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经粗略统计至少有36处之多。主要出土在窖藏、地宫和墓葬之中，其中最著名的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1982年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
今日讲述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
1982年元旦，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发现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埋藏深约1.3米，出土银质酒瓮一口，瓮内装有各类银器，另有大银盒、盆、钗等堆放在银瓮的西侧。
该窖藏出土银器共计950余件，有酒瓮、盆、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筹筒、鎏金酒令筹、托、碗、盒、镯、钗等，其中银钗数量最多，有760支。此窖藏出土的银器按类可分为茶器、酒器、饰件、妆具和药具，现借助于文献资料、考古实物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对其类型和用途作一梳理。
图1 带提梁银茶釜
茶釜(鍑，fù) 共出土两件。高10厘米，口径25.6厘米(图1)。宽沿，深腹，圜底。一件沿面设一对护耳及环状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一件无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与此相似的提梁银锅。
此类器物在唐时称为鍑。《茶经》云：“鍑，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鍑是煮茶器，唐代盛行煮茶，茶鍑是重要的茶器之一，将碾好的茶末放入茶鍑中煎煮。
图2 银火箸
火箸(火筴，jiā) 如同筷子，上部刻“力士”二字。长32厘米(图2)。
火箸唐时称火筴。唐代煮茶使用炭火风炉，离不开夹木炭的火筴。《茶经》云：“火筴，一名箸，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suǒ)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有银箸，以银丝编结的链子连接。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上有“火箸一对”的记载。
图3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茶盒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茶盒两件。高26厘米，口径31厘米，腹径32厘米，底径25.6厘米(图3)。四出莲瓣形。直腹，腹下内收，喇叭形圈足；盖面弧凸，以子母口扣合。盖面捶刻凸花，以衔草双凤纹为主体，边缘刻8对相向的飞雁，间以缠枝莲及鱼子纹；腹下刻一圈牡丹花，圈足上刻有鸿雁，足边沿饰莲瓣纹。外底刻“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字”铭。另出土两件盒底，一件四出莲瓣形，中心刻折枝花一朵，周围装饰4只鹦鹉，刻花处皆鎏金。一件四出莲瓣形，底面刻一龙纹，脚下流云一朵，刻花处鎏金，底径24厘米。
图4 鎏金鹦鹉纹银茶盒
鎏金鹦鹉纹银茶盒 4件。圆顶盖，子母口，直腹下折成平底，矮圈足，口径11.4厘米，足径9厘米(图4)。盖面中心捶刻一对衔草鹦鹉，周围装饰飞雁10只，两者之间为一圈变体莲瓣纹带，以缠枝莲花相间，鱼子纹衬底，腹部以菱形连续纹样装饰，圈足沿饰变体莲瓣纹带。
图5 鎏金莲瓣形银茶盒
鎏金莲瓣形银茶盒 高7.5厘米，腹径9.5厘米，足径6.5厘米(图5)。四出莲瓣形。盒顶圆弧，盒盖和盒身部子母口相接，直腹，腹部下收，四曲喇叭形圈足。顶部捶刻一对衔草鹦鹉，相间缠枝莲花，底部以鱼子纹衬底，盖底腹部装饰一周缠枝菊花连续纹样。
另有素面银茶盒15件，造型、大小同鎏金鹦鹉纹银盒，器底外或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唐代盛行煎茶或煮茶，饼茶需碾成茶末煮饮，无论饼茶或茶末都需要用容器存放。唐代茶盒分两类，大盒装茶饼，小的则用于装茶粉末。
图6 银茶则
茶则(茶匙) 长33厘米(图6)。则面作铲形，近椭圆，长扁柄稍曲。柄背面刻“力士”二字。
茶则，名曰茶匙，为量器。茶末入釜，要用茶则来量取。《茶经》：“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上述文字清楚地说明了茶则的用途。茶则不仅是量器，而且在点茶时还用以击拂、搅拌汤花使茶末溶于汤中。蔡襄《茶录·茶匙》云：“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主。竹者轻，建茶不取。”
图7 银茶勺
茶勺 勺面作半球形，长扁柄稍曲。柄背面刻“力士”二字。长26厘米(图7)。
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没有专门提及茶勺，《茶经·五之煮》中有云：“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匀。”说明茶煮好之后是用勺从茶釜中将茶汤舀出，再入茶碗中饮用。
图8 荷叶形银盐台盖
荷叶形盐台盖 通高7.3厘米，口径20.6厘米(图8)。卷边荷叶形。顶饰柿蒂状钮，盖面錾刻双曲线，边口悬鱼四尾。内边刻“力士”二字。该器写实风格较强，荷叶的茎、叶脉都十分逼真，錾刻工艺精细，线条流畅且疏密有致。
唐代煮茶要放适量的盐，《茶经》中提到放盐的容器名曰“鹾簋”(cuóguǐ)。法门寺地宫出土一件蕾钮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台盘支架上有錾文“咸通九年(868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其盖与此件相似。因唐代饮茶加盐，此器可能为贮盐之器盖。
图9 银茶托
茶托 变体莲瓣形，凹底，喇叭形圈足。圈足内刻“力士”二字。高8～8.5厘米，口径8.8厘米(图9)。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7件唐代银鎏金莲花形茶托，其中一件在圈足内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茶拓子即为茶托。
