式洗钱、链条式洗钱等新型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形成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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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警方查获的一个电诈洗钱团伙,从其窝点搜出大量涉诈现金及黄金。徐州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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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手”引人入局

“枪手”转走资金

20岁的张一文,曾是缅甸电诈园区的一位“拉手”。

在电诈集团内部,“拉手”是指冒充各种身份打电话设局忽悠“客户”的电诈分子。他们往往是电诈集团内部最底层且人数最多的一群人,正是他们以各种话术,让受害人一步步陷入电诈圈套。

“第一个月,我拉来的客户被骗金额一共是80多万,最大的一笔20多万。”张一文说,他所在的电诈公司,有人一天的诈骗金额就达到数十万元。

2025年12月14日,新京报记者见到张一文时,他刚刑满释放两个月。正是这段服刑经历,让他觉得有必要讲讲自己从事电诈的经历,让更多人不再受骗。

电诈有很多名目,如刷单返利、非法集资等,张一文所在的电诈公司主要以“航班延误退改签”来实施诈骗。

在电诈园区,张一文每天的工作是按照主管发的客户资料打电话。每张A4纸上打印有9到11名客户的信息,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航班号、起飞地以及目的地,一般都是次日或第三天乘坐航班的旅客。

按照他们此前培训的话术,这些信息甚至不全部使用,就足以让客户相信,他真的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

张一文称,他们一般通过“手机口”使用国内的号码拨打诈骗电话,有一次他使用一个归属地为西藏的号码,打通了客户电话,说自己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员工,对方依然相信了他的身份。

“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相信我说的航班延误信息是真实的。”张一文说,因为在电话中,他能准确报出客户的名字以及航班信息,客户乘坐航班急于出行,接到诈骗电话后,疏于核实,就会上当,“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特别是不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人,上当几率最高。”

联系上客户后,他们以航班延误或取消航班行程为由,通知客户领取三五百元不等的补偿金。告诉客户只有领完补偿金,才能帮他办理退改签。

“所谓领取补偿金,也是编造的一个谎言,目的是让客户进入早已布好的骗局,一步步落入陷阱。”张一文说,他们会指导客户通过个人的支付平台,向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发起收款申请,页面会提示“对方是企业账户,无法创建收款”。这时,他们再用备好的话术欺骗客户,“肯定是你当时注册账户时,没有勾选向公司收款的功能。”

实际上,注册账户时根本没有这个选项的勾选。张一文说:“这样说的目的是引导客户下载可以开启共享屏幕的App。”

最后的诈骗,则交由“枪手”来完成。

张一文说,“枪手”以领取补偿金时平台需要进行反诈监测为由,让客户开启手机屏幕共享。接着,“枪手”引导客户输入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些重要的信息,通过共享屏幕查看客户名下所有银行卡的余额,目的是精准地转走客户银行卡内的钱,“都是先拿余额最大的卡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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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招募“卡农”

借卡洗钱称“很安全”

“枪手”从客户卡里转出去的钱,一般是先到诈骗公司账户或是公司指定账户。但电诈骗钱的手段并不止于此,电诈分子通常也会诱骗受害人将钱转到第三方银行卡,包括转给不知情的商家和个人卖家作为货款。

以上种种手段,都让电诈分子成功骗得受害人的钱财。下一步,则是洗钱。

洗钱团伙(俗称“水房”)的作用是将非法途径得来的资金拆分洗白,成为“有合法来源”的收入。而电诈资金,属于“水房”里三大类之一的“大混料”。洗“大混料”风险大,佣金也相对较高。

今年7月刑满释放的唐兴凯说,他一开始用POS机刷卡来洗钱,“上线让我和其他人去指定的城市,拿POS机和客户见面转账,几分钟就完成了。”

