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一个带着寒意的清晨，南京军区机关大院里送来一份干部调令。许世友放下茶杯，瞥见名单最上面写着“孙洪宪”三个字，嘴角动了动，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许世友一贯选秘书讲究顺手，他常说：“名单翻开，合眼睛，也要听个顺耳的名。”孙洪宪正好排在第一个。有人小声提醒：“这小子才当兵四年多。”许世友摆手：“就他了。”一句话，把孙洪宪从山东老家办喜事的队伍里硬生生拎了出来。
12月29日夜，广州“留园七号”灯光未息。孙洪宪护着被褥和文件袋，汗水浸透后背。他刚进门，闻到一股淡淡烟火味，马寿生招呼他坐下：“先把心放稳，首长脾气大，可心不坏。”话音未落，院外车灯扫过墙壁，“嘎吱”一声刹车。马寿生压低声音：“来了。”
许世友跨门而入，军靴拍地，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哪里人？”声音不高，却带着火药味。孙洪宪挺胸回答：“山东烟台海阳县。”话刚出口，劈头一句粗话砸来：“什么‘报告首长’，别装斯文！”空气顿时拉紧。许世友盯着他，又追问：“多大年纪，成家没有？”马寿生在旁接口：“孙同志快二十六，本月已批假回乡结婚，被这调动给耽误了。”许世友哼了一声：“小胳膊小腿就惦记结婚？我三十六才成亲！”短短几句，把孙洪宪怔得额头渗汗。
骂声结束，人却没走。许世友拉过椅子坐下，话匣子一开就是山东十几年的战斗经历，还顺手给孙洪宪起了个外号：“胖子”。局外人听着像训斥，行家才懂——这算通过关了。马寿生凑过去悄悄说：“真不对味儿，他连理都懒得理。”
许世友偏爱山东兵，有三个硬杠杠：机关干过，心眼实，最好是老乡。孙洪宪只勉强占了两条，却凭姓名顺序捡了个天大机会。外边人说他幸运，陈年老兵更明白：伴君如伴虎，福气与刀尖并行。
随侍日子拉开帷幕后，孙洪宪才发现，真正的考验在细节里。毛主席曾在北京提醒许世友：“《红楼梦》要读五遍才好说话。”到广州后，许世友索性把猎枪挂墙，桌上摊开《红楼梦》和《天体运行论》。“胖子，先看，精彩处抄出来。”他丢下一本书，自己拿放大镜圈圈点点。孙洪宪硬着头皮，每夜写满十六开纸，字迹端正，许世友看完就在角落盖一个“许”字。半年下来，纸堆足有半尺厚。
书本之外，生活仍旧火爆。一次深夜值班，孙洪宪困得头晕，偷点了一支烟。许世友突然推门，笑眯眯嗅空气：“嚯，胖子，把烟递出来。”本以为难逃雷霆，结果老首长自顾自讲起抗美援朝时期“一口气八支烟”的往事，然后补上一句：“真要选，情愿戒烟不戒酒。”气氛顿时松缓。
最暖的瞬间出现在1974年初春。许世友忽然问：“怎么还没滚回去结婚？”第二天批假条，连路费也给备好。新婚不足百日，孙洪宪妻子千里迢迢来广州探亲，住在临时房舍。许世友得知，立刻吩咐：“接过来，家里吃饭。”傍晚，孙洪宪夫妻来到留园，只见许世友罕见地站在门口。席间，老将军问庄稼、问老人、问火车一路颠簸，还递上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作见面礼。相熟的卫士悄悄嘀咕：“那可是金不换。”
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依旧棘手。按条令，孙洪宪妻子不够随军资格。许世友一句“工作需要也是条件”，办公室立即盖章。有人感慨：“他脾气像火山，可护犊子比谁都细。”
当然也有犯忌的时候。一次随首长赴京开会，孙洪宪路遇树梢喜鹊，枪口抬起一声脆响，自觉讨好。不料许世友铁青着脸：“打猎不打喜鹊，懂不懂规矩？”一句喝斥，孙洪宪铭刻心底，日后再未扣动扳机对准这种鸟。
1975年夏，京西宾馆灯光昏黄。许世友在房间踱步：“给毛主席写封信，要抓紧编史。”孙洪宪当夜挥笔，次日呈阅，随即送往中办。两年后，中央与军委相继下文启动编史工程，知情者说，这封信起了不小的催化作用。
1976年8月，人事命令下达，孙洪宪调离。许世友拍着他的肩：“大错没有，大情不漏，给你八十分，缺的二十分留给将来。”没用客套，算是最高评价。
九年后，电波传来许世友去世消息，广州军区宣传处长孙洪宪拿着话筒沉默良久。因遗愿不张扬，他未能赴葬。他对同事说：“首长生前最讨厌折腾，别让他不痛快。”2008年秋，他和妻子到河南新县，悄悄将一瓶茅台倒在墓前，低声呢喃：“首长，酒还是这味，胖子来了。”
短暂三年，在战火中炼成的性格与烟火味十足的生活交织出别样情义。许世友的火爆与豪情，被孙洪宪一桩桩、一件件默默珍藏，直至鬓染霜华，仍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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