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北京大兴初见李文丽，第一印象是她很漂亮，衣着得体，笑容始终漾在脸上，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我从成都带来的《我在北京做家政》，请她签名，她还写了一句话：“文学让我们愈发热爱这世上所有值得去爱的一切。”几个小时畅谈后，更感受到她身上有一种温暖而坚定的能量：文学真的能改变人。
李文丽（张杰摄影，2025，北京大兴）
自2024年夏天回到甘肃之后，李文丽没有再到北京打工。但因为文学活动，她又来过几次北京。2017年，她第一次来北京时，不敢坐火车怕转错车，就坐长途大巴，路上不敢跟人说话，两只手攥得紧紧的。现在她会坐高铁了，不用再受长途大巴的苦。她还坐飞机去过澳门、上海、广州、深圳……“好多地方都是我一个人去的。只要给我一个地址，我就能去。”她变得勇敢多了。
李文丽拿着自己的书《我在北京做家政》
这次来北京，李文丽暂住朋友家，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她很快还要回甘肃老家，照顾还不满一岁的孙子。而且她的母亲和婆婆年事已高，也需要人看顾。“我很矛盾。一方面想留在北京，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更适合写作的氛围。但家里确实需要我，我必须回去。而且如果我在北京帮别人带孩子，自己的孙子却丢在家里，我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亏欠。”说完这些，她沉默了一会儿，“不过，写作和画画我肯定不会放弃。老家也有很多值得写的素材。”她现在每天坚持画画，“昨晚在朋友家还画了一张。”
李文丽画作
李文丽的故事告诉我们：追求梦想未必是激进的出走，它也可以包含对现实的妥协与平衡，却依然朝着认定的方向，一步步坚定前行。她也激励着更多像她一样的劳动女性与普通人——在自食其力、养育儿女、照顾家人之余，依然可以主动创造丰盈、有生命力的精神生活。虽然回到了老家，但写作还会继续，画画也不会停。
《我在北京做家政》
回望历史，女性的觉醒叙事常常被简化为“出走”与“决裂”。但李文丽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真正的解放，或许不在于割断所有羁绊，而在于在给定的生活框架内，依然能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土。她没有抛弃妻子、母亲、婆婆的身份，而是在这些身份之中，长出了一个名为“自我”的新维度。
真正的“娜拉”出走之后，未必是堕落或简单回归，也可以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并用属于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书写它。真正的自由，或许不是去到多远的地方，而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心里种下一片花园。
封面新闻记者在北京大兴采访李文丽
采访李文丽的那天，晚上的大兴，明月当空。陪她走向公交站的路上，她指着一个站名说，几年前就是在这儿附近，匆匆见了从苏州来北京出差的儿子。那时她在雇主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空闲，坐了很久公交，却只能和儿子说上几句话便要赶回。“那次我没忍住哭了，儿子看见我哭，也跟着难过。哭完我又后悔——为什么这么脆弱。现在的我，内心强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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