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国旗覆盖灵柩是国家高级领导人才能有的待遇,可作为香港实业家的霍英东,2006年离世后不仅灵柩披挂红旗,港澳还同步降半旗致哀,这样的规格被外界称为“国葬级待遇”。这背后不是偶然,而是他一辈子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绑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霍英东的爱国,从新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就开始了。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43个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港英当局也跟着下了禁令,急需的柴油、药品、胶管这些物资根本运不进来。当时不少香港商人看到走私的暴利,都想趁机捞一笔,要么坐地起价,要么在货物里掺假,比如把盘尼西林掺上葡萄糖,保质期大大缩短,给前线带来麻烦。可霍英东不一样,他明知夜里开船闯封锁线有风险,海警随时可能拦截,还是把所有能调动的船只都投入到对内地的运输中。
从1950年到1953年这三年,他几乎天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联络货源、安排卸货,晚上亲自指挥船队出发,没有一天间断过。他运的货物从不掺假,都是花高价从黑市买来的高纯度物资,卖给内地时却只收极低的利润,完全没把这当成赚钱的生意,反而当成了该扛的责任。周恩来总理后来特意评价他是“患难之交”,这份认可,是用风险和真心换来的。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东是受邀出席的港人代表之一,这也印证了国家没忘记他当年的付出。
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霍英东又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那时候外资都在观望,没人敢轻易到内地投资,怕政策变、怕血本无归。可霍英东二话不说,1979年11月动工兴建中山温泉宾馆,1980年12月28日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合作经营的旅游宾馆,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还住过这里,留下了“不走回头路”的佳话。紧接着,他又参与建设了广州白天鹅酒店,1983年正式开业,这是内地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管理的五星级酒店,创下的“白天鹅模式”后来被全国旅游界借鉴。
他曾表示:“哪怕血本无归我也在所不惜,我只希望脚踏实地为国家探索出一些可复制的经验。” 改革开放头25年里,他在内地独资、合资建了数百个项目,总投资超过90亿港元,修桥铺路、建酒店搞开发,番禺的大石大桥、洛溪大桥,还有南沙的海滨新城,都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尤其是开发南沙,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一片滩涂上建起现代化新城,为后来的南沙自贸区打下了基础,这种不计短期回报的投入,不是单纯的商人思维,而是真的想帮国家发展。
在香港回归这件大事上,霍英东更是功不可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积极参与香港事务,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跟着国家一起推进香港回归的各项工作。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他立刻发表《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公开拥护“一国两制”,给当时摇摆不定的香港商界吃了颗定心丸。90年代香港社会出现复杂局面,不少人被误导,对回归心存疑虑,霍英东不怕被港英当局排挤打压,一次次站出来发声,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回归,凝聚爱国爱港的力量。
1997年香港回归后,他又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施政,还被授予香港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更难得的是,他199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率团出访,推动香港和内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殚精竭虑。他曾动情地说:“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大!” 这份发自内心的认同,贯穿了他的一生。
除了实业和国家事务,霍英东对体育和公益的投入也让人动容。他知道中国体育曾长期被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就主动当起“民间体育大使”,四方斡旋,硬生生推动中国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等多个组织,让中国运动员能重新站上国际赛场。为了支持北京亚运会,他捐资1亿港元建英东游泳馆;为了北京奥运会,又带头捐2亿港元建“水立方”。他还设立体育基金,奖励优秀运动员,兴建体育场馆,光在体育事业上的捐款就超过10亿港元,国际奥委会特意给他颁发了奥林匹克勋章。
公益方面,他一辈子捐款超过150亿港元,成立的教育基金会资助了无数优秀青年教师和学子,还倡导建设“红三角”经济区,帮助革命老区发展,华东水灾、非典期间,他都第一时间捐出巨资扶贫济困。他的善举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地扎根到国家需要的地方,从教育到扶贫,从基建到体育,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他的灵柩从北京运返香港时,走的是国家领导人外访专用的北京机场南停机坪,由专机护送。葬礼上,十位扶灵人都是政要名流,包括董建华、何鸿燊、曾宪梓等人,胡锦涛、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花圈总数超过800个,摆满了香港殡仪馆内外,普通市民也自发前来吊唁,有人亲笔题字“卫国丰功垂青史,慈祥善举万民崇”。
灵柩覆盖的五星红旗,最后由长子霍震霆收存,这份荣誉,是国家对他一生爱国爱港的最高认可。2018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官方给他的盖棺定论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霍英东的一生,从出生在2米长的舢板上、六岁没穿过鞋的穷孩子,到白手起家的商界大佬,再到享受国葬级待遇的爱国典范,他始终没忘本。他的高规格葬礼,不是因为财富多,而是因为贡献大;不是因为地位高,而是因为情怀深。
直到现在,还有人讨论,香港以后还会有第二个霍英东吗?也有人说,他的待遇是时代造就的,不可复制。你觉得,霍英东最让人敬佩的,是他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还是一辈子始终不变的爱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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