“最开始都是通过POS机刷卡和银行卡转账进行洗钱。”张一文说,用银行卡进行线上转账洗钱,虽然被追踪风险大,但凭借快捷的方式,仍是“水房”洗钱的重要方式。

“用来线上洗钱的银行卡,几乎都是在网上以‘日结’‘高回报’招募来的。”唐兴凯说,这是洗钱圈最惯用的手法,即便最后银行卡被冻结、追踪,也很难查到隐藏在背后的洗钱团伙。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出现以“高额提成”招募银行卡户主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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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交平台上一用户长期发布“银行卡换钱”的帖子,帖主称 用银行卡走账“洗钱”,主可获得提成。平台截图

12月20日,新京报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检索“日结”“金融”等关键词,搜到多条“公户、一类卡可以换钱”的帖子。

一位名为“滴滴滴”的用户在帖文中称,有闲置的公户可以换钱,10万到20万;一类卡、信用卡,日结。新京报记者留言询问“怎么做”,“滴滴滴”通过私信告诉新京报记者,只要有公户或者一类的银行卡,他就可以安排人到记者的所在地“同台”操作,并承诺给出高达35%的高额提成。

借出银行卡做什么能有如此高的提成?在添加对方为好友后,“滴滴滴”直言不讳地告知:洗钱。他同时安慰记者,一般不会有风险,“料子好”。

之后接连多天,又有数位平台用户私信记者,询问名下有什么样的卡。添加其中一名用户后,其自称为洗钱的中介。所谓“料子”,就是钱款的来源,他所“洗”的主要是博彩和色情敲诈的钱,比电诈的风险低,所以只能给到3%到9%不等的抽成。

至于操作方式,该中介称,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有他们的操作人员,只要是一类卡,确定单日的可转账额度后,他们就可安排人员到记者所在的地方操作,“只做线下交易,大概1个小时就能完成。”

交谈过程中,该中介多次强调,他的“料子”绝对安全,可以长期合作,“那些给的提成高的,你敢做吗?都是电诈资金,轻的封卡,重的判刑”。

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中介许诺的返点虽然从3%到35%不等,但都强调跟着他们做,是安全的。该社交平台上不少帖文中,发帖者也强调“稳、稳、稳!”也有帖主称“保司法”(保证银行卡不受司法冻结)。

多名因洗钱获刑的刑满释放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行业内,出借自己银行卡获利的人,被称为“卡农”,是电诈洗钱末端的一个环节。中介在网上招揽“卡农”洗钱,并不在乎“卡农”是否因为流水异常被封卡或被追责甚至判刑,只要他们的钱安全转出,就达到目的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新型网络犯罪指导处副处长胡志伟曾在受访中表示,诈骗分子为逃避公安机关的资金追查会将涉案资金层层分解、快速转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银行卡、支付账户,他们往往会非法买卖、租借,甚至骗取他人的银行卡和支付账户来完成洗钱这个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等。个人将银行卡出借用于洗钱还涉嫌帮信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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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社交软件发布洗钱订单

押虚拟币转移资金

随着警方及金融机构对银行账户加强监管,洗钱又衍生出线下取现、买黄金、买实物等方式,并逐渐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黑产链条。

江苏徐州警方今年8月破获的一起电诈案件,揭露了取现洗钱团伙的作案手法——电诈分子在诱骗受害人同意线下交付现金后,通过境外社交软件担保群发布“取现订单任务”;洗钱团伙在担保群内上押一定比例的虚拟币作为“保证金”,接单后再招募“取现车队”收取受害人交付的现金;洗钱团伙取得现金后,在担保群内确认收货,将之前上押的虚拟币转给境外诈骗团伙,完成诈骗资金的转移和洗白。

该案中,一个名为“欧洲杯”的洗钱团伙,长期盘踞在海南。今年8月份,在海南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徐州警方成功抓获该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在主要犯罪嫌疑人邓某和周某的住处,警方搜查出现金154万多元、黄金400多克。

案件源于今年4月徐州市民杨先生的报警。他在网上看到一则刷单返利广告,联系客服并下载了指定App。客服先给杨先生派了两单小额任务,两笔返利均准时到账,这让杨先生彻底放下戒心。随后,他又投入2100元,但客服告知他信用流水不够无法返现,只能继续充值刷信用分,为了挽回本金并继续赚取佣金,杨先生陆续充值2万元,可依旧无法提现。

