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收了政府劝返时给的4300元信访路费，我就成了罪犯？”2025年12月23日，安徽滁州中院的一纸裁定，让周贤高彻底陷入绝望。这位因养殖场被拆维权的企业主，在信访途中收取镇干部支付的路费后，被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一审免予刑事处罚，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场看似简单的“路费纠纷”，却牵扯出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连知名法学家都忍不住发声质疑。
时间回到2014年，周贤高在安徽凤阳县注册成立生态牧业公司，在当地建设养殖场养殖种羊。本以为能安稳经营，可2016年凤阳县出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整治方案，他的养殖场因位于二级保护地，被要求关停拆除。这成了后续所有纠纷的导火索。
2017年，周贤高委托鉴定机构对养殖场固定资产评估，得出276万余元的估值并据此索赔，但凤阳县殷涧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均认为价格过高，不予认可。此后政府又组织了两次评估，可结果都无法让周贤高满意。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他开始通过写信、走访等方式，向国家及省、市、县各级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希望能拿到合理补偿。
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1月20日。当时周贤高已购票前往北京信访，途中殷涧镇人大副主席李子文赶来劝返。周贤高提出，若不让他去北京，就需报销此前三次去北京信访的路费，李子文为了完成劝返任务，被迫通过微信向他支付了4300元，周贤高随后下车返回。谁也没想到，这笔“协商一致”的路费，会在一年多后给周贤高带来牢狱之灾。
2023年6月，周贤高被凤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检方以“强拿硬要他人钱款，情节严重”为由，指控其构成寻衅滋事罪。面对指控，周贤高坚决否认，辩称自己只是依法上访维权，不存在强拿硬要的行为，这笔路费是双方协商的结果。
2025年6月，凤阳县法院一审认定周贤高罪名成立，但考虑到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同时要求追缴4300元违法所得。周贤高不服提起上诉，他的辩护人提出，信访是公民合法权利，即便给工作人员带来压力，也不能等同于刑法上的强拿硬要；且李子文支付路费是主动行为，该费用甚至可能属于补偿范畴，政府并无实际损失。
可滁州中院在二审裁定中明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周贤高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李子文的陈述相互吻合，足以证实周贤高以访施压，强拿硬要4300元的犯罪事实。检方也认为，一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案件宣判后，不仅周贤高本人不服，表示会继续申诉，更引发了法学界的广泛讨论。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专门对该案点评，直言周贤高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他指出，强拿硬要通常是指以蛮不讲理的流氓手段索要他人财物，而基层政府作为公权力机关，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可能成为个人强拿硬要的对象。
周光权进一步分析，即便李子文因考核压力不情愿支付路费，这种压力也与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胁迫带来的恐惧有本质区别。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达成的支付合意，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周贤高强拿硬要的结果。这一观点戳中了案件的核心争议：公民与政府协商信访相关费用，能否认定为“寻衅滋事”？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案例并非个例。湖南永州农民刘美志曾因上访被劝返时收取5342元路费，被判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后经再审改判无罪并可申请国家赔偿。两起案件情节高度相似，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更让公众对“信访路费”的法律定性产生疑问。
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这也是本案定罪的重要依据。但公众更关心的是，在信访这一特殊场景下，公民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协商行为，能否直接套用这一标准？政府工作人员的考核压力，能否成为认定“被迫交付”的依据？
目前，周贤高已明确表示会继续申诉，这场因4300元路费引发的司法争议仍未落幕。信访本是公民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如何在保障公民权利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素材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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