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种人，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不光管吃管住，走的时候还是人家给“请”出去的。
1931年的川东，国民党大牢里就来了这么一位。
审他的时候，他比谁都痛快，问啥说啥，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共产党，生怕人家不信。
关了一阵子，他还不乐意走了，专门写了封信，求看守的大官们行行好，千万别放他，因为外头没地儿白吃饭。
这套操作下来，把当时管事儿的国民党军官给气乐了，觉得抓回来的是个纯粹的二百五，一个为了混口饭吃，连脸都不要的滚刀肉。
大手一挥，骂骂咧咧地把他轰了出去：“滚滚滚，别在这儿浪费老子的粮食！”
他们哪能想到，这个被他们当成垃圾一样扔出大门的人，叫罗南辉。
几年后，这个名字会让整个川陕地区的国民党军头疼不已，因为他的职务是红五军副军长。
罗南辉这辈子，好像就是为了干这种出人意料的事儿来的。
他老家是四川农村的，穷得叮当响。
从小就没吃过几顿饱饭，人长得又黑又瘦，个子也不高，扔人堆里根本找不着。
这副长相，在当时遍地都是，一点也不稀奇，但也正是这副不起眼的样子，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为了有条活路，他十几岁就跑去当兵，进了川军军阀的队伍。
那个年头，四川的军阀打来打去，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罗南辉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名义上是军阀的部队，但里头早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就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罗南辉碰上了能改变他一辈子的人。
那些秘密的共产党人跟他讲的道理，不是什么升官发财，而是穷人为什么要受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
这些话，像一把火，点着了罗南辉心里的那堆干柴。
他开始琢磨，当兵不能只为了那几口饭，得干点有用的事。
1926年，罗南辉正式入了党。
他不再是个混日子的兵痞，成了一个有信仰的战士。
他利用自己当兵的身份，悄悄地在士兵里头发展关系，宣传革命。
好日子没过多久，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动手了，全国到处都在抓共产党、杀共产党。
白茫茫的一片恐怖里，罗南辉没怂，他选择的路更直接、更危险——拉着队伍起义。
现实这东西，总比想法要骨感得多。
因为准备不足，加上敌人太强，他和同志们搞的两次起义，都失败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把他打趴下，反而让他把骨头磨得更硬了。
他看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掉脑袋的，光有胆子不行，还得有脑子。
起义失败后，组织上让他潜伏下来，回到四川老家继续干。
可那时候的四川，因为出了叛徒，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七零八落，自己人里头混进了奸细，比外面的敌人还可怕。
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些藏在暗处的钉子拔掉。
罗南辉脑子活，手腕也硬，组织上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他，让他当四川省委锄奸小组的组长。
这活儿，每天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对外要躲着特务的抓捕，对内还要防着自己人打黑枪。
这段时间，他见识了太多的人性扭曲和背叛，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一颗比石头还硬的心。
他学会了怎么伪装，怎么观察，怎么在最危险的关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这些本事，都为他后来那场惊世骇俗的“监狱表演”打下了基础。
时间来到1931年，川东特委的军委书记陈进思牺牲了，整个川东的革命工作眼看就要瘫痪。
组织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必须派个压得住场子的人过去。
罗南辉刚在锄奸工作上稳住阵脚，又接到了这个新命令。
他打扮成一个走南闯北的小商人，按着约好的暗号，摸到了一家不起眼的旅店。
这本该是一次正常的接头，可他一只脚刚迈进门槛，心里就“咯噔”一下。
干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他对危险有种野兽般的直觉。
店里那几个伙计，脸上堆着笑，可那眼神不对劲，直勾勾地往人身上瞟，那不是做生意的眼神，是狼在打量猎物。
坏了，这是个套儿！
罗南辉脑子里瞬间闪过这个念头。
跑是肯定跑不掉了，门口、窗外，肯定都安排了人。
他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脸上还得装出一副啥也不知道的样子。
果然，没等他把行李放下，一群特务就从犄角旮旯里冒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一个特务上来一搜，从他贴身的衣兜里，搜出了一封还没来得及看的密信。
这下好了，人赃俱获，说什么都晚了。
被推进审讯室，冰冷的灯光照在脸上，罗南辉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
