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效，1923年12月出生，安徽蒙城人，农民家庭出身。
他是家中独子，自幼形成独立坚强的性格，年轻时在家务农，每天除耕作外，还帮父亲做点磨油卖油的小生意，赚的钱置办了几十亩薄地。即使这样，因苛捐杂税重，天灾人祸多，日子依旧紧巴巴。
1946年8月，陈永效受组织委派，只身一人来到几百里之外的睢县开展革命工作。
他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同敌人殊死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效在蒙城先后任乡党支部书记、县大队指导员、区民运部长、区委组织部长等职。在睢县先后任区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8月任商丘地委委员、睢县县委书记。
1949年年初，陈永效托人给妻子捎信，其妻得信，毅然带着幼子一路寻夫到睢县，随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任睢县县妇联主任、商丘地区妇联福利部长，1958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国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陈永效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无论工作怎样变化，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讲困难，不讲条件，也从不给组织找麻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豫东是重灾区，永城县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饿死人事件，县委书记县长均被依法追究，急需加强县委领导力量抗灾救灾。组织上决定让陈永效去永城担任县委书记。
陈永效二话不说，打起背包于1960年10月到了永城。他带着有关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摸底，研究措施，解决问题，大力恢复发展生产，很快扭转了社会混乱、干部恐慌、群众缺粮的局面。
但辛劳、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也使他身体透支过度，出现浮肿，患上肝炎，留下了病根。
在那段特殊时期，信阳发生武斗和打砸抢现象，局面失控，社会极不稳定，混乱状况在全省少有。危急时刻，省委又想到了能打硬仗的陈永效，让他到信阳县工作，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
陈永效坚决服从命令，于1969年2月从河南最东边的永城县来到最南边的信阳县。他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很快重组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深入细致地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保护了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稳定人心，控制住了混乱局面，没有辜负上级的重托。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陈永效对党无限忠诚。他先后任睢县县委书记、开封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永城县县委书记、信阳县县委书记、信阳地委常委、地委副书记、南阳行署副专员等职务，光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就干了二十年。
只有一次，是他带领有关人员到大寨考察学习时晕倒了，才住了几天医院。在子女的印象中，他除了工作便没有其他爱好，养花、打牌等休闲娱乐一窍不通。
他一丝不苟，对工作标准要求高。与他共事过的同志对此深有体会。秘书怕给他写讲话稿，因为总要反复修改，一般不到开会不能定稿。他若发现影响工作的人和事，就会给予批评。但他从不背后议论人，也不给人穿小鞋。所以，大家又很愿意与他在一起工作，都说与他共事受益匪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许多走上很重要的领导岗位。
他团结同志，公道正派，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但关心同志们的成长进步，还很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机关的司机、炊事员、理发员、门卫、工勤等服务人员，都是格外关照，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因此，他与大家结下真挚的革命情谊。
1969年2月，组织上让陈永效从永城县到信阳县工作时，正是春节期间。接到命令后，他连夜召开县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上级通知精神，交接相关工作，他还要求暂时保密，不要打扰大家。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出门时，他看到在寒冷的冬天里，门外有许多连夜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陈永效非常激动，含泪与大家道别。
二十年后，陈永效脊椎染病，久治不愈，这些同志四处帮忙打探医院和医生，终于联系到上海瑞金医院的骨科专家，治好了陈永效的病患。
陈永效离休多年后，有一次乘火车到外地看病路过南阳。一些同志听说后冒着酷暑在车站站台等候，就为了见他一面。仅此小事，便可见他与同志们的感情多么深厚。
陈永效清政廉洁，工作上高要求，生活上低标准。他在五十年代就享受高级干部待遇，但他从未假公济私，搞过特殊化。
