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霞圃，这座位于嘉定的古代园林，既是嘉定作家张旻少年求学的故地，也是他笔下长篇小说的精神载体——这里有亭台楼阁的雅致，有岁月变迁的沧桑，更有藏于时光深处的人情与心事。近日，《秋霞圃》读书分享会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张旻携同嘉宾王冉冉、许佳，与读者齐聚一堂，共话园与文、岁月与人生，解锁藏在文字里的“宝藏”与初心。
《秋霞圃》读书分享会
现场实录
张旻：大家好！我是张旻，《秋霞圃》的作者。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度一段美好的阅读分享时光。思南读书会是上海最有影响的读书品牌，是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读者共同创建的。我写小说几十年了，有一个坏毛病，或者说是有一个很固执的态度，就是一直回避谈自己写的小说内容，如果碰到朋友问我最近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我会很尴尬。这可能跟我对小说的追求有关，我一直认为小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是不可复述的，跟故事不一样。小说里面的一些要素，比如人物、情节、环境等都是融汇在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里面，是通过文学语言来表达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本小说，不能跳过完整的阅读过程。另一方面，小说是讲究含蓄的。关于小说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我们看到的只是八分之一，剩下八分之七在冰层下面，也就是阅读之后才可以有所了解。所以，很多小说家都不愿意剧透。
今天在场的和在线上的读者朋友们，肯定不只是冲着这本书来的，如果只是冲着书的话可以直接买一本，大家应该还是冲着思南读书会这个品牌，冲着几位嘉宾，冲着我这个作者过来了。所以，我就想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围绕《秋霞圃》这本书的写作背景，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我本人的文学生涯。
我是1959年出生，我读书的年代是1966年到1976年，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年代是什么环境，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文学，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可以在书店买得到，只有浩然一个作家，其他作家基本都停止写作了，以前出版的书在书店和图书馆也见不到了。我比较奇怪，在那个年代我却特别爱读书。我们楼下住着一位县委秘书，他家里有很多藏书，我弟弟做了他儿子的工作，悄悄把书借出来，所以我在没有书的年代就读了很多书，比如《青春之歌》《苦菜花》《牛虻》等。我在初中的时候还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当然我那时还读了《红楼梦》。
与其说我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些书，不如说是在阅读中发现了自己天性当中的某种偏爱。1976年我中学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学制缩短，我毕业的时候只有16岁半，按照当时的政策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了。我在农村待了两年，那个时候有时间的话我就悄悄写小说。到了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当时报的志愿就是中文系，我母亲很反对，我母亲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搞文字工作有风险，但是我还是考了中文系。大学四年期间我也悄悄写了很多小说。毕业后分配到学校当老师，在学校工作之余我也继续写小说。那时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写了很多小说。
回顾这段历史，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这代人虽然出生在没什么文学的年代，但是很多人还是爱上了文学，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在那里悄悄写诗写小说，可见不是出于职业的选择，而是源自一种天性。而源自天性的东西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挫折，或者遇到生计问题、谋生问题，或者是遇到更大的诱惑，那么很容易会放弃。事实也是如此，到了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很多文学青年纷纷放弃了文学，或者下海经商，或者入仕为官。我却留了下来。
我现在反思自己留下来的原因，除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除了自己本性的固执，包括勤奋和坚持，很大的原因，从今天来看，从今天仍有幸在写作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得到了命运的某种眷顾，得到了外力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帮助。
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当时跟我是同事，从1982年到1984年同事了两年，这个人姓陆，1984年他考上了华东师大的研究生，是钱谷融的研究生，之后他很快就成为了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那时，在1985年到1987年，上海作家协会举办了两期青年文学创作班——对了，第一期的孙甘露，也就是我们这个思南读书会的创始人。
