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去翻看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战后清点数据，第一反应肯定觉得是统计员喝高了写错了。
那是什么场面？
最精锐的德械第88师在雨花台拼到底，最后连两千人都凑不齐；被称为“御林军”的教导总队在紫金山几乎全员殉国；哪怕是想撤退，在下关挹江门的城门洞里，因为互相踩踏堆起来的尸体，比沙袋还要高两米。
可偏偏就在这地狱一样的绞肉机里，有一支并不算主力的杂牌军，居然奇迹般地保全了快七成的建制。
他们不是飞出去的，也不是游出去的，而是在整座城市化为灰烬的前夜，像幽灵一样成建制地消失在了滚滚长江上。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润”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旧军阀如何在国难当头时，精准算计、以邻为壑的残酷真相。
说白了，是用几万友军的命，给自己的“聪明”买了单。
这支部队的主官叫徐源泉，他的第10军在那个寒冬，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战例。
要是翻开官方的作战日志，你会发现徐源泉带着第41师和48师到南京的时间很微妙——12月3日。
这会儿南京保卫战其实已经开打了，外围防线都要崩了，这支湖北来的“生力军”是被硬塞进这个巨大的绞肉机的。
卫戍司令部给徐源泉划的地盘是栖霞山、乌龙山到幕府山一线。
在不懂行的人看来，这是苦差事；但在懂行的老兵油子眼里，这简直就是卫戍司令唐生智送的“黄金铺位”。
为啥？
这块地在南京城正北面，屁股后面就是长江，扼守着通往苏北和安徽的咽喉。
对于想死磕的将领，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但对于满脑子生意经的旧军阀来说，这就是早就预留好的“后门”。
徐源泉这人，那是老江湖了。
早年在北洋军阀混战里摸爬滚打，他太懂“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
他心里门儿清：第10军就是他在蒋介石面前讨价还价的唯一筹码。
要是像中央军那些傻小子一样把家底拼光了，自己哪怕活着回去，也只能坐冷板凳喝西北风。
所以，从进阵地的那一秒起，徐源泉指挥部里算的就不是杀敌KPI，而是存活率。
当城南的光华门、中华门已经打成血肉磨坊，日军坦克都在国军战壕上玩漂移了，驻守北面乌龙山要塞的徐源泉部却安静得吓人。
他们确实在修工事，但那些战壕的朝向和纵深，与其说是为了阻击日军山田支队，不如说是为了保自己撤退时，能有一条没人打扰的VIP通道。
最让人脊背发凉的细节，藏在对“船”的控制上。
当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为了表决心，搞了个“破釜沉舟”，下令收缴控制所有渡江船只，这就是著名的“绝地孤城”策略。
这命令在当时那是铁律。
但这道命令到了徐源泉这儿，直接就成了耳旁风。
根据后来第10军幸存军官的回忆，早在12月9日，也就是南京陷落前三天，徐源泉就偷偷指使亲信，在乌龙山脚下的芦苇荡和那些隐蔽的港汊里，私自扣了一大批民船、木筏。
这还不够，他甚至让人去搜罗门板和油桶，搞简易浮具。
当友军老老实实执行命令烧船以防资敌时，徐源泉却在为自己的“诺亚方舟”囤积船票。
按照战时军法，这叫“私扣军资”，枪毙十回都够了。
但在那个混乱的黄昏，这成了第10军全员生还的唯一解释。
12月12日下午，那份迟来的“卫戍作命特字第1号”撤退令终于下来了。
这下子，南京城瞬间崩塌。
失去指挥的几十万溃兵像无头苍蝇一样涌向唯一的出口——下关挹江门。
第36师奉命在城门口架起机枪督战，本来想维持秩序，结果引发了更惨的自相残杀。
那个谢承瑞团长，就是被狂奔的人群活活踩死的。
无数士兵为了争抢一块漂浮的木板，在冰冷的江水里互殴。
而就在这炼狱几公里外，徐源泉的第10军正在上演一场教科书式的“转进”。
因为早就藏好了船，徐部压根不需要去挤那个要命的挹江门。
当其他部队还在城里跟日军打巷战时，徐源泉已经带着军部机关和直属队登船离岸了。
第41师和48师的官兵们，在夜色掩护下，有条不紊地从乌龙山、三台洞这些预定地点上船。
这里没拥挤，没踩踏，甚至连日军的炮火都没有——因为他们跑得太快、太坚决，连对面的日军山田支队都愣了一下，以为这是国军搞的诱敌深入，没敢乱动。
数据显示，第10军参战兵力大概1.6万多人，最后成功渡江并在安徽集结的超过1.1万人。
在那个死亡率高达90%的南京战场，这个存活数据简直就是开了挂。
可是，这个神话背后，是无数冤魂在呐喊。
历史的连锁反应那是真的残酷。
徐源泉为了保住家底，不仅提前撤，更是在走的时候直接放弃了乌龙山要塞。
这真的是要了命了。
乌龙山炮台是封锁长江江面的最后一把锁。
如果徐源泉能按计划哪怕多守24小时，日军的海军舰艇就不敢轻易上来。
但他走得太干脆，连炮台的枪栓都没炸。
结果就是，12月13日天一亮，日军第13战队如入无人之境，直接突破乌龙山防线，顺着江就到了下关江面。
这时候，下关江面上漂的早已不是徐源泉的船队，而是数万名正抱着木头、轮胎试图泅渡的第87师、第83军和教导总队的残兵，还有无数难民。
日军舰艇一看，这简直就是活靶子啊。
机关炮、重机枪对着江面就是一通毁灭性扫射。
那天，长江水都被染成了黑红色。
如果乌龙山还在，如果那些被徐源泉私藏的船只哪怕分出一半给友军，南京保卫战的结局也许改不了，但至少能多活下来几万名百战余生的抗日种子。
后来呢？
徐源泉带着他的部队在安徽全椒、湖北麻城舒舒服服休整了一番，再后来还升任了第26集团军总司令，继续在抗战舞台上腾挪转移。
就是因为他“保存了实力”，在那个唯实力论的军阀体系里，他甚至被夸是“用兵得当”。
但这所谓的“得当”，说白了就是整个指挥体系溃烂的缩影。
当一场保卫首都的国战，被前线指挥官变成了一场“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生存竞赛，那结局早就注定了。
我们今天聊这段，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要看清这种“聪明人”。
正是这种在危难时刻精于算计、把私利凌驾于国运之上的逻辑，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从背后推了南京一把，把这座城市和三十万生灵彻底推向了深渊。
历史不该只记勋章的光芒，更得剥开那些躲在阴影里的苟且。
徐源泉活到了1960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5岁，比起那些在此刻沉入江底的年轻士兵，他这辈子算值的了。
参考资料：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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