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乱之中，一部分爱国“文博人”挺身而出，舍身保护珍贵文物南下，创造了“零损失”的奇迹，他们的行为可歌可泣，堪称“民族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陷落；两年后，日寇先头部队进逼山海关，华北形势危急。
其时溥仪早已被逐出紫禁城，昔日宫殿转为博物院，其中藏有大量珍贵文物。
为避日寇劫掠，故宫决定将这批国宝南迁至相对安全的南方城市，史称“文物南迁”。
此举虽遭到胡适、鲁迅等人撰文质疑，但周肇祥等人士坚决支持。故宫同仁顶住压力，迅速展开文物清点工作。
最终，近百万件文物精品被打包装箱，共使用特制木箱一万三千余只。
1933年2月至5月，这批国宝分五批自北平午门启运，具体如下：
第一批：2月6日发运，2118箱，主要为书画精品与青铜器；
第二批：2月15日发运，1290箱，多为当时民国政府所属文化、教育、科研机构所藏珍贵文物与文献；
第三批：3月28日发运，2922箱又62包，以历代文献、图书为主；
第四批：4月19日发运，4635箱又2包，涵盖门类最广，数量也最多；
第五批：5月15日发运，2412箱，内含铜器、玉器、漆器、珐琅、竹木牙雕等清宫旧藏精品724箱，以及善本古籍、孤本、舆图、档案、印信、账册等多种文物。
五批合计：13427箱、64包。
文物南迁路线大体一致：先经平汉、陇海、津浦铁路转运至浦口，再换船运往上海，暂存于法租界仓库。
1936年12月，南京朝天宫库房落成，南迁文物又分五批转存南京。
次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然而局势再变，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同时上海附近日军海军频繁活动，进攻意图明显。上海距南京咫尺之遥，为保文物安全，国宝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此次西迁分为三路：
南路：1937年8月14日，80箱精品文物（含甲骨）自南京水路出发，经汉口、长沙、桂林、贵阳，最终存放于安顺华严洞；1944年底又转迁四川巴县飞仙岩。全程逾两千公里，多以水运为主。
中路：1937年11月19日起，9369箱文物分批由南京走水路，经汉口、宜昌换小船入川，抵重庆、宜宾，终至乐山，分存于古佛寺、朱潘刘三氏祠、宋祠等多处场所。
北路：1937年12月8日，7287箱文物装载三列火车驶离南京，经徐州、郑州、西安，年底抵宝鸡，再经汉中入川，过成都最终达峨眉，存放于峨眉西门外武庙及东门外大佛寺；1942年冬部分文物转至符汶乡许氏宗祠、土主祠。此路以铁路、公路联运为主。
本次西迁由马衡、那志良、吴玉璋等故宫资深人员负责押运，全程监护文物清点与安全。
运输途中艰险重重：部分路段路况恶劣，改以人力挑运、骡马驮运；此外还频遇突发状况。
南路80箱文物曾于1937年8月至12月存放于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因日军飞机频繁轰炸长沙，文物被迫分批转移贵阳。1938年初文物刚运离，原图书馆即遭炸毁。
其中一批途经湖南衡山时遭遇空袭，押运人员急将文物隐匿于附近山洞，经精心守护，全部完好无损。
另一批在贵州镇宁扁担山路段遭数十土匪拦路索财。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队员商议，决定“舍财保文物”，交出随车少量银元、粮食，并表明官方身份，申明所运系国宝，若遭劫夺必将引来军方追剿。土匪虽贪婪，却也不敢妄动，终放行通过。
钱财可舍，国宝不可失。扁担山上这番对峙，正是那个年代无数小人物倾力守护国家文脉的悲壮缩影，令人心潮难平。
一路险情不断，皆赖押运人员齐心化解。三路西迁，行程数万公里，竟创下百万件文物“零损失”的奇迹。
然而这些前辈或许未曾料到，他们历经千险、誓死守护的国宝，虽逃过了战火与匪劫，却未能在和平年代躲过“内鬼”的黑手，最终沦为蛀虫们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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