此时,客服又给出新的“解决方案”,称可以匹配“线下客服”,通过现金支付解冻账户。杨先生按照要求,与“线下客服”取得联系,从银行取现3万元后,前往当地一个偏僻的灌溉取水闸,放置现金。

就在杨先生同意线下放置现金后,洗钱流程也随之启动。

诈骗团伙在境外社交软件群组发布取现订单,由平时与诈骗团伙联系较多的“中间商”——“欧洲杯”洗钱团伙接单并向担保方上押一定比例的虚拟币。之后,该洗钱团伙在群组发布车手招募订单。

陈某等3人随即接单成为“车手”,同样向担保方上押虚拟币,并赶往灌溉取水闸处取钱。

徐州市反诈中心反诈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邓阳向新京报记者介绍,陈某等人从网上购买境外号码,注册境外社交软件,加入相关群组“接单”。3人各有分工,陈某负责取钱,刘某磊在周边放哨,刘某成负责“接单”联系上家,并按照“接单”金额,以境外虚拟币的方式向“中间商”支付押金。

陈某等人取到杨先生的3万元现金后自己保留,还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而此前支付的押金,则被当作诈骗款由“中间商”收取,“中间商”再跟境外诈骗团伙结算。

对杨先生而言,交付3万元后账户仍未解冻,客服又以操作错误为由让杨先生再取现4万元送至指定地点,杨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接到报警后,徐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很快将刘某成、刘某磊和陈某三人抓获。最终进一步深挖,锁定“欧洲杯”洗钱团伙。

目前,徐州警方共串并出“欧洲杯”在大约一年时间里所涉的86起案件,其中38起黄金单,48起现金单。此外,根据对“欧洲杯”团伙案件的梳理,徐州警方还锁定了三个境外诈骗团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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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和“车手”互相提防和算计

新京报记者发现,一些境外社交软件,已成为洗钱派单、接单的主要途径。这些群组里,活跃着更多像陈某一样想挣快钱的“车手”。

张一文和唐兴凯,也曾在境外社交软件上接单。唐兴凯说,当初他从某社交平台上看到“高收入”工作招募信息后,就与上线建立了联系,对方随后给他寄来一部苹果手机和一张境外电话卡,手机已经预先安装了境外社交软件并注册好账号,“所有的洗钱业务,都只在境外社交软件上沟通,甚至只靠语音沟通。”

在唐兴凯、张一文提供的境外社交软件中,新京报记者发现存在大量的“招募车手”群组。

一个名为“全国车队拿现金”群组内,自去年年底至今,每天都发布数十条国内不同地市的取现任务。以12月22日为例,群主发布了涉及11个省份的21条取现任务,每个任务的金额从3万元到30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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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境外社交软件的群组内每天发布大量的“取现”信息,招募车手。 手机截图

类似唐兴凯、张一文这样的洗钱人员,被称为“车手”,他们所在的团队被称为“车队”。“车手”赢得上线信任后,也可以自己招募“车手”成为“车队”头目,即“车头”。

唐兴凯也从最底层的“车手”,一路做到“车头”。佣金提高的同时,风险也大了很多。

“信任永远是最大的问题。”唐兴凯说,从取现到送钱,“车手”单独行动,极易发生卷钱跑路的“黑吃黑”。

上线因此会制定许多规矩。对于初次接单的“车队”,上线会要求支付涉诈钱款80%到100%的押金,事成后退押。初次干活的车手,上线会要求其佩戴微型直播摄像头,全程旁观,甚至派出安保,跟着“车手”干活。这种“车手”和上线的人一同干活的形式,被称为“同台”。

在上述徐州警方破获的电诈案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陈某等人去取钱时,上线“欧洲杯”洗钱团伙的人要求他们在取钱地附近提前放置摄像头,以防三人“黑吃黑”。民警起获该摄像头后发现,里面记录了杨先生在灌溉取水闸附近放置现金,并由陈某将钱取走的画面。也是从这个摄像头里,警方又核实出三人在一个月内做的其他7起案件,核实获利金额10万余元。