举办第二期的时候，我的这位已从事文学批评的同事把我推荐给了当时青创班的班主任沈善增，同时他还把我推荐给了当时《上海文学》的实际负责人周介人。青创班学习班结束后，1987年，《上海文学》连续两期发表了我的三篇小说，其中第五期的《张旻小说二题》得了“《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周介人老师还多次在他撰写的“编者的话”中提到我的小说，给我莫大鼓舞。
这样就进入了1990年代。1990年代的文坛非常热闹，在那十年间发生了不少事，有些还直接跟我有关，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94年那年，广东作家协会首次向全国招聘合同制专业作家，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当时他们从广东省外招聘了5人，余华、韩东、陈染、东西，我也忝列其中。我们做了广东作协两年专业作家，他们还发给在当年算得上不菲的工资，并且给予创作自由。1994年，国内文学评论界比较集中地对文坛上出现的文学“新现象”作出了研判、阐述和命名，主要有王干等提出的“新状态文学”、陈晓明等提出的“晚生态文学”、葛红兵等提出的“新生代文学”等。次年北京有三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华侨出版社，跟进出版了三个小说系列，“新状态小说文库”“晚生代丛书”和“新生代小说系列”，非常幸运，每套丛书中都收录了我的一本小说集，《情幻》《自己的故事》《犯戒》。同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戒》，也非常幸运地在今天出版《秋霞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刊《小说界》分两期发表，第四期和第五期，次年1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也就是说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月一年里，我出版了三本小说集和一本长篇小说，何其幸运。
那几年发生的事真是特别令人难忘。
1996年10月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跟我说他是王斌，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那些年张艺谋的电影很火，而且他那个阶段的电影都是改编于小说家的小说，比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等等，那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张艺谋改编了谁的小说，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个人的流量一下子就高了，所以的确有不少小说家在期待接到张艺谋的电话，也知道张艺谋身边有一个文学策划叫王斌。那天接到电话后王斌果然就跟我说张导读了你最近在《作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意外事件》，很欣赏，又了解到你是当老师的，所以想跟你合作，请你为他写一个教师题材的电影剧本。后来我为这件事去了北京两次，和张艺谋导演的接触和交谈也都很愉快，但是剧本的事，我自己最终知难而退了。虽然剧本合作失败，但是为此而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向红》，顺利地在《山花》1997年12期头条发表了。小说发表后，当时在《人民文学》的李敬泽看到了，他第一时间在《作家报》上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好评。
所以，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编剧看来不是我能胜任的，我这一生如果能做好一件事，就是能把小说写好，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后来还是有点不甘心，又尝试过电视剧的写作，但也毫不意外地失败了。然后我就定下心来了。进入21世纪以后，我主要是写长篇作品，那些年写了好几部长篇作品，有虚构的，也有非虚构的，有两部长篇小说在《收获》发表，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也都出版了单行本。
然后就到了2019年，面临退休了。那时候我曾想，退休以后不再写小说了，尤其是不再写长篇小说，因为这是一件非常累人的活儿。我的朋友韩东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他曾有感而发，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诗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小说是压榨自身所得。我想退休后就过过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时间多安排安排旅游。但是这时候，上面提到的，我的似乎与生俱来的宿命，再次显现了它的力量。
丰德园