1961年初，陈永效全家搬到了永城县，住的是三间土胚墙的茅草屋，外加一间小厨房。他家人口多，除子女外，还有因生活困难投奔的岳父、妻妹和两个表侄共10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因工作需要，陈永效住在县委，妻子住在县妇联，都是寝办合一，大儿子参军在部队）。
房子很破旧，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人忙着用盆盆罐罐接雨水。县里为改善干部职工住房，先后几次建起了砖瓦房的家属院，陈永效每次都是把新房让给其他同志去住，直到1969年他调信阳工作，全家仍旧住在那个破茅草屋里。
家里没有自来水，吃水都是女儿们到城外一个深井里打水，然后把水挑回来或抬回来。井很深，需要用系着绳子的水桶把井里的水提上来。他女儿也就十多岁，人小力弱，提水挑水还是有点吃力。一次，大女儿在井边提水时，还不慎掉到井里，幸亏附近有大人及时把她救上来，才捡了一条命。即使如此，陈永效也没有给家里搞过特殊。
彼时，粮食是计划供应，子女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口粮不够吃，妻妹就领着他的孩子们去农村挖野菜，打一些槐花和红薯叶之类补充口粮不足。
有一次，她们在一个农场里打红薯叶时，被农场里的人逮到，非让家长来领人。他女儿无奈只好说出陈永效的名字。农场的人看着衣着破旧的孩子，怎么都不相信她是书记的女儿，更不相信书记家粮食不够吃，直到打电话向县委证实后才将她放回。
陈家孩子多，食用油指标少，每月都不够吃，县委机关炊事班给陈家送了一斤油。妻子给陈永效汇报后，他很生气，说：“下月不吃油，也要把油还回去。”在子女的印象里，家里日常吃的最多的就是红薯，可以说每天都有红薯饭或南瓜饭，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很少能吃到纯白面馍。
孩子们对陈永效不太理解，总认为他不怎么关心家里。陈永效夫妻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吃住在机关大院里，基本上顾不上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是由一个保姆老奶奶照顾着。在那段特殊时期，夫妻俩受到冲击，就更顾不上孩子了。
此时，保姆和他妻妹都按政策要求回原籍了，长子和长女又在外地工作或上学，家里就由十多岁的二女儿领着其他孩子自己照顾自己，经常没有钱买粮食和青菜。后来，子女们想起来那时的困难状况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二女儿、三女儿做饭，外号“炊事员”，四女儿买菜外号“司务长”，五女儿的外号则是“捡来的”。这些绰号在县委机关被喊了很多年，笑谈中饱含泪水。
五女儿有这么个外号，是因为她小时候丢失过，好在多天后，被大女儿到农村参加校外活动时偶然看到，回家告诉父母才给找了回来。四女儿小时候曾寄养在别人家4年多，后来人家还不愿还回来。
他小儿子也曾被一个因讨荒要饭而临时收留在他家的奶妈抱走过。这人后来说想回家看看，就抱着孩子走了，好在她人还诚实，回家看看后又回来了。但这事令人后怕，因为谁也不知道她家是哪里的。
由于忙于工作，孩子们经常很多天见不到父母一面，因此产生陌生感，每次见到陈永效时，总是下意识地躲在一边。
陈永效几次调动工作，家也随之搬迁。说是搬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更别说值钱的东西了。1969年4月，陈家从永城搬到信阳时，一辆二吨半的卡车，连人带东西只占了大半个车箱，看到车上还有空地，就把没有用完的散煤也装在了车上。经过一整天的颠簸，下车时，车上人一个个都变成“非洲人”了。
陈永效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宠溺，也没有利用职务和关系给过照顾。
陈家子女七人，除长子、三女儿参军外，其他都上过山下过乡。长女初中毕业刚15岁，陈永效就让她去了农村锻炼，自己拿钱和粮票在公社买饭吃，后来接到农技校入学通知，她才独自一人边走边问路摸着回到家。
二女儿在永城时就已下放农村，随父母到信阳后，县委办公室主任说可以安排工作了，陈永效说不行，又重新下放到农村；四女儿下放在农村干了近6年；五女儿下放在淮滨，生活非常艰苦，常常用盐水泡米饭吃。
女儿们已下放去了农村，小儿子完全可以不再下放，但陈永效还是让他去了农村，而且是到生产队插队。刚17岁的小儿子，每天与群众一样干农活，还要自己做饭、种菜、洗衣缝。
艰苦的农村生活使陈家孩子得到极大锻炼，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们人生的宝贵财富。
陈永效离休后，多年积累的疾病渐渐加重，后来脊椎染病迟迟没有确诊，病灶逐渐侵蚀到颈椎、胸椎、腰椎，压迫神经而导致不能站立行走，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彻夜难眠。即使这样，他在顽强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还要求子女不要向组织提条件，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不要给医院医生增加压力。
陈永效是离休干部，政策允许医疗费用全报，但他从不让使用价格贵的药物。有一次，医生看着陈永效太虚弱，抵抗力太差，就开了一点白蛋白。他知道此药昂贵时，坚决不让用。
领导来探望，看到推着陈永效到外面晒太阳的旧轮椅，是借用病房护士站的，就想给他买一个新的用，但陈永效坚决不同意。
他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疗时，大女儿去陪护，想顺便拍个X光片检查一下腰部不适，让医生把单子挂在了他名下。陈永效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让她重新挂号开单，自己交费，直到亲眼看到自费发票后才罢休。这样的事很多，在教育着子女的同时，也感动着许多人。
1990年4月29陈永效病世，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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