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天龙八部》，看到萧峰之死，想起以前六神磊磊写过一篇萧峰之死的文章，挺有感触，借着他的文章再来聊聊我的感想。
我们都知道萧峰的结局是自杀。在雁门关下，他阻止了辽军南侵，拿了半截断箭插进胸膛，气绝而死。他以最决绝的方式，为自己挣扎半生的身份困局画上了句号。
可事实上，如果这件事被记载在历史书上，真相绝不会是这样。
金庸在小说中其实也写了，萧峰死后，另一套叙述机器已开始悄然运转。
捷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飞送汴梁，文字在传递中被不断打磨、抛光，最终呈现在年轻皇帝面前的，已是一份辉煌的战绩：将士用命，血战退敌，更格毙了辽国南院大王。
朝堂之上，颂圣之声如潮涌来。
无人提起那场真实的胁迫与牺牲，无人关心死者真实的姓名与族裔。曾不容于中原的契丹孽种，在捷报中沦为奠定皇帝威仪的注脚；万千武林豪杰的鲜血，被简化为奏章上一行杀伤辽军数千的冰冷数字。
这并非小说家的凭空杜撰，而是历史车轮碾过时，反复扬起的尘埃。当权力需要为自己的合法性镀金时，真相往往是第一个被献祭的祭品。
翻阅史册，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
秦始皇一统六合，旋即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不仅控制当世舆论，更要抹去此前一切相异的思想痕迹。
盛唐的太宗皇帝，被誉为明君典范，却也曾三番五次索阅《起居注》与《实录》，对史官笔下关于玄武门的记载耿耿于怀。
帝王的意志如无形的刻刀，总能找到方法在青史上修修剪剪，让历史成为一面只映照出统治者期望面容的铜镜。
更为常见的，是一种悄无声息的遗忘与塑造。
通过官修史书的选择性记载、对民间言论的引导与压制，某些人物与事件被悄然淡化，直至湮没无闻；而另一些则被反复勾勒、渲染，成为符合大势的象征。
风波亭的冤屈，当时几成定论；袁崇焕的忠奸，也曾任凭京城万民唾骂。
官方叙事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需要英雄时便塑造英雄，需要罪人时便指认罪人，至于帷幕后的血肉与悲欢，则无关紧要。
到了明清，这种控制更臻于严密，化身为森严的文字狱。
一字一句皆可罗织成罪，不仅为惩罚不臣之心，更是为了营造一种全民的、自我审查的恐惧。在这种氛围下，记录真实成为一种奢侈甚至危险的举动，而迎合与歌颂则成为生存的本能。
历史逐渐变成一张可以随意裁剪的布料，用以缝制权力所需的华服。
于是，我们看到的史书，常常是一部胜利者的日记。
轰鸣的战场会安静下来，复杂的动机被简化归类，个体的挣扎与牺牲被纳入宏大的叙事框架中，或被褒扬为楷模，或被贬斥为尘埃。
就像雁门关外，真正的和解与牺牲无人问津，唯有那座凭空虚造的凯旋门，在捷报的传诵中显得金碧辉煌。
萧峰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用自己的死，换来了短暂的和平，却无法决定自己将以何种面目被后世讲述。
他的名字与事迹，脱离了那片染血的土地，脱离了兄弟的哀恸与爱人的纵身一跃，迅速被纳入另一套话语体系，成为奏章里一个敌酋的代号，茶馆评书中一段模糊的背景，甚至可能在未来成为某种宣扬天威的片面教材。
说到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谁掌握笔杆子，谁就定义了什么是真相。
你看，从汉朝到清朝，从白登山到雁门关，真相永远在官样文章的夹缝里喘不过气，而老百姓永远只看得见大捷的锣鼓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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