这件事又是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封德华，2013年他在嘉定北部的一片空地上开始造一座园子，这个园子后来命名为丰德园。他当时请了苏州的一位造园名匠，造了5年，到2018年完工。我2019年退休，他就请我去当他公司的顾问，主持园子的文化建设。我跟封德华20多岁时就认识了，而且我们之间有过很多交集，比如我母亲是他婚姻的介绍人，他的妹妹是我的弟媳妇，我也曾写过他下海创业的文章。如此看我们的缘分似乎已经够丰富了。我后来在一本书里写过，人生有两种缘分，一种叫一见钟情，这好理解，还有一种叫蓦然回首，不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当我和封德华在丰德园相见时，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我们似乎重新相遇了：我们相识很早，缘分却似乎在今日，和园子有关。封德华的园林情结是，他是南翔人，从小在古猗园里长大，他的父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翔小笼馒头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这样的成长背景，当他创业成功有了积累后，造园对他来讲是梦想成真。我的园林情结则同样源自家乡的一所古典园林，秋霞圃，它和古猗园同属上海五大古典园林。秋霞圃是我中学时的校园，但当年并不知道它叫秋霞圃，只知道它是学校，嘉定城区一中，只是觉得这个校园与众不同，有池塘假山、小桥流水等等。所以我跟封德华在园林里见面时，他的梦想成真，却似乎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轮回，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宿命。
我就参与了丰德园的文化建设工作，做了一些工作，如给所有的亭台楼阁等都起了名字。园林内建筑物的起名也是一件系统性工作，需要互有关联和有整体性，如《红楼梦》里贾政给大观园内的建筑物命名那样。我们还制作了匾额和楹联，作者基本上都是嘉定人。我们还做了一些砖雕和石刻。对我来讲最大的成果就是写了一本书，《丰德园》。
丰德园
这本书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传承，二是创新。从传承来讲，要讲到秋霞圃的历史，秋霞圃始建于1502年，到现在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前200多年是私家园林，富有传奇性的是，前200多年间这所园子在官宦之家龚氏和来自徽州的商贾之家汪氏之间两度易主。龚家第二次衰败是参与了抗清守城的战斗。到了清代的早期，约1726年，这所园子连同毗邻的沈氏园、金氏园一起归属国家，从此成为公园。1920年后，秋霞圃里面开始有学校了。这一年，秋霞圃进行了大修。嘉定有一个名士叫浦泳，他年轻时当过秋霞圃里面的启良学校的校长，在1980年代，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1920年秋霞圃作大修的时候，里面所有匾额等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是嘉定人，这反映了嘉定昌盛的文风和名园的特色，希望这一点可以保存下去。
前面说过，丰德园继承了这一传统。《丰德园》这本书也是，书名是嘉定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波题写，封面上的长卷画的作者是曾在嘉定做过美术老师的李亮之教授。书里面内容有更多的本土文化元素。
关于创新，《丰德园》的内容跟传统的园志有所不同，传统的园志里面只提园主，不提匠人，客观原因是古代的园主往往有两个身份，一是官员的身份，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所以也有文人身份，往往也都懂园林设计，江南园林因此也被称作文人园。古代园志不提匠人的另一原因是那时的匠人地位低下。
上海社科院有一位研究员叫夏咸淳，他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嘉定在明清时候私家园林蔚兴，但是史志中没有提到一个匠人。后来他在明清的诗歌当中，也只发现了一个叫夏华甫的匠人，他是当时嘉定造园的高手，他给园主造了园子之后，园主写诗感谢他称颂他，所以在诗文里面留下了名。
在我的《丰德园》里，我专门写了一章叫“匠人名录”，系统记录了参与园林营造的匠人的群体信息，书中还配有匠人的照片。另外就是《丰德园》这本书在结构上，分上篇和下篇，上篇“丰德园营造面面观”，四章写建筑，包括叠山、理水、花木等，四章写文化艺术等。下篇叫“丰德园视点”，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下篇，因为我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丰德园不断地引起我对生活其中的古城故园的回眸，这个回眸使我发现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其实漏看了很多。这种感受跟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小时候我们生活的城在很多方面其实是被遮蔽的，一种是改变用途，比如说秋霞圃，我们小时候只知道这个园子是嘉定城区一中，不知道有秋霞圃。另一种是人为的物理遮蔽，比如嘉定孔庙的门前，两座大的石狮子和两侧石栏杆望柱头上的72头小石狮子（象征孔子72个弟子），都被用封套和标语牌遮蔽了。到了1980年代虽然恢复了些，但是我们对变化还是有点视而不见。在我由丰德园研究古典园林的时候，我在回望中才真正感悟到、触摸到了自己从小生活的这个古镇故园的历史温度，看到了一些它的原貌本相。
我把这个视点下的观察所得写成了近20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家乡的《嘉定报》上发表，然后收录在《丰德园》这本书的下篇。
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令我想到最多的就是秋霞圃，这不仅是因为丰德园跟秋霞圃同宗同源，还因为我的中学四年是在秋霞圃度过。
秋霞圃
我以前在小说里也不少写到过这个地方，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其实错过了很多，因为我以前写的只是校园，没有秋霞圃。大概在2020年，有两位女作家到访嘉定，一位是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小说界》的主编谢锦，她现在是《收获》副主编，还有一位是上海大学的教授萧萍博士。我陪他们游秋霞圃。现在秋霞圃里有四个景区，标志物是城隍庙、凝霞阁、碧梧轩、清镜塘，但是在我眼里似乎只有过去，我对她们介绍说，这儿是我们的室内体育教室，这儿是教学楼，这儿是音乐教室，也是文艺宣传小分队每天下午排练的场所，这儿是我们的操场，等等。谢锦是这方面的行家，她可能看出我有点游离的状态，看出我眼里的“重影”，在碧梧轩那儿，也就是在我说的音乐教室那儿，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小说，肯定有好故事。我被她这话吃了一惊，忽然意识到我以前写的东西其实都不算。
