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和 || 南腔北调东韵西声 ——浅说民勤方言|刘润和|北调|南腔|山西|方言|武威|民勤县|甘肃

刘润和，作家，文史学者。出版《风吹来的沙》《镇番遗事历鉴校补》《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

一万年前，民勤县境是石羊河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的潴野泽。周秦时期是月氏、匈奴的领地。西汉元狩二年（前121），民勤纳入汉朝版图，县境内置武威、宣威县。三国之后到元末，民勤的名称几经变换，居民稀少。元季“县为小河滩，第存空城”[1]。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置镇番卫，清雍正二年（1724）改为镇番县。民国17年（1928），以“俗朴风醇，人民勤劳”易名民勤。

民勤大致分为环河（重兴、蔡旗镇）、坝区（民勤县城及周边、昌宁镇）和湖区（泉山、红沙梁、东湖、西渠、收成镇）三个自然区域。通常所说的“民勤人”，便是这三个区域的居民。环河片紧邻武威、金昌两市，方言接近武威、永昌地区方言。坝区和湖区是民勤县的核心地带。所谓的民勤方言，多指坝区和湖区民众使用的语言。

移民催生的民勤方言

民勤的第一次大移民始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朝廷遣发18万“戍田卒”屯戍居延、休屠两地。汪受宽先生认为“休屠在今武威凉州区北之南安、双城间，今石羊河下游”[2]，包括现在的民勤县境。刘光华先生《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分析，“则休屠戍田之卒不会少于全体田卒的1/3”[3]。王宗维在《民勤的历史沿革》一文中判断驻在谷水中下游、今民勤县境的戍田之卒和私从者“不下四五万人”[4]。但当时的居民使用哪种方言，今天已无从得知了。

现在的民勤方言，源于民勤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明代移民。洪武五年秋（1372），朝廷从山西、河南迁移两千多人到镇番屯田[5]。洪武十九年（1386），镇番驻军3520名，农牧工商户540户，3507人，总人口7007人[6]，军户和其他户籍各占一半。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强制性遣移陕西诸卫官军8000人到甘肃河西走廊，分配至镇番的人数约1000人。“饬令边卫营属人民编入行伍，以驻军指挥统领。本邑（镇番）共编四千又五十，号称五千”[7]。“崇祯间，朝廷力饬实边，先后迁徙而来者每以数千计。二年造报户口簿，户四千五百三十六，口二万八千九百八十四。（崇祯）六年，参将王之鼎上《实边疏》，皇帝谕令三边总制遣发之，有阶州（今武都）一百二十户迁居本邑，其户口再增焉”[8]。

明代档案《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右军都督府·陕西行都司·镇番卫》[9]中注明籍贯的镇番卫武官210户，其中南直隶籍军官79户（安徽48户，江苏31户），占武官总数的38％；陕西籍军官74户（陕西15户，甘肃59户），占武官总数的34％。北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军官19户，占武职总数的9％。其他省份湖北8户、浙江6户、河南7户、江西7户，四川、湖南、山东各2户，广东、山西、云南各1户，占武职总数的19％。若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统计，军官中甘肃籍人数最多，其次安徽，再次江苏。

清代王柱泰的《镇番户族小识》记载了民勤部分户族的来源：

孟氏，浙江宁波府鄞县；何氏，陕西阶州文县；王氏，滁州；谢氏，陕西咸阳县；卢氏，河南卫辉府；蓝氏，陕西；赵氏，合肥；张氏，山西平阳府襄陵县；李氏，陕西阶州；汤氏，鄱阳；马氏，金陵；霍氏，陕西；苏氏，陕西；白氏，伏羌；秦氏，邓州；蔡氏，淮南；夏氏，河南正阳；方氏，扬州；黄氏，河南淮阳；韩氏，四川长宁；曾氏，安徽盱眙；魏氏，江苏淮安；范氏，陕西华亭；乔氏，陕西华阴；邸氏，洛阳华林。[10]

上面的数字和文字表明，明代镇番卫的移民和武职人员中，北方人多于南方人。和相对自由的民户相比，军户“子孙世袭，不得脱籍”，“在正常情况下，军户实际上是身份不自由的屯田农民”[11]。民勤的大姓老户，多半是军户的后裔。军户和民户既是今天民勤人的祖先，也是民勤方言的创造者。

清雍正十二年（1747），朝廷饬令开发柳林湖和昌宁湖。这是民勤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民勤环河和坝区的居民纷纷加入开发队伍，还有外地移民大量涌入。柳林湖移民以《千字文》编号，“共编号一百三十三，每号二十户或十余户”[12]。《镇番遗事历鉴》记述柳林湖居民的籍贯：

