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功
在青州市博物馆“有邻衡王府”展厅，陈列着一尊“醉道士石”，此石因身上题刻宋代苏轼《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以下简称《醉道士石诗》）而声名远播。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苏轼诗中吟咏的原石，但令人疑惑的是，博物馆不仅将其置于明代藩王衡王府展厅，文物说明也标注为明代。这到底是咋回事？“醉道士石”与苏轼有关吗?
青州“醉道士石”
有关青州醉道士石的最早记载，见于《益都金石记》。该书成稿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由青州学者段松苓通过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编纂而成。其卷3收录了《苏东坡醉道士石诗》全文：“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化为狂道士，山谷恣腾蹂。误入华阳洞，窃饮茅君酒。君命囚岩间，岩石为械杻。松根络其足，藤蔓缚其肘。苍苔眯其目，丛棘哽其口。三年化为石，坚瘦敌琼玖。无复号云声。空余舞杯手。樵夫见之笑，抱卖易升斗。杨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边逢姑射，一笑微俯首。胡不载之归，用此顽且丑。求诗纪其异，本末得细剖。吾言岂妄云，得之亡是叟。”
诗后注解写道：“岂公官密州、登州时与康功适遘逢，而题此石耶？果尔，青与二州密迩，石流落于此未可知也！石在法庆寺，高三尺二寸，实甚顽丑，字径三分，正书，笔法颇类公，首无款式，末书‘眉山苏轼’云。”这段注解的主要意思是：作者推测，苏轼在密州或登州任职的时候，曾与杨康功相遇题写了这首诗。因为青州和这两个州距离很近，所以这块石头才有可能是从那里流落到了青州。“岂”“果尔”说明这是段松苓的推测，至于这一推测是否成立，我们不妨留待后文见分晓。
1933年，山东省政府编辑出版了一本名叫《山东名胜古迹大观第一集》的图册，其中益都（今青州）“苏东坡醉道士石”赫然在列。图册不仅载有该石图像，还附有文字说明：“石在法庆寺，无年月”。后录《苏东坡题醉道士诗》铭文，只缺三字，说明当时铭文还非常清晰。
民国时期周贵德在《青州纪游》中提及：“闻该石原在登州，明衡府搜运来青，后由法庆寺转存益都县民众教育馆”。这一记载应该是在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之后，彼时该石已由法庆寺转至益都县民众教育馆。值得注意的是，周贵德“闻该石原在登州”的说法，实则源自《益都金石记》的推测，一个“闻”字亦说明他和段松苓一样只是推测，并不确定。
又据著名园林专家、济南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贾祥云先生回忆，“文革”时期，醉道士石不幸下落不明。20世纪70年代，贾祥云与青州博物馆馆长夏名采先生在被焚烧的书籍残片中，意外发现了有关醉道士石的资料。此后十多年，二人查阅大量文献，走访各方人士，终于在1986年从一堆建筑垃圾中挖掘出一块奇石。经与1933年出版的《山东名胜古迹大观第一集》中所载“醉道士石”照片比对，最终确认就是失踪多年的醉道士石。1988年，两位先生将此石移至青州博物馆院中保存。
2023年，青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该石被移至新馆展厅陈列。据青州市博物馆官网介绍：醉道士石，石灰石质，高134、最宽处约62厘米、厚50厘米。石头造型别致，玲珑剔透，远看像一只憨态可掬的醉猴，近看又像一位衣衫不整、摇摇晃晃的醉道士。只可惜此石因长期置于室外，铭文大多已看不清楚了。
苏轼《醉道士石诗》
那么段松苓关于“苏轼在密州或登州与杨康功相遇题石”的推测是否成立？要解答这一问题，需先厘清苏轼《醉道士石诗》的创作始末。
据孔凡礼撰《苏轼年谱》记载：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苏轼“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同年七月下旬，他自常州北上赴登州，八月下旬途经扬州时，“晤州守杨景略（康功）”。九月，苏轼行至淮口，在舟中遭遇大风，于是“作杨景略（康功）醉道士石诗”。十月十五日，抵登州任。
苏轼在《与杨康功三首之三赴登州》中亦自述：“两日大风，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阖户拥衾，瞑目块坐耳。杨次公惠醖一壶，少酌径醉。醉中与公作得《醉道士石诗》，托楚守寄去，一笑……”由此可知，苏轼是在元丰八年八月下旬，在扬州会见了杨康功，杨康功曾拿出自己收藏的赏石与苏轼共赏，并请他题诗。苏轼并没有当场创作，而是在同年九月渡淮河之前，于淮口舟中完成《醉道士石诗》，写完后委托“楚守”转交杨康功。
