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应该读过苏东坡的诗文，到了大学，知道柳永的贡献是把小令变成了慢词，而苏东坡和李清照则在风花雪月的慢词中填入了爱国主义内容，使词这种“诗余”闲情有了巨大的文学张力。
后来读过一些诗话词话，知道文人雅士如何看待柳永和苏东坡：
“东坡在玉堂（翰林院）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操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回顾自己对苏轼的了解，无非就是几首著名的词赋。至于苏轼一生的仕途坎坷，也就知道他被谪3次，时间总长大约十年。而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大凡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历史的反动。
“文革”后期有一个不短时期的评法批儒运动，各宣传机构在古人中列出一些“刑名之学”的代表人物，称为“法家”。我在母校代课期间，参与过办墙报的工作，就是把法家代表人物画出来，写上报刊上规定的介绍文字，贴到大街上，供乡民学习。
我记得这些法家人物有管仲、李悝（kuī）、吴起、商鞅，后来又列入了理论上建树无多，实践中杀人无算的皇帝，如秦始皇、武则天。我的记忆中，王安石这样的新派法家，也列入了这个群体。苏轼作为王安石的反对派，虽然没有遭到猛烈批判，被边缘化是必然的。
尤其是对青苗法的反对，是苏轼先被外放后被贬谪的根本原因。
所谓青苗法，就是在苗青之时，青黄不接之际，由政府向百姓发放贷款，等收了谷物，农民连本带利还钱。政府的利率是20%-30%。
关于这个，不用多说，说多了，就进入了技术层面，读者读起来也没有趣味。
激烈反对的两人中，一个是司马光，后来当了宰相；一个苏轼，当时还是个国史馆参与修史和整理档案的小官。司马光敢于直言，肯定是有资历，而苏轼刚刚出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上书皇帝反对新法，他从一个才情横溢的文学之士，一变而为有明确政见且勇于表达的士大夫。
在《拟进士对御试策》的奏折中，苏轼问皇帝：管子说，百姓的粮仓满了，他们就知道礼节。我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是富民呢，还是富国呢？此时的苏轼，已经非常明确民富和国富不是一回事，藏富于民，才能促进国富。
1070年的正月，神宗皇帝下诏禁止强行摊派青苗贷款，苏轼接着反对，他说这个贷款就应该彻底禁止，不是禁止强行摊派的问题。现在的做法，与古代用减赋薄税拖延彻底免除赋税是一个道理。孟子就说了，这就像偷鸡贼由一天偷一只改为保证一个月偷一只是一个道理。
农民一没有贷款的习惯，二是家贫政府不给贷款。穷人贷款是很难的，我为换房子用旧房抵押贷款，走到最后一步，没能办成，银行嫌贫爱富，古今一理。能贷款的，只有富裕家庭，而富裕家庭，又用不着贷款，最后，官吏就压着富户担保，强行贷款给贫苦农民，农民在政府高利贷的压榨下出现无法还钱而坐牢的情况。“二十年间，因欠青苗（款），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尽者不可胜数。”
1092年，苏轼知扬州，上表请求朝廷免除农民因青苗法造成的积欠。最大胆的是，仗着他为皇帝写过800道圣旨的胆量，私下上表高太后（此时还在垂帘听政，很看重苏轼），请太后照自己写的内容，发一道圣旨：
“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暂停）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
这年8月，苏轼在给太后私信里的内容，变成朝廷正式圣旨，全国颁行，私信里所提国债，全部宽免，由国家买单。
1093年，苏轼的恩人和政治上的盟友高太后驾崩，苏轼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
读苏轼的诗词歌赋，我佩服他的文学才情。晚年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始知官场上的苏轼，比起他的文学建树，并不逊色。他的先富民后富国的民本思想，放到今天，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2025年8月第19次印刷）
文章预告：本公号将推出“我到惠州觅东坡”系列文章，大约十篇，不定期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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