今本邑之民，问之户籍，辄谓本山西大槐树人氏也。余考旧志及诸家谱牒，以为大谬。比如柳林湖今之户族，据王介公《柳湖墩（柳林湖）谱识暇抄》记：凡五十六族，十二族为浙江、金陵籍，五族为河南开封、汴京、洛阳籍，三族为大都籍，十五族为甘州、凉州籍，一族为湟中籍，一族为金城籍，三族为阶州籍，三族为宁夏籍，五族为元季土著，仅有八族为山西籍。故知所谓镇人为山西大槐树之民者，不过传说而已，实非然也。[13]

从这段记载看出，前清的民勤居民虽是南北相杂，但北方人口占比明显上升。移民加深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丰富或改变着民勤方言。在明清两代，民勤方言以北方语言为主体，混杂南方语言的一些语音，并逐渐定型，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复杂的方言体系。

多种方言炼成的民勤话

《镇番宜土人情记》概括民勤方言的特点为“南腔北调，东韵西声”：

镇邑（民勤）地处边塞，远距城市，土厚沙深，交通阻隔，人民杂聚，风俗交烩。于语音一端，南腔北调，东韵西声，往往令来官斯土者瞠目结舌，不知所云。[14]

民勤是河西走廊的“方言岛”，与其他市县的方言区别甚大，原因是明代移民进入民勤时，当地并无土著居民，没有地方话，南北各地的语言未被“土语”淹没或改造，得以充分交融。再加上民勤地处偏远，孤悬塞外，如同当地人所喻的“死胡同”。对外封闭、对内相对稳定，保留了各地方言的音素。

一、南北兼容。民勤方言属于兰银官话河西片音系，陇右方言的成分居多，杂糅了陕西方言、晋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少量的楚语、赣语、湘语、吴语。如“圪势势”“圪喽喽”“咯叽老巴”“恨猴”“崖（ai）”等陕北方言在民勤话里屡见不鲜。如“苕（傻）”“浪（那么）”“希会（差点）”“眼泪啪擦”“焮疡”“龟儿子（鬼日的）”“格老子的（格了死的）”，音义与四川方言相同或相近。“北”“白”发音be，与湖北话相同；“哥哥”“喝”的发音与四川方言、湘语相同；“奶”“黑”“倯样”“喝”“饿”“课”等词的音义与南京话相同。另如“眼面前”“寿头”“脑算”“长夭夭”“老气”等源自宁波方言，类似的吴语词汇还有 “娃娃芽芽”“杓”等。

二、音韵独特。在兰银官话河西片的地区中，民勤方言声调独特，单字声调有阴平（第1声）、阳平（第2声）、上声（第3声）、去声（第4声）四个声调，轻声调除外。声调具体调值如下：阴平调值为44，阳平调值为53，上声调值为213，去声调值为31。民勤方言声母n、l区别不明显，与南京方言、四川方言相近。韵母中ai、an混用，均发ai；in发ing，en发eng，un发ong。个别字有两种发音，如“指”，说“指头”“指甲”时发zhi；说“指路”“指望”时发zi。再如“下”。说“下车”“下来”时发ha，说“下面”“下手”时发xia。民勤方言中还有一些独特的合音词。如“臧将”（这样）、“浪将”（那样）、“展”“直”（直接）、“达了”（时候）、biang（彼们）等等。

三、古语留存。如“且”（这儿、此处），见于《诗经·周颂·载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如“彼”（那，那个；他，她；对方），见于《诗经·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如“兀那”（那，那个），多见于元杂剧，可指人、地或事，民勤方言读如“欧那”“欧些”，意思相同。如形容人物丑陋、难看为“难寝”，“寝”见于《史记·武安侯传》。如“刀子太利”的“利”，见于《韩非子·难一》“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这类古词在民勤方言中不胜枚举。

在“南腔北调，东韵西声”的腔调里，形象生动、诙谐幽默、表意丰富、音节铿锵的民勤方言，反映出民勤人坚韧勤劳、豁达开朗、自信乐观的性格特点。

在行走中变化的民勤方言

“天下有民勤，民勤无天下”，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前半句说民勤人走南闯北，遍布天下；后半句说民勤风大沙多，无外地人愿意来此定居。事实是环境每况愈下，干旱、沙尘暴等灾害高发，致使民勤人外流异地，外地人自然不会在此落户。带着家乡话行走各地的民勤人，便是“天下有民勤”的鲜活例证。

从明初开始，民勤就有屯垦民户迁移、逃亡的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大旱，民不聊生，逃亡者无计其数”[15]。正统十二年（1447），“是年饥，农民逃徙者日众”[16]。正统十三年，“秋荒，田禾多枯死。农民惧之，多弃家外逃者”[17]。《镇番宜土人情记》记：“万历间，三边内乱，兵火连年，赋徭频繁，百姓流离。仅二十四年，本邑兵民逃亡者，凡十之二三”[18]。“万历间藩镇争雄，外彝屠掠，山河多疮，人民蒙难。镇邑灾荒连年，未获怜恤，鸿民生计维艰，相率逃逸。是时，户不过二千，口则四千有奇”[19]。从清乾隆朝起，民勤居民大量迁徙新疆。以乾隆四十四年（1774）和乾隆四十五年为例，四十四年十二月迁往乌鲁木齐等处计317户[20]，四十五年，“镇番户民闻知新疆水土肥美，岁获丰收，呈请携眷前往垦种者186户”[21]。道光五年（1825）全县有16756户，184542人[22]。至民国十六年（1927），人口为12万有余[23]，百年间人口减少6万，外移人口的数量增大。