由此可明确断定，段松苓的推测并不成立，两人相遇的地点是扬州，题诗的地点是淮口（属楚州），而不是登州或密州。至于周贵德《青州纪游》所说“闻该石原在登州”，则真是耳闻为虚了。
藏石者杨康功究竟何许人也？其人《宋史》无传，但卷487载：“元丰六年，高丽王徽卒。讣闻，神宗遣杨景略、王舜封祭奠使。”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7所载《龙图待制知扬州杨公墓志铭》则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杨景略（1040—1086年），字康功，华阴人（今属陕西），一说洛阳人，四岁便以祖荫出任将作监主簿。宋元丰六年（1083年），拜尚书右司郎中，不久迁起居郎，“使高丽，为国王祭奠”。返京后，升为中书舍人。七年，“避亲嫌”，改龙图阁待制，知扬州，后移任苏州，不久又返回扬州任职。宋元祐元年（1086年）卒于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事实上，苏轼与杨康功早就相识，苏轼在《与杨康功三首之一黄州》中写道：“浙右之别，遂失上问”，结合杨康功墓志铭所述行迹，他曾出任“提点两浙路刑狱”，且今浙江缙云仙水洞、乐清雁荡山、衢州仙岩洞、杭州灵隐洞等地均有杨康功摩崖题名，时间在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间，其任“提点两浙路刑狱”及与苏轼“浙右之别”应在此期间。
此“醉道士”非彼“醉道士”
除苏轼外，他的好友诗僧道潜、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也都曾创作过醉道士石诗，但二人是否见过苏轼诗中所咏之石，还是由苏轼之诗引发创作灵感，就不得而知了，故在此不赘述。我们重点来分析苏轼的《醉道士石诗》。
这首诗的大意是：楚地的深山里原本就有很多猿猴，其中青色的猿猴既狡黠，又长寿。这只青猿历经岁月变迁，竟褪去兽形化作一位狂放不羁的道士，整日在山谷间肆意腾跃奔跳，活得潇洒自在。有一次，他无意间闯入道家仙府华阳洞，抵挡不住酒香的诱惑，偷喝了茅真君酿造的仙酒。仙酒失窃令茅真君震怒，于是将他囚禁在山间，唤来岩石化作镣铐枷锁，让松根缠绕他的双脚，藤蔓捆绑他的双手，苍苔蒙住他的双眼，丛棘堵住他的口舌。如此过了三年，狂道士再也未能恢复原形，最终化为一块石头，质地坚硬、形态瘦削，堪比美玉。山间从此再也听不到他那如猿啼般的清啸，唯有那只举杯欲饮的手，还留存着当年醉酒的模样。一位樵夫进山砍柴时发现了这块奇石，笑着将它抱下山，换了几升粮食。后来杨康功见到了这块石头，十分喜爱它的顽劣与朴丑，便将其收入囊中。苏轼路过扬州时，杨康功与他一同赏石，并恳请他为此石作诗。
苏轼这首诗的情节纯属虚构。尽管如此，诗中“楚山”这一地点却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道潜与秦观的诗中也都提及“楚山”，可见这一地理指向并非苏轼凭空杜撰。
那么楚山在哪里呢？苏轼在《与杨康功三首之三赴登州》中说“作得《醉道士石诗》，托楚守寄去”，之所以委托楚守转交，是因为他创作此诗的地点“淮口”就位于楚州境内。苏轼要去登州上任，需从楚州北神堰坐船由运河入淮河。楚守，就是楚州太守的意思，北宋楚州是今天的江苏淮安。这一地理指向，还可以从诗中“华阳洞”“茅君”得以印证：华阳洞位于今江苏省句容市茅山，传说三茅真君曾在此隐居修炼，最终得道飞升，洞口现存的“华阳洞”三字，传为苏轼所题。淮安、句容，还有杨康功任职的扬州，都在今天的江苏境内。据此推测，苏轼笔下的醉道士石应产自江苏，大概率是苏州太湖石，与山东青州没有关系。
青州博物馆的“醉道士石”，与青州偶园的“福、寿、康、宁”等著名赏石一样，是典型的青州石。南宋杜绾所著《云林石谱》将青州石列为第二。青州石的种类繁多，青州醉道士石应属于青州纹石系列，它的特点是颜色以青灰色为主，表面发育有斧劈纹、龟裂纹、荷叶纹等特殊纹理。与苏州太湖石相比，质地更为坚硬；形态雄浑朴拙，不似太湖石玲珑剔透；纹理更加粗犷深刻。总之，青州纹石特点鲜明，与苏州太湖石等其他赏石有着显著区别，极易辨认。该石原在的法庆寺，原名大觉禅院，清初由达法和尚倡建。清顺治三年（1646年），青州明藩衡王府被查抄，衡府故物多归此院。
综上所述，青州博物馆的醉道士石实为明藩衡王府遗物，清顺治年间移至法庆寺。石身上的《醉道士石诗》题刻，并非苏轼亲笔原迹，而是后人见此石形态与苏轼笔下“醉道士石”意向高度契合，特意镌刻其上的“纪念性诗文刻铭”，其目的既是表达对苏轼的仰慕之情，也是为了借其诗文为此石增色添韵。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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