他脑子转得飞快，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又过了一遍。
他抓住了一个关键点：这帮特务虽然抓到了他，也搜到了信，但他们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在党内是干什么的！
他们只是碰巧在这里撒网，而自己撞了进来。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他的脑海。
既然他们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他们一个“我”是谁。
不抵赖，不硬抗，干脆顺着他们的话往下说，演一场戏给他们看。
审讯官一拍桌子，刚想开骂，罗南辉“扑通”一下就从椅子上滑了下来，抱着头，哆哆嗦嗦地喊：“长官，长官饶命！
别打我，我招，我全招！
我就是给共产党跑腿的！”
这一嗓子，直接把那个准备用大刑的审讯官给喊蒙了。
他们见过嘴硬的，见过宁死不屈的，就是没见过这么上赶着认罪的。
接下来的场面，就完全是罗南辉的个人表演秀了。
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身份：一个穷得快饿死的农民，听说红军那边管饭，就跑去混日子。
因为人长得瘦小，跑得快，就被派出来送个信，挣几个跑腿钱。
“长官啊，我真是天大的冤枉，”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配上他那身破烂衣服和一口地道的四川土话，活脱脱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我大字不识一个，他们给我这封信，就说送到地方能给几个铜板。
信里写的啥，我哪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买卖，给我金山我也不干啊！”
他说的这些话，有真有假。
真的部分是他确实穷，确实没啥文化；假的部分是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一文不值。
他交代出来的联络点、接头人，全都是组织上已经废弃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
这些信息，既能让审讯官觉得挖到了东西，可以向上头交差，又不会对组织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害。
审讯官们围着他，翻来覆去地盘问，又叫人去核实他说的那些“情报”。
几天下来，发现这人说的东西乱七八糟，没什么大用。
再看看罗南辉本人，那畏畏缩缩、贪生怕死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硬核的共产党骨干。
怀疑的心，慢慢就放下了。
可就这么放了，程序上又说不过去。
于是，他们就把罗南辉扔进了大牢，跟别的政治犯关在一起，打算再观察观察。
这恰好给了罗南辉继续表演的舞台。
在牢里，他把“无赖”这个人设演到了极致。
别的同志被抓进来，都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他倒好，天天就干两件事：哭穷和喊饿。
一到饭点，他抢得比谁都欢，吃完了还咂着嘴，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
这副德行，让同监的革命同志都看不起他，更别说那些看守了。
看守们都觉得，这人就是个废物，纯粹的社会渣滓。
就这么混了一段时间，罗南辉估摸着火候差不多了。
他觉得，必须再加一把火，让这出戏达到高潮，彻底打消敌人心里最后一丁点儿的疑虑。
这天，他鬼鬼祟祟地找到一个狱警，说自己想通了，要写一封信“检举揭发”，向长官彻底“坦白”。
狱警一听有这好事，赶紧给他找来了纸和笔，满心以为能捞到一份大功劳。
信很快就送到了国民党军官的办公桌上。
那军官还挺激动，以为这个软骨头终于要吐出点有价值的东西了。
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纸，可上面的字，让他越看脸色越黑，最后气得差点当场脑溢血。
那封信上用狗爬一样的字迹写着：
“尊敬的长官大人们，小的求求你们了，可千万别把我放出去啊。
小的在外面吃了上顿没下顿，在这里每天都有人管饭，睡觉的地方也安稳。
这地方太好了，比我家强多了。
你们要是把我放了，我就又得去要饭，会饿死的…
这封信的杀伤力，比任何酷刑都大。
它直接把敌人对共产党人的所有刻板印象都给干碎了。
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会把监狱当成天堂？
一个有信仰的战士，会为了几口牢饭连自由都不要？
这根本就不合逻辑！
在他们看来，这人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纯粹的、无可救药的、占便宜没够的懒汉、乞丐！
这封信，简直是对他们整个审讯系统智商的侮辱。
“让他滚！
立刻，马上！
别让老子再看见他！”
那个军官暴跳如雷，把信撕得粉碎。
于是，罗南辉就这么被两个一脸嫌弃的狱警，像扔一袋垃圾一样，推出了监狱大门。
他走的时候，还故意装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一步三回头。
走出敌人视线的一瞬间，他挺直了腰杆。
此后，他返回革命队伍，在川陕苏区屡立战功。
四年后，已是红五军副军长的罗南辉，在甘肃腊子口附近的战斗中，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率部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最终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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