茶瓶 塔形盖，盖钮呈宝珠形，侈口，束颈，弧腹，矮圈足，肩部设长流及把。底部有“力士”二字。通高25.4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8.4厘米(图10)。
图10 茶瓶
晚唐时，一种新的饮茶方法兴起，即以茶瓶中煮沸的水冲点放在碗中的茶末，称为点茶。点茶最重要的器具是茶瓶，即执壶，此壶既用于煮汤，又用于点茶。蔡襄《茶录》云：“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
图11 鎏金银薰炉
鎏金银熏炉 残高16厘米，底径23厘米(图11)。出土时已残损。从现存部分看，分上、中、下三层，可以拆卸。圈足四面有对称的镂空如意云纹，两侧各刻一禽鸟，间饰卷草，外围各以连珠纹带作束腰形抱合。基座二层面上各刻以破式菱形、蔓草及变体莲瓣纹带。中间为承盘，宽沿，折边，平底，沿面刻一圈缠枝花卉，折边饰破式菱形纹一周，以鱼子纹为地。上部是炉盖，直壁，弧顶，葫芦形钮，钮饰重瓣覆莲纹。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法门寺地宫也出土了一件银熏炉，出土时盖面的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熏炉是辅助茶器，唐人注重品茗的环境，室内熏香可以保持空气清新，为品茗增添意蕴。
图12 银钗
银钗760支 长19.5～26厘米(图12)。折股钗，钗梁分半环形和云头形，其中约有20支鎏金，并在钗梁两边刻花，纹饰有蔓草、菱形纹、联珠纹等。
唐代重美发，喜高髻，发髻上面的点缀最为流行的是发钗。金银钗都很长，有的钗梁装饰很精致。插戴钗的数量不等，唐施肩吾《收妆词》中有“枉插金钗十二行”，唐代新城公主墓壁画中一位少女插戴6支钗。
图13 银镯
银镯29副 径5.2～6.3厘米(图13)。曲圈状，两端缠银丝，端头有孔眼，镯面有三道凸棱。
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一件银盒，内壁墨书“钗钏十二枚共七两一分”，经核实，其中钗9枚，钏3枚，共七两一分。钏与银镯形制相同，当为钏。
图14
银酒瓮 通高55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29.3厘米(图14)。
覆盆式盖，上置蘑菇状钮，盖边与瓮口有链环相连，锁失；瓮直口，广肩，鼓腹，平底。底中部刻楷书“酒瓮壹口并盖(suǒ，同“锁”)子等共重贰佰陆拾肆两柒钱”。“子”是指衔接盖之链。唐代每两合今37.3克，银酒瓮实重9873.31克。
图15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酒旗、酒纛(dào)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 高34.2厘米，龟长24.6厘米，筒深22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底座为鎏金银龟，托负圆形酒令筒，筒盖一圈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并有银链与盖相连。筒身以鱼子纹衬底，上刻一对龙凤，间以卷草纹，正面长方形框内双钩“论语玉烛”四字(图15)。
依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之说，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筹、旗、纛置于一器，器以银制，名作“笼台”“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论语玉烛”当为笼台之属。
图16
银鎏金酒令筹 50枚，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出土时装置酒令筒内，大小基本相同。酒令筹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选自《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图16)。
图17
图18
旗、纛为行令的“执法工具”。酒令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此“论语玉烛”酒令筹中写有觥录事、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这些当为酒宴上的执事人。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觥录事掌管酒令旗和纛，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
图19
图20
图21
图22、23
图24
图25
图27
鎏金人物银瓶 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图27)。此人物瓶应有三足，出土时已佚。颈部分别刻有连珠纹、摺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3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针状扇式纹和草叶纹为点缀，刻划三组人物图：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对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杂剧。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银罐、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素面三足银罐与此件相似。在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银石榴罐，同出有大量的丹砂，由此推测鎏金人物银瓶可能为盛放丹药之器。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所制金银器最为著名。据考古发现，全部南方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出土的唐代窖藏银器占其中的九成左右，堪称我国南方之最。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中心产地，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
文章来源于《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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