上线和“车手”之间除了逐利,也在互相提防和算计。

一名受访人士说,上线一方面提拔更多“车手”成为“车头”进行制衡,另一方面,也鼓励“车头”竞争、猜疑、告密。“曾经有‘车头’不老实,上线在他取现时让其他‘车头’报警,最后警方把那个‘车头’抓了。他的活儿也都转给了其他‘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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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现“车队”抛诱饵

黑手伸向未成年人

为逃避打击,电诈分子和“车队”盯上了未成年人,尤其是以金钱为诱饵,招募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洗钱。

北京警方不久前侦破的一起电诈洗钱案中,两名线下取钱的车手,今年都只有15岁。他们从境外社交软件上接单,根据“上家”的指引,专门为电诈转移涉案资金。

江苏宿迁警方今年上半年破获的一起跨省“买金洗钱”案,同样有未成年人的身影。两名14岁的未成年人受幕后洗钱团伙指使,专门从重庆来到宿迁实施买金洗钱,因神情紧张行为异常,被报警后抓获。警方锁定这个跨省洗钱团伙后又抓获了几名嫌疑人。之后,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两名未成年人作另案处理。

该案承办检察官介绍,犯罪分子有意识地招募未成年人参与洗钱,一方面是基于未成年人容易被利用,另一方面是司法政策对未成年人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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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文向记者展示境外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车手”招募信息。 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已年满16周岁的赵越曾在15岁时因为线下取现洗钱,被警方抓获、教育。

赵越也明白,电诈分子招募他们这些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做车手,是为了逃避司法打击。

在赵越曾经待过的“车队”里,不乏14岁—16岁的未成年人。他们大多已辍学,一开始被电诈分子的“高薪”吸引成为车手,在做成几单后越陷越深,一心只为搞钱。

据赵越回忆,他们团队的工作分为线上洗钱和线下洗钱。线下就是去电诈受害人的所在地,约见受害人收钱,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转入电诈人员提供的账户。线上则是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作为中转站,接收受害人的钱,再转给电诈人员。

同样已满16周岁的程兴也曾有相同经历。辍学和高薪诱惑,让他在15岁时成为“车手”,到全国各地取现。“入行”半年就靠着胆大赢得了境外电诈人员的信任,从“车手”做到了“车头”。

在当上“车头”前,程兴和不少车手也进过看守所,和警察打过许多次交道,“不满16周岁会警告一下,最多罚点儿款,不会留案底。”程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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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警方在街头发布的反诈宣传海报。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 摄

赵越对法律更为熟悉。他说,为方便干活,“车队”搞了一台车,车里放一本民法典、一本刑法。“每次做事前,先把法律搞清楚。”

“如果超过16岁被抓,情节严重的话,可以按掩隐罪判3年—7年。”赵越说,这也是像他这样的未成年人在年满16周岁之后,不再继续当“车手”。

但仍会有十四五岁的未成年人在高薪诱惑下,重走赵越、程兴走过的歪路。

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划了未成年人惩戒红线,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条件:对于14至16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执行拘留;14至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同样可以依法执行拘留。这改变了以往这两类未成年人通常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情况。

此外,新法还规定,对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这意味着针对不同情况的违法未成年人,除拘留等处罚手段外,还将通过多种矫治教育手段,帮助他们纠正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九种矫治措施,依据其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可予以训诫、责令接受社会观护等。此外,第四十四条还规定,未成年人存在多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等情形,可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苑宁宁认为,涉嫌参与洗钱的未成年人对法律的理解过于片面。事实上,只要年满14周岁,触犯法律后一旦立案,即使不执行行政拘留,也会存有违法记录,将影响未来择业等。

(文中张一文、唐兴凯、赵越、程兴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 程亚龙 李英强 丛之翔 张静姝

编辑 | 甘浩

校对 | 赵琳

值班编辑 | 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