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复旦教授，终身成就奖！|复旦|学术|终身成就奖|经济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运动引起了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的注意。

“究竟什么是实用主义？”怀着朴素的好奇，时年21岁的刘放桐走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淘来一摞书，埋头研读。书页翻动之间，他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必将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怀揣这一信念，刘放桐毅然放弃“铁饭碗”，于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承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教育家何思敬，专攻西方哲学，从此踏上一条艰辛却意义非凡的学术征途。

从湖南乡野中走出的农家少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这位91岁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谦逊地将自己一生的耕耘，归结为“一本书和两篇文章”。近日，他荣获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绝不是因为我天资聪颖。”刘放桐坦言，向来清楚自己“智力平庸、根底浅薄”，唯一可自豪的，是骨子里那股“非干成不可”的信念与勇气，“无论多难，只要想做了，就一定要想办法做到。”

刘放桐

“想到做什么，

就一定要想办法办成”

刘放桐1934年生于湖南桃江一个贫寒农家。父母务农，上有两个哥哥，全家无人识字。他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以我家的条件，要一本正经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是不可能的。”刘放桐所上的农村小学极其简陋：一间祠堂，几条凳子，一到四年级所有课程均由一位老先生负责，“会的就教，不会的就不教”。中学离家三十公里，他每次翻山越岭，挑着行李往返。

因家境困顿，刘放桐初二主动提出休学。两难之下，父母又找了位老先生教刘放桐。除了跟着老先生读《四书五经》，刘放桐自学数理课程，一年半后考入高中。

1949年，刘放桐参加了小学教师培训班。期间，他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就在桐油灯下看书到半夜，竟一点点啃完了高中全部课程。“我这个人就这个特点，想到做什么，就一定要想办法办成。”刘放桐想上大学，就自学备考；没有学费，就想法子筹钱。

听说刘放桐要高考，哥哥们觉得弟弟“发了疯”。连坐长途汽车的钱也没有的他，走了100多公里路到长沙参加高考，最终考入湖南大学经济学专业。“当时有人说，解放后马上就要搞经济建设了，最好是考经济，我也受了这种影响。”他说。

很快，刘放桐发现自己对经济学兴趣寥寥，却痴迷于微积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不允许转专业，他便继续自学。时任校长李达讲授的《实践论》、哲学家杨荣国开设的哲学课，成了他思想启蒙的重要源泉。

觉得俄语课程进度慢，他就在课余自学，大二便能熟练地用俄语阅读书报，并翻译了两篇经济学论文发表，在学校引发不小轰动。这份韧劲，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底色。

毕业后，他先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凭着对哲学的向往，他考入人大哲学系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在人大期间，他经常跑去北大听课，当时那里云集了冯友兰，金岳霖、郑昕、贺麟、任华等一批哲学大家。他们的讲授，对刘放桐产生了巨大影响。

“毕业后，我没有特别的要求，只希望在一个时间相对自由的地方做研究。1960年，刘放桐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复旦大学哲学系，一段崭新的学术生涯，悄然启程。

“必须突破束缚，

用发展的眼光思考和研究”

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6年，是当时恢复哲学系的三家高等学校之一。

得知刘放桐在人大编过一套五四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的内部资料，时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全增嘏十分看重，全力支持他在复旦开展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并把自己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课程讲稿交给了他。

这是一门难度极大的课程，当时全国高校中只有复旦开设。囿于条件限制，那时我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非常薄弱，未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五十年代初开始，相关研究几乎停滞，人员也大多转向其他领域。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中断了。

在几乎“从零开始”的困境中，1962年，刘放桐从全增嘏手中接过这门课，一教便是几十年。到了1964年，他已编写出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讲义，其中部分内容经过整理后公开发表。改革开放后，这门课改名为《现代西方哲学》。

70年代末，刘放桐开始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尽管有同行认为国内条件尚不成熟。但在1976年到1979年期间，哪怕因肝炎长期卧病在床，他也未曾停笔。

1981年，在外国哲学教研室相关教师的共同参与下，由刘放桐组织编写的近60万字的《现代西方哲学》正式出版，成为国内首部系统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统编教材，为学界重启该领域研究与教学提供了首个框架。

刘放桐等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刘放桐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努力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公正理性的评价。“当时哲学界在这方面并无共识，我个人更难回答，但我坚信，必须突破束缚，用发展的眼光思考和研究。”他坦言，“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有思想准备。我对每一句话都做了充分研究，如果有人提意见，我马上就可以答复。”

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为国内打开了一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窗口，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更成为几代学人的启蒙读本。除了学习研究西方哲学的师生之外，想了解国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状况的读者也几乎人手一册。

此后，刘放桐又主持进行了两次修订，不断深化完善。在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中，他开创性地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从而能够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丰富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作出贡献。

哲学学院近年来取得的众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研成果（包括《杜威全集（38卷）中译本、《西方哲学通史》丛书（10卷）、《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4卷）、《存在与时间》释义（4卷）等）

“我几乎不写、

也写不出迎合热点的文章”

刘放桐的哲学探索缘起于实用主义，最重大的学术发现也在于认识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的“实践”秉性，从而指出现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

完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修订后，刘放桐就回到实用主义的研究上，从基础材料整理开始，组织翻译《杜威全集》。他早年接触杜威的观点时还没有对他“着迷”，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发认可杜威的研究价值。

杜威全集

“实用主义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杜威选集》发布会

“杜威的实用主义之于哲学界，就相当于是哥白尼之于科学界，”2003年，杜威中心在刘放桐倡导下成立。2015年底，杜威中心在刘放桐带领下完成了《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全部翻译。这项工作耗时十多年，但在刘放桐看来非常值得，因为“懂了杜威，也就懂了美国的文化和思想”。

“刘老师给复旦留下了深厚的研究美国思想文化的传统，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继承下去。”作为杜威中心新一任负责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宁说，杜威中心不单是研究美国的思想文化，其实也是东西方思想持续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

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复旦大学杜威中心挂牌仪式

“我不要学生听我的话”是刘放桐的名言之一。在他看来，学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有创造，光听老师的课，不可能成为专家的。西方哲学范围庞杂，刘放桐从不过度干预学生的研究方向，而是给予学生最大程度的自主选择权。正如其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所言：刘老师启发学生做学问，要有自己的“一以贯之”之道。

“探索、沟通、超越”，是刘放桐治学中“一以贯之”的方法。他将阅读视为探索的过程，在书中积累问题、激发思考；继而将新旧知识、不同领域的见解相互沟通、彼此对话；最终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形成属于自己的创见。“无论是读书还是写教材，我基本上都循着这三步走来。”

哲学学院60周年院庆上的对话

教学改革研讨会

2006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在刘放桐等一批批老师们的践行下，复旦哲学学院形成“无门户之见”的开放风气。对于跨专业学生，他从不轻视，反而倾注更多心血，逐字逐句辅导哲学文本。他的妻子说：“他眼里只有学术和学生，连娱乐休息都顾不上。”

刘放桐常以自己的翻译工作经历为例，向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治学态度：“翻译要求一字一句地核对，这看似琐碎刻板，却培养了做学问追求精确和扎实的态度，让我学会了不急于求成。”扎实稳健的学风，成为门下学子最为宝贵的财富。

博士论文答辩会

“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我的节奏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刘放桐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到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正式发表则往往要更久。而他也“几乎不写、也写不出迎合热点的文章”。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体现在他的成果中，更深深地影响他的学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重视深度而非速度，刘放桐鼓励学生们在学术道路上脚踏实地，追求真正的理解和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