作家张承志在其小说《北望长城外》中写道：

甘肃民勤县人闯关西，下新疆；陕西绥德、米脂，还有榆林府人拉骆驼走西口；冀察热坝前人上坝后奔草地，都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委不外是荒年灾月，夺路逃生，后来，就渐渐成了一带传统的乡风。甘肃有民勤，河北有阳原。在这些县输出的移民中，每三五十年，又总能冒出一些个侠肝义胆、身怀绝技的人物来，众口流传，十分神奇。[24]

20世纪，民勤有向外的两次大移民，实质为“逃难”。先是1926年、1927年的两次大地震，城乡房屋倒坍，人畜伤亡；1929年军阀马仲英屠城，百姓死难4700余人；加之遭遇连续的飓风袭击，洪水淹田，耕地几被风沙埋压净尽，“流亡人众，接踵道路，县民凄惨之状，未有甚于其时者也”[25]。之后是当代的大移民。1958—1960年期间，民勤坝区居民流入新疆，湖区居民移居内蒙古河套地区，人数众多，无法统计。民勤移民向西从甘肃永昌双湾镇，经山丹、甘州、酒泉、嘉峪关、金塔，进入新疆哈密、乌鲁木齐、阿勒泰和南疆的喀什等市县。向北进入宁夏银川和内蒙古的阿拉善、磴口、临河等县区，向南散居于武威、古浪、兰州等地。

1980年代至今，民勤外出上学和打工谋生的人数逐年增长，人口由高峰期的30万下降至2023年的17万（实际居住人口13万左右）。有估算说，民勤1949年后移民外地的人口约百万。民勤话因此行走于全国各地，成了一种明显的语言标识。

民勤移民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许多地方形成了小型聚集区，民勤方言也成为特定范围内的通行语。民勤坝区的居民，几乎家家有亲属移居新疆。在新疆的昌吉、奇台、沙湾以及兵团的众多辖区，说起民勤话毫无隔离之感。而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磴口等地，民勤方言覆盖面极大，汉族居民称其为“左旗民勤话”。一些老移民所讲的民勤“老派”方言，还会让说惯“新派”民勤话的人感到陌生。

青海海西州莫河驼场，曾是1950年代初民勤驼队援建青藏公路留驻人员的落脚地，被誉为“青藏高原上的民勤村”。驼场鼎盛时有三千多人，通用语言就是民勤话。现在仅剩百余员工，依旧不改口音。民勤人到这里倍感亲切，以为驼场员工都是“正宗老乡”，寒暄后才得知对方是广东、四川籍。一位甘肃白银籍老驼工的后代说，场里的老职工聚会，散场时喜笑颜开：“今个把民勤话说美了！”

敦煌市七里镇清代有镇番坊，建有镇番庙，是镇番移民的聚居地。2023年，在敦煌的民宿“镇番客栈”里，我打问到了民勤籍移民刘氏、王氏等所在的村社。他们操着敦煌话，全然不知道民勤方言，就连其家族到敦煌的时间、家族的辈分也不怎么清楚了。

1980年代后，普通话普及速度加快，民勤方言在时代变迁中发生着变化。作家阿城说：“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利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26]其实，处于网络时代，普通话也强力渗透到了民众之中。近两年，民勤电视台在春节时照例要办一档“大拜年”的节目，邀请外地的民勤籍人士向家乡父老祝福新春。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久居异乡的民勤人说着纯正的民勤话，而长期生活在民勤的人却说着一口民勤话和普通话混合的“民普”。这种变化，也许就是民勤方言的未来形态。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地方志丛书·民勤县志——历代方志集成》，民勤县地方志办公室、中共民勤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承编，邸士智、邸玉琨校注，飞天出版传媒集团·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2].《甘肃通史·秦汉卷》，汪受宽著，读者出版集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3].《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刘光华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4].《民勤的历史沿革》，王宗维，《民勤文史资料选辑》（一），政协民勤县委员会，1988年，第16页。

[5].[6].[7].[8].[11].[12].[13].[14].[15].[16].[17].[18].[19].[22].[23].[25].《镇番遗事历鉴校补》，谢树森等编撰，刘润和校注，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3页、第11页、第12页、第167页、第37页、第3页、第266页、第311页、第23页、第36页、第37页、第136页、第167页、第383页、第499页、第502页。

[9].《明代陕西都司武职选簿校注》，刘润和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25年。

[10].《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秦晖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3页。

[20].《乾隆朝甘肃屯垦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

[21].《清乾隆朝实录》卷1101：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丙子。

[24].《老桥》，张承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

[26].《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阿城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19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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