从此我开始关心秋霞圃的历史，这时我发现500多年的秋霞圃，在史志上对它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百字，里面写到龚汪两家正面接触的一段情节，更像是民间传说，经不起推敲。但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这不正是小说家值得去做的工作吗？我先是写了两篇关于秋霞圃的文章，一篇游记，一篇考据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上，考据文章还发表在头条位置，并配了一幅画家张志岐所作秋霞圃水彩画。
然后，在完成并出版了《丰德园》后（这本书出版后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年度作品奖励），在2024年春节后，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秋霞圃》这部小说的写作。定稿后它先是发表在《作家》杂志2025年3期，书稿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它还幸运地入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艺术资助项目。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如果可以把《秋霞圃》这本并不完美的小说看作是一个完美的生命，那么由此回望创作者的过往人生际遇，一切都是机缘幸运，对此唯怀感恩。
有人说这是一本园林小说，但是它又并不囿于传统的“宇内”风物，更无关乎家庭闺阁。也有人说它是情感小说，但是其中所谈又不像是爱情，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唯一出现的一封情书也来得蹊跷。我更愿意把《秋霞圃》看作是一段本真、本源的人生故事，这样的故事不管经历了什么，其留在人心中的温度总能令她值得被体悟和期待。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冉冉
王冉冉：受到张老师的邀请后我非常期待，因为张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有才华横溢秀外慧中的小校友许佳的加持。今天身临其境圆了梦，可以说又荣幸又高兴，又兴奋又放松。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读了张老师大作之后的一些感受和收获，主要是抛砖引玉，接下来可以听许佳的精彩发言，还有互动环节张老师回应与大家的发言。
今天见到张老师，我又脱口而出说张老师你又年轻了，因为上次张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我也说过了。我的脱口而出不是客套，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切的感受。张老师有内在的活力，这种活力让张老师越发年轻。读张老师的《秋霞圃》我也看到了这种内在活力，张老师结束主线叙事有一句话“起风了，树叶瑟瑟，潭水不惊”，一方面是对叙事节奏很好的把控，因为作者虽然停下来了，但是读者却飞了出去，叙事走向能够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灵动地展开。另一方面，这句话概括出了张老师这部大作的内在活力，读这部书可能觉得表面上波澜不惊、平淡如水，这里面没有什么激情，更没有什么煽情，娓娓道来，小桥流水。但是如果沉潜下去，你能够品味到叙事表层之下的暗潮涌动，读出波澜壮阔的似水流年。
秋霞圃
所以，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内在的活力，而且它有一种非常坚实的依托，这个坚实的依托就是张老师大作里面非常丰富的文化元素的迭加。在这里面可以读到很多文化，比如首当其冲的园林文化，还有楹联文化、审美文化、器物文化，以及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比如小说里面写了女主林红莲的外婆和汪凤来铭心刻骨的爱情，但林红莲的外婆仍持守着“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的传统价值观。再来看林红莲，虽然是嘉定城区一中最早一批出国的，但是她在半个世纪后还是要回到家乡故园找到初恋，她还是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
小说里面实际上叠加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是非常坚实的依托。从实质上来看，《秋霞圃》讲的故事是高戏剧性的：从物的层面来看，比如米汁囊神秘地消失在民间，又神秘地被王贵生发现。还可以看到秋霞圃一开始是龚氏园，后来还有城隍庙、金氏园、沈氏园的加入，后来就成了秋霞圃。秋霞圃到了后来又成为了嘉定城区一中，后来又成为了重新开放的景点，这个名园的传奇可以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而且再说到那个普普通通的发卡，居然被藏在米汁囊一个手都伸不进去的孔穴里面，被深藏在男主心目当中成为纪念和珍品，这些都很有戏剧性。
以上为物的层面。从人的层面来看还有更多传奇，比如龚氏园经历了嘉定三屠，这里面有非常悲壮和惨烈的殉国，这是历史的传奇；虽然龚氏园因为龚氏殉国再一次衰败，但是又再一次和汪氏结缘，这是命运的传奇；龚氏和汪氏的后人林红莲的外婆还有林红莲本人又展开两段情感的传奇……从人的层面其实也可以看到高度的戏剧性，但是高度的戏剧性如果是一般的写法，很容易写得很热闹甚至扣人心弦，但热闹和扣人心弦其实比较缺少底蕴和坚实的依托，因为它可能吸引了你的眼球，可能给你感官上的刺激，但是恐怕也失落了很多深藏在其中值得品味的东西，而张老师的写作手法却在悦耳悦目的感官享受之外，还能够给人以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精神享受。
