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郊记忆，在成都奋力生长的第14年。
在成都传媒集团的打造运营之下，它已然不仅是单一园区、景点或商业体的存在。而更像是一直在流动和变化的生命体，包罗万象又生生不息。在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和与最新现代科技接轨的潮流下，它以国际化致广大，以科技化极精微。
近日，《何以东郊：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蝶变档案》完成，东郊记忆从此存留了一份专属于它的宝贵记忆。其中，作家洁尘以《何以东郊？一份非标准答案》为题为该书作序，红星新闻特转此文，以飨读者。
何以东郊？一份非标准答案
撰文/洁尘
成都的城市历史中，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一个“堰塘”模式。
“堰塘”指的是超大型单位，它们分别位于成都的西面、北面和东面。在那个年代，在一个超大型单位里工作或者生活，各种配置相对完整，工资福利也相对较高，加之大部分人员来自成都乃至四川之外，在生活习俗各方面都与成都本地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再加上当时的交通也不太便利，超大型单位的人群仿佛置身于“堰塘”之内，相比这个城市其他“水域”，自我感觉“水位”似乎要高一截。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成都人中，有一个听上去像是暗号或者切口一般的地域确定方式：“你是哪儿的呢?”“我132的”或者“我420的”……回答者貌似不经意的优越感和提问者显而易见的不认同，在一瞬间交融成一种特别微妙的气氛。
“132，黄田坝……”指的是城西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铁半城”……包含铁路局、铁二局、铁二院，指的是城北的成都铁路局、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以及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420、钢管厂、红光……”位于城东，分别是成都发动机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而红光，全称“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原址就是现在的东郊记忆。
我在城北的“铁半城”出生长大，高中毕业上了大学后才离开那个区域，之后才发现，出了“堰塘”，我得从头开始去探索去了解去学习成都这个城市的一切，地理、历史、风俗，甚至包括饮食和方言。这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悬空感。
近三十年，中国城市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那种相对封闭的超大型单位逐渐消失，融入了整个城市的肌理，“堰塘”的心理空间也随之逐渐消失，但物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如何转化呢？在这一点上，东郊记忆给出了一份令人称道的答案。
在城市发展更新这个领域里，有一部著名的《威尼斯宪章》，其主要内容为提出古迹保护与修复的原真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保存原有的历史痕迹，不进行臆测性甚至颠覆性的改造，避免混淆后人对历史信息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加以发展和更新。这些观念得到了世人的认同，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更新计划也基于这个理念。
在成都，东郊记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位于城东的充满活力的潮流地区，各种文化空间和商业空间在此混合、交融、发酵，相互激发出一种特别的化学反应。同时，东郊记忆没有排除父辈、祖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痕迹，他们可以在一些往昔的建筑和地标前，找回曾经的存在感，从而唤起被尊重被纪念的情感。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将过往的记忆嵌入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嵌入，犹如族谱，其血脉来源和延伸轨迹清晰可辨，这样才会让情感记忆得以纵深。
这些年，我去过东郊记忆很多次，或者与朋友聚会用餐，或者去看各种演出，还有几次，我把外地朋友带着上了老火车——这是以前的专用道火车，现在保留了一段铁轨、火车头和几节车厢，内部改造成了餐厅。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对城东这一片一无所知，我没有拥有在这里的记忆情绪，但是对于一个在铁路局长大的人，这个专用道火车的保留，让我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怀旧认同；而对于那些曾经在这里出生、长大、生活、工作过的成都人来说，面对这些场景，可见其怀想会更为深厚绵长。
让“堰塘”成为活水，彼此在变迁中有流动、有交换，各个世代的人群都能在其中得到安顿、回应和抚慰，这是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真正体现。
东郊记忆作为城市改造的一个标本样式，它的变迁逻辑和更新线索是需要做一个系统梳理的，于是有了《何以东郊》这份档案。它包含数据档案、图像档案、人物访谈、专家专栏等内容，以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交叉，从基因溯源、城市地理、业态革命等各个方面加以阐述。作为一份城市档案，它承担着记录、分析、总结、归纳的功能，同时也定格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愿望和激情。在《威尼斯宪章》里，历史古迹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还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者乡村环境，相对应的，还包括伟大的艺术作品和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朴实的记录。
可以说，在东郊记忆的那些实体空间之外，《何以东郊》延展了一个指向未来的记录空间。实体空间在未来必然发生变迁，在那之后，这个记录空间的存在，会给今后的人们赋予深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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