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巴蜀贡荔与蜀道荔枝道道路体系‖汪伟|东坡|元和郡县志|南诏|太平寰宇记|涪州|贡荔

巴蜀贡荔与蜀道

荔枝道道路体系

汪伟

一、巴蜀贡荔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不仅勾勒出唐代宫廷的奢靡图景，也揭开了一段关于荔枝贡品的千年历史谜题。而随着《长安的荔枝》等作品的走红，杨贵妃所食荔枝究竟来自岭南还是巴蜀，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在当时，荔枝产于岭南、巴蜀等地，而长安在北方，荔枝不易保存，“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为了让杨贵妃能吃上新鲜的荔枝，《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1]”书中只提到“南方进荔枝”，具体来源历代众说纷纭。

驿传荔枝想象图（AI）

荔枝原产于中国热带与亚热带的岭南地区，自西汉起便成为南方地区独具特色的果贡之一。有关荔枝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初[2]。彼时赵佗归附汉朝，从岭南进贡荔枝。汉武帝时期，“破南越，建扶荔宫”，开始尝试将荔枝从岭南移植到长安，然而未能成功。《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3]”

至唐代，土贡荔枝的地区有戎州南溪郡（所贡为荔枝煎）与广州南海郡（所贡为荔枝）两处。至于杨贵妃所嗜荔枝，唐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4]”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信此说，记为：“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但唐时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在京师东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至东都四千九百里。[5]”如按唐代传递诏命急驿日行五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出发向长安运送荔枝，至少也需十一天。且荔枝北运难以由岭南驿卒一次性从起点运到终点，更可能是接力式、分段依次运往长安[6]。荔枝“方暑而熟，经宿则败”[7]，很难保证荔枝的新鲜送达。曾巩的《福州拟贡荔枝状》记载：“生荔枝留五七曰辄坏，故虽岁贡，皆干而致之。[8]”

唐宋时期，除了岭南，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也较为兴盛，有“蜀中之品，在唐为盛”的说法。荔枝种植范围广泛，以戎、泸、涪、嘉四地品质最优。相较于从岭南进贡荔枝，四川地区尤其是当时的涪州显然具备路程近便的优势，其进贡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鲜度上远超岭南[9]。北宋中叶以后，涪州说逐渐占据主流，苏轼《荔支叹》诗云：“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诗注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之。[10]”《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山南西道》载，涪州所属乐温县“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11]”涪州说的兴起，既有涪州荔枝“颗肥肉脆，唐杨妃所喜”的原因，还与此地“至长安有便路”息息相关[12]。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贡荔枝地》说：“余昔记唐世进荔枝，于《辨误门》云：‘唐制以贡自南方，《杨妃外传》：以贡自南海。杜诗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张君房以为忠州，东坡以为涪州，未得其实。’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也。”[13]

唐宋时期四川荔枝地理分布（引文来源：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四川荔枝种植分布的历史考证）

总之，由于史料记载的复杂性及唐代技术可能达到的水平，贵妃荔枝的来源仍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问题。故清人吴焘的《川中杂识》：“蔡君谟《荔枝谱》曰贵妃（嗜）涪州荔枝，岁命驿致，故东坡诗云‘天宝岁贡取之涪’，今子午谷尚有荔枝道，盖当时南海与涪州并进荔枝。”

唐代中后期，巴蜀地区依然有贡荔之举，如咸通年间东川贡荔、元和十四年特诏荆南贡荔。“东川每年进蜜浸荔枝，道路遥远，劳费至多，自今已后，宜令停进，布告中外，称朕意焉。[14]”东川，即剑南东川道，泸州和渝州为其所属，唐大诏令集所称东川贡荔其来源当来源于这两地。《四川通志》记载：“（江津县）荔枝园，在治后，旧有荔枝树，传为唐时植也，今无。[15]”“臣伏见元和十四年（819年），先皇帝（唐宪宗）特诏荆南，令贡荔枝，陛下（唐穆宗）即位后，以其远物劳人，只令一度进送，充献景灵，自此停进，当时书之史册，以为美谈。[16]”至德二载（757年），“置荆南节度，亦曰荆澧节度，领荆、澧、朗、郢、复、夔、峡、忠、万、归十州，治荆州。”[17]广德二年（764年）“荆南节度罢领忠、涪二州，...置夔忠涪都防御使，治夔州。[18]”元和三年（808年），“涪州隶黔中节度”[19]，但从刘晏在忠州任上被荆南节度使庾淮所杀这一事件看，元和年间的忠州应属于荆南节度管辖，因此元和十四年（819年）荆南特供荔枝可能来源于忠州、万州等地。除前述的戎州为唐代后期常贡外，其余应为特贡或进奉，非为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的制度。

