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Grand Egyptian Museum，GEM）在吉萨金字塔旁正式向世界敞开大门，包括胡夫太阳船、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在内的多件珍稀展品在此展出。这座历经20年建设、耗资超过10亿美元的博物馆，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几乎等同于一个梵蒂冈。
作为埃及文化的里程碑，大埃及博物馆的开馆无疑将掀起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埃及热”。预计年流量超过500万人次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0万件馆藏展品魅力的具现。古埃及文明对全球公众的吸引力并非凭空而来，其所带来的新一轮“埃及热”也不仅仅是博物馆建成后公众的“一时兴起”，历史上，“埃及热”曾多次席卷世界。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随行学者的大规模文物记录与掠夺首次将古埃及文化与文物的魅力带向欧洲；19世纪20年代，随着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大规模收购、发掘文物，大量的古埃及文物流向埃及境外。
但是世界范围内埃及文物的收藏热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排名前10位的埃及文物收藏机构分散在6个国家，收藏的埃及文物总数超过60万件。大英博物馆是除埃及以外收藏埃及文物最多的博物馆，虽有7个常设埃及文物展厅，但只展示了其全部埃及文物的4%；最早在博物馆内创立专业埃及部门的卢浮宫，埃及展馆至今仍是其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埃及文化的影响力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之中，透过媒体与互联网等媒介，这些展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极富生命力的文化现象足以诠释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具有跨越地域与时空的魅力。
然而在“埃及热”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埃及文物的流失与追索。
大埃及博物馆建成：“保存条件不足”的说辞已失去说服力
据统计，全球收藏埃及文物最多的两个机构分别是开罗埃及博物馆和刚刚开馆的大埃及博物馆，其馆藏文物数量分别超过12万件与10万件。事实上，业已出土的埃及文物总量远不止于此，世界范围内排名靠前的埃及文物收藏机构中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藏品有近10万件，柏林新博物馆藏有约9万件，卢浮宫藏有5万余件，仅这3家机构的收藏就与埃及本土两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总量大致相当。
早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之时，埃及文物大规模流失的序幕就已拉开。到19世纪，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在埃及大规模收购、发掘文物，导致埃及文物进一步流失。虽然法国人马里埃特在1858年创办了埃及文物局，但并未改善埃及文物的流失状况，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分成制度”有关，即外国考古队可收藏一半文物。直到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掘，埃及文物的流失才逐步得到了控制。1983年埃及颁布《文物保护法》在法律层面禁止文物出境，由此为阻止埃及文物的流失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尽管如此，走私的埃及文物仍流通于世界市场。
2011年，埃及增大了对文物的追索力度。统计数据显示，2011—2021年间，埃及追回文物数量约3万件，仅2021年就追回5300件文物，但仍只是文物流失总量的九牛一毛。受多重因素影响，2023年以来，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也在陆续归还或承诺归还埃及文物，但涉及的文物在学术和现实价值上大多较为次要，罗塞达石碑、奈菲尔提提胸像和丹德拉天宫图三件“国宝级”文物仍流落在外。2022年，超过2500位考古学家联名请愿要求将罗塞达石碑归还埃及，却被大英博物馆以“未收到埃及政府正式归还请求”的理由拒绝；德国柏林新博物馆方面则声称奈菲尔提提胸像为其合法所得，埃及缺乏合适的保存条件，并以胸像脆弱不易运输为借口拒绝归还。
随着大埃及博物馆建成，“保存条件不足”的说辞已失去说服力。正如埃及前文物部长扎希·哈瓦斯所说：“过去他们说我们的博物馆不够格。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22座以上的达到国际最高标准的博物馆，其中一些甚至比美国或欧洲国家的博物馆更现代化。”博物馆内恒温恒湿的环境、先进的修复实验室和安保系统，完全能够满足任何埃及文物的保存需求。为此，埃及政府多次强调对三件“国宝级”文物的追索诉求，但文物持有国的博物馆与政府却以多重理由对埃及方面的诉求加以驳回。这些国家引用各自国家的法律作为拒绝归还的依据，或证明其持有文物的合法性，或通过法律限制文物处置；保存技术也常被这些国家用来作为拒绝归还文物的理由，如文物脆弱不宜运输、原属国埃及缺乏文物的保存条件等。但是更深层次的阻力源于“普世博物馆”这一理念，即博物馆应当是世界性的、无国界的，向全球开放使用，其文物应让全球共享，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遗产。
“普世博物馆”叙事：谁有权力定义“普世”的概念
文物诞生于具体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文明体系，是特定文化与历史的物质载体，与其原生文化语境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联系。脱离文化语境，就无法真正解读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密码。“普世主义”叙事掩盖不了文物应有的归属与其背后的殖民掠夺实质，更不能消解文物的精神根系。或许将罗塞达石碑放置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会有更多参观者慕名而来了解古埃及文化，但若将罗塞达石碑展于埃及本土，这块石碑却能结合埃及传统文化脉络，讲出更有深度、更丰富的埃及故事。
强调文物的文明属性，并不是否认“文物无国界”的说法，更不是否认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发达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埃及文物为古埃及文明的传播作出的贡献。在大英博物馆每年接待的600万游客中，有多少能亲赴埃及一游？珍贵文物及其凸显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是人类文明共同的遗产，理应获得重视。然而，就像古埃及文明的魅力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衰退一样，殖民主义的掠夺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正当化。19世纪殖民主义国家对埃及文物的攫取建立在埃及国家主权不完整的背景之下，埃及文物“分成制度”的出台是殖民国家与殖民地之间权力不对等的结果。若以当时的“分成制度”为现今的“不归还”做辩护，无异于再次将埃及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关系置于不对等的地位。
然而在埃及文物是否归还的两难境地之外，或许仍存在一些妥协之法：在数字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借助高清图像、3D模型和虚拟现实体验，来自全球各地的埃及文明爱好者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接触”埃及文物；或是通过联合展览、签订长期借展协议等方式，暂时搁置争议。
但是数字复制品永远无法替代实物所承载的文明基因，长期借展和联合展览项目仍旧将文物的原属国置于弱势地位，甚至还将成为无限期拖延归还的借口。妥协既不能明确文物法律层面的所有权归属，也没有在实质上解决埃及文物的流失与追索困境。
并且，任何仅停留在技术缓解或程序妥协的方案，即无论是数字化呈现，还是长期借展都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不可否认，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作为目前已有成效的措施之一，为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提供了基础，但其中仍缺乏对殖民时期文物归属的相关条款。由此，文物归属争议已经不再是仅依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历史认知与国际话语权的交锋。
全球范围内文化遗产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它绝非“文明等级论”的辩护理由。以西方博物馆体系为代表的“普世博物馆”叙事，实质是将殖民时期对文物的掠夺包装成一种客观且造福全人类的“文明共享”行为，以此淡化其暴力性与不正当性。然而，谁有权力定义“普世”的概念？为何总是伦敦、巴黎、柏林的博物馆在代表全人类发言？西方国家不应是文明的仲裁者，“欧洲中心论”的殖民逻辑更不应于当下再现。
埃及文物追索之路仍很漫长，但大埃及博物馆的开馆已经向全球昭示了一点：国际社会，特别是前殖民主义国家，理应正视殖民时期所掠取的埃及文物，并付诸符合历史潮流的行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金字塔的注视下，属于埃及这片土地的珍宝终将回归尼罗河畔。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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