张老师使用了一种高妙的写作手法，这种写作手法是以文化元素为坚实依托的。传统的园林文化、审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都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就是“藏”。汉字是很神奇的，“宝藏”的“藏（zang）”和“藏起来”的“藏（cang）”实际上是一个字，你把藏起来的东西找到了就是你的宝，也就是宝藏。园林文化追求曲径通幽、回廊度月、柳暗花明；审美文化追求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强调“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功成身退……这些都有着对“藏”的追求。
在这部《秋霞圃》当中，以文化元素为坚实依托，张老师很巧妙地使用了“藏”的手法。
例如，物里面难道没有藏着历史的沧桑吗？难道没有藏着命运的轨迹吗？难道没有藏着情感的内涵吗？而且我们如果再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藏”就更加巧妙了，有些细节一开始看比较蹊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藏得巧妙，这些蹊跷能够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比如突然出现的情书，这封情书明明不是男主张海所写，因为张海心里清楚笔迹不是自己的，虽然笔迹不是“我”的，但是“我”还不能说这就不是“我”写的，这是非常微妙的心理。林红莲为什么信以为真，认为这个情书就是张海写的？而且张海隐秘地把发卡捡起来，此时有着他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还有将来把发卡原物奉还的内心期许，对这样的心理都能够洞若观火，说不是“我”写的真是难以分辨。但是，联系前面童老师在语文课上鼓励张海发言，课后很激动地拥抱张海，张海拿着的一摞作业簿掉落了，张海去捡的时候发现了发卡，以及张海后来在写日记的时候有意模仿了童老师的笔迹……这封情书的蹊跷也就能够得到解释了。
小说里面写出了人与人之间非常美好的情感，其中就有老师们的温情，这些老师们对学生的情感可以说是温润如玉，润物无声。比如教英语课的陈老师，在黑板上写成语，再把成语翻译成英语，而且写成语的过程中对学生还有人格上的塑造。比如张海会反思我今天是不是哗众取宠了，为什么老师会写下“哗众取宠”这样的成语呢？后面同学聚会的时候请了陈老师，已经耄耋之年的陈老师居然还在张海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兄”字，给张海的内心带来了感动。
这种温情在童老师身上也可以看到，包括童老师对张海的提携、帮助还有成全。只有十三四岁的张海，他懵懂、迷茫的初恋在今天往往就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但是童老师用自己的温情滋润了张海的生命，让张海有了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感情，同时也塑造了张海的人格。这时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就是这位童老师写了那封署名张海的情书，童老师才华横溢却又无从施展，看到学生懵懂、迷茫但又不失美好的初恋，他既找到了才情的一个出口，又有心成全自己也心向住之的那种美好，他假托学生的名义给林红莲写了这封情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学生温情脉脉的理解、关爱与包容，这种温情又构成了另外一种美好。当然，能不能体验到这些美好，关键就看能不能找到“藏”在小说里的“宝藏”。
以丰富的文化元素作为坚实的依托去“藏”，这是张老师非常高明的地方，给了我很深的感触。而且张老师的“藏”不仅仅“藏”在情节和细节当中，还“藏”在人物的塑造当中。从小说人物的塑造上来说，和现在追求流量所盛行的大男主和大女主的作品比起来，张老师的这部小说甚至可以说是无主角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出场的人物甚至是一种群像式的呈现，可以看到那么多对学生充满爱心、体贴和理解的老师们，以及和我有过一段友情的“大头”的戏份都比女主要多。而男主呢与其说是“主角”，还不如说是功能性人物，主要起到推动情节、呈现细节、照亮生活世界、缝合时光碎片的作用。
我印象当中张老师说过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张老师说如果你要写文艺评论，你适合用写小说的方式来写，因为你必须得对写小说有同理心和想象力，包括你得有相应的情感体验；但是你不能用写文艺评论的方式来写小说。张老师没有明确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就我自己的感悟来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小说的智慧就是理解要先于评判，你不是要急着贴标签和评判，你要先去理解。如果用写文艺评论的方式写小说，那么就是评判先于理解，你塑造人物也好，或者是发掘人物内心世界，或者是进行形而上的探寻和追问，你都会对复杂的人进行简化，会找不到“藏”着的“宝藏”。现在大男主和大女主的文艺作品，很多时候是用迷狂遮蔽了认知和理解感悟，用自我膨胀遮蔽了真正脚踏实地的积极进取，用色厉内荏的强势遮蔽了谦让中有的风骨、善良中有锋芒的人格力量。所以，淡化、消解这种“主角”的“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高明的对于人生和历史甚至是形而上的探寻、理解和感悟。
来源： 上海文艺出版社、思南读书会
编辑：王安琪、杨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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