二、荔枝道道路体系

因此，鉴于贡荔品种以及贡荔来源地的多样化，我们推断唐代巴蜀地区的荔枝贡道沿着川东平行岭谷向北，翻越大巴山后进入汉水盆地，其线路理应具备多线的特点。

宋人的文献证明了这条驿道的存在。文同所著《寄子骏运使》云：西乡巴岭下，崄道入孱颜。使骑到荒驿，野禽啼乱山。[20]李复《回王漕书》也记载：“梁、洋及其东西乃岐雍之南屏，旧有驿路。…今商贩亦自长安之南子午谷直趋洋州，自洋南至达州。若两路漕司差官会议于境上，画图以阅，旧迹可见，但山路须有登涉，住日曾为驿程，今虽废坏，兴工想亦不难矣。”[21]

但和金牛道、米仓道等同为自巴蜀入关中的重要通道不同的是，文献中对它的名称并没有明确地记载（除了北段的子午道）[22]。《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涪州到长安的道路云：“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23]，而没有明确记载涪州至洋州段的名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汉水流域的房州（今房县）翻越达州山路至夔、峡一带的道路时，称此道路为“开元时涪州进荔支路”[24]。方回在《续古今考》称“唐明皇荔枝路”[25]。由达州向南，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高都山，距军北一十五里。...高都驿路，乃天宝贡荔枝之路也。[26]”胡林翼《读史兵略》又载：“从故道袭雍，此今日驿路所谓北栈者。前子午道，则唐时进荔支道也。[27]”黄盛璋在《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中称自洋县、西乡到万源、达县、万县以至重庆、涪陵等地的道路为“洋巴道”[28]。此后，严耕望系统研究唐代交通路线，称其为“天宝荔枝道[29]”，“荔枝道”逐渐为学界普遍认同。

荔枝道是蜀道网络的组成部分，它与茶马古道等一样，是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利用早已开辟的国家道路运送荔枝这种地方产品，并以这种标志性运品命名的历史道路[30]。这条古道的北端为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向南穿越秦岭经子午道到达陕西西乡，穿越大巴山到达唐代的通州（今达州），通州向南因川东丘陵的特殊地貌，则有经唐时的宣汉、开州、万州至涪州的洋万涪路，经新宁、梁山、桂溪、垫江至涪州的狭义荔枝路以及经渠州、合州至渝州的洋渠路等三条主要线路以及若干支线。

蜀道线路图（引自：《蜀道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2024—2035年）》

其中洋万涪路是唐宋时期黔中郡及今三峡地区北上关中的重要大道。《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十《江南道六》记载：“（涪州）东取江陵路至上都水陆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从万州北开州通宣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水路至万州六十里。...西北陆路至渠州陵山县三百七里。[31]”《太平寰宇记》卷第一百二十《涪州》也记载：“（涪州）东取江陵府路至长安水陆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五里。东至万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西北至渠州邻山县二百七十里。[32]”但此路迂回。如从涪州贡鲜荔枝，走龙溪河谷经梁山、新宁、宣汉县北上最为快捷，此路或为宋人吴曾提及的“便路”。相对而言，洋渠路水运南下更为方便。

三、荔枝道发展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道路形成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轨迹往往从自然选择到主动规划。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古人对龙溪河流域的探索形成了长寿雷家湾遗址、垫江峡马寨遗址等早期遗址；对深入大巴山的汉水支流的探索，形成了西乡李家村遗址、牌坊庄遗址等早期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揭示了早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互动的关系，通过文化遗存与聚落分布研究，也许可以探索荔枝道早期起源的自然基础、技术条件与社会需求。

