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证明，列宁百年之前提出的帝国主义特征依然没有改变。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在“善哉贤话多”头条号发文指出，面对国际投资与合作的复杂环境，我们更应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避免因单一事件动摇对外经济合作的整体战略。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24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美国出“奇兵”，袭击了委内瑞拉，并绑架了该国总统马杜罗。可以看出，特朗普总统对他的这次“成功”得意洋洋，并借此给南美其他反美国家人士一个“下马威”：要么乖乖听话，要么成为美国的“阶下囚”。
目前网上传出六十年前的一首儿歌，唱的是：“美国佬，是强盗，脸上笑嘻嘻，背后挂大刀。见了好东西，什么都想要，要不到，他就抢，霸了土地占了房，杀人放火样样干，他的野心比天大，拖了地球往家里搬。”
大家对于六七十年前的人们就对美国有如此深刻的认知感到钦佩。因为历史证明，列宁百年之前提出的帝国主义特征依然没有改变。
现在国内不少人在分析委内瑞拉事件时，开始反省我们的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计划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并提出质疑，认为对委内瑞拉等类似国家的投资不够慎重，风险估计不足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事件的“效应”正在溢出，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重视，适当调整相关政策。
仅仅因为委内瑞拉的事件，就对我们的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必要性产生怀疑，甚至否定以往的援外政策，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将对今后的对外经济合作产生复杂影响。
人们关心的重点就是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国家风险”。因为“国家风险”是对外贸易投资的首要关注点，其次才是“项目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等等。不少人认为，我们就不该对类似国家进行“深度投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地缘政治环境十分脆弱，禁不起风浪冲击。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特征。但是如果任凭这种担心发展，我们就会陷入裹足不前，难以前进的困境。
原因很简单，现实很残酷：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地方是永远安全稳定的投资胜地。
有的人认为，“全球南方”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风险最高，而这次委内瑞拉事件似乎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殊不知，这样的看法片面且幼稚。因为在这些人眼中，那些发达经济体才是投资沃土，是“无风险”的理想国。
可惜，现实很不给力：纵观天下，目前对中国投资产生最大不确定性威胁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欧洲的传统经济强国。他们常把“按国际规则办事”挂在嘴边，总是在教训其它国家如何遵纪守法，而他们自己却我行我素，无法无规无则。
美国动不动用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大肆制裁、处罚，尤其是用百年前的法则来揣度当下的经济行为（如果这种行为合法，中国似乎也可以沿用秦唐时期的王法处置美西方事务？），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如儿歌所唱：“美国佬，是强盗，什么都想要，要不到，就去抢。”这样的政治生态，安全可靠吗？
而欧洲国家长期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主要是美云亦云），所以我们看到了欧洲紧跟美国的制裁，对中国经济背后插刀：安世半导体事件至今还在继续。这些总把仁义道德和法律至上挂在嘴边的欧洲政商们的安全可靠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出多少，这才是事实。
美西方的政治特质以虚伪和虚假为底色，这构成了对投资安全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所以，我们面对委内瑞拉事件时，对可能产生的经济贸易变数，大可不必捶胸顿足，大呼小叫地“悔不当初”，更没有必要相互指责。相比在美国和欧洲遭受的损失，目前的局势并没有失控，因为美国没有能力独自完成对委内瑞拉基础设施和石油产业的改造重建，特朗普只有三年任期，不可能在委内瑞拉和南美有突破性的大的作为，他能干的，就是“破坏”和“拆墙”，可是他在国际社会上失去的信用与信任，却永远无法得到弥补。
世界上确定和不确定，稳定和不稳定，安全和不安全，永远处于相对动态之中，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逻辑。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要素，在不稳定中寻找稳定因素，这样我们才能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我们未来的对外经贸合作，也应当遵循中央领导人强调的实行“五年一规划，三年一计划，每年一总结（调整）”的方法，把不可控风险降到可控，把利益最短时间内实现最大化。
这就是“委内瑞拉效应”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有句古话，就是“物极必反”。讲的是处理万事时如何保持一个“度”，凡是突破了这个“度”，一定会遭遇反噬。
且看美国的委内瑞拉“总督”下一步如何表演了，因为“总督”这个称谓原来只在殖民历史教科书和文学戏剧中常见，现在突然回到现代人眼中。不是历史倒退了，而是有人企图在开“历史倒车”。
特朗普本人或许乐于担任美国的“新总督”，发现其中乐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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