陕西西乡荔枝道沿线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根据文献记载，荔枝道走上国家道路的舞台始于西晋太康年间梁州对大巴山以南的管治。“泰始三年（267），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33]”“《晋太康地志》，巴东属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属荆州。[34]” 到了西魏北周时期，为了加强对秦巴山区的管控，当时的统治者又在川东平行岭谷设置了一系列郡县，为后续唐代荔枝道的开通、运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道路交通系统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的体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贡荔只是荔枝道道路体系中特殊时期的特殊使用。我们应当注意到唐代它在山南西道治理尤其是盐课中的重要保障作用。道路交通是国家掌控财赋资源的重要工具，借助道路系统，中央政府能够高效管理并调运各地资源，进而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与经济稳定。在各类经济资源里，盐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财赋资源之一。

“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代宗）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35]”其深刻地揭示了盐业收入已成为中唐以后国家财政的支柱，中央政府的运转高度依赖于此。在建中元年（780年）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李通为黔州刺史、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36]之前，荔枝道一直是唐代山南西院督课开州、通州乃至黔州等地盐利的重要保障。

除了盐以外，茶叶也是唐王朝重要的经济作物。唐代所出名茶与贡茶皆出自长江流域，荔枝道沿线有涪州的“宾化茶、白马茶、涪陵茶”、渠州的“西乡月团、渠州茶”、开州的“开州茶”、渝州的“狼猱山茶”、忠州的“忠州茶”等名茶。唐建中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日盛，大量的茶叶从长江流域运往北方，带来了由南至北的活跃茶叶转运贸易。[37]荔枝道因其“便路”在茶叶贸易中应当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从沿线留下的诸多“茶店子”地名可以得到侧面佐证。

而从更高的政治地理维度看，荔枝道南端的涪州为唐代黔中道北上关中、东进荆南的重要节点，其向南延伸接黔中、牂牁道，使得荔枝道成为牂牁诸蛮参贡唐廷的重要驿路，对于唐代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唐武德四年，巂州治中吉弘伟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其使多由黔中南路（《唐会要》卷九十八记为“黔南路”）而至。”[38]《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黔州“北取万、开州路至上都（长安）二千五百七十里”，便是利用了黔中至涪州的官道及荔枝道[39]。

在吐蕃、南诏相继兴起的历史背景下，荔枝道的开通对于唐廷在天宝以前招抚西南诸蛮、对抗吐蕃，天宝唐诏战争以后防御南诏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开元二十六年（738）蒙舍诏在唐支持下兼并洱海各部建立南诏政权。天宝战争后，唐诏关系急转直下，黔中地区成为防御南诏入侵的重要战略支点。贞元九年（793）四月，在吐蕃的压力下，南诏又期望重新与唐朝结盟，因此派出三路使者出使长安，其中一路由杨大和坚带领，从黔中北上。四月出发，至岁中（七月）到达长安[40]。当时，夏秋季节通过三峡航运去往江陵，再沿汉水转往长安无疑路程更为遥远，且风险更高。如《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记载，“其年八月，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41]”《元史》记载，蒙哥攻打钓鱼城时，来阿八赤建议“俟冬水涸，瞿唐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42]”另据《新唐书》卷三十六记载，“（贞元）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馀人，漂没城郭庐舍。[43]”贞元八年秋长江中下游及汉水、淮河等地区的大水对道路、城郭庐舍造成了巨大破坏，考虑到路程和安全，杨大和坚一行使者到达涪州后通过荔枝道北上长安无疑更为便捷和安全。

注释：

[1]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列传》.

[2] 张生. 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9, 34 (01): 98-107.

[3] 《后汉书》卷四.

[4] 《唐国史补》卷上.

[5]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6] 刘庆柱，王子今主编；李久昌著.《中国蜀道·交通线路》（第一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12，第569页.

[7] 《唐国史补》卷下.

[8] 《元丰类稿》卷三十五《福州拟贡荔枝状》.

[9] 张生.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34(01):98-107.

[10] 《东坡全集》第二十三卷《荔枝叹》.

[11]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山南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