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山西人间地狱。饿死人不是新闻，被狼吃才是。
史书冷冰冰记下一行字：临县一地，狼伤四千余人。这不是聊斋，是生态链崩断后的血腥反噬。当人类跌出食物链顶端，昔日的家畜杀手，瞬间变成了食人恶魔。
光绪三年（1877年），北方草原死一般寂静。
从内蒙丰镇到宁夏灵武，天空像被锁住了一样，滴雨未下。草根枯死，黄羊、野兔绝迹。草原生态系统在干旱中瞬间崩塌。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狼群，面临一个死局：留在这里，就是饿死。
求生本能驱使下，狼群做出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南下。
它们嗅到了南边的死气。
那是“丁戊奇荒”的中心地带——山西。
那一年冬天，黄河封冻。冰面上出现了一支支庞大的队伍。不是商队，是狼群。
资料记载，靖边县靠近长城，饿狼和野狗混杂在一起，“每日晡时，叫号相闻”。它们最初并没有攻击活人。
为什么？因为地上全是现成的食物。
光绪三年的山西，饿殍遍野。太原县“民死于饿者十之三四”，芮城县“流离死亡填坑溢谷”。
路边、田埂、沟壑，到处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对于南下的饥狼来说，这哪里是灾区，分明是取之不尽的露天食堂。
狼群在这里扎下了根。
它们不需要捕猎，只需要张口。
这一年，狼群主要活动在陕西北部和山西边境。它们是清道夫，在荒野里清理着这场人类浩劫的残骸。
这是一种恐怖的默契。人类忙着饿死，狼群忙着收尸。
但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尸体充足的基础上的。狼群在尸山血海中吃得膘肥体壮，繁殖力暴增。
灾难的倒计时，实际上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敲响的。
那一年，旱情稍缓，活人稍微多了点，死人变少了。更关键的是，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已经被吃光了。
数以万计的恶狼，突然发现：饭，断了。
这一刻，它们那一双双幽绿的眼睛，不再盯着地上的死尸，而是抬起来，看向了那些还喘着气的活人。
光绪五年，真正的屠杀开始了。
这四个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灭顶之灾。
如果是夜晚偷袭，还可以说是野兽习性。但“白昼噬人”，说明狼群已经完全克服了对人类的恐惧。
在它们眼里，两脚直立行走的生物，不再是威胁，而是另一种行动迟缓的“两脚羊”。
临汾县志记载：“冬多狼，三五成群，白昼噬人。”
这根本不是狩猎，这是战争。
狼是极高智商的战术大师。它们三五成群，甚至几十只结队，公然闯入村庄。
最惨烈的数据来自临县。
一本县志，字字带血：“县属五百余村被狼伤四千余人。”
五百个村庄，无一幸免。四千多人，非死即残。这还只是一个县的数据。
当时的山西农村是什么光景？青壮年劳力在之前的饥荒中“十去七八”。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孺儿童。
狼群极其狡猾，专门盯着这些人下手。
洪洞县志写得明明白白：“幼男寡女辄被攫食。”
“攫食”，就是直接抓走吃掉。
解州的记载更具画面感：“老少妇女皆不敢出门，壮者在外被其伤者数十。”
连壮汉出门都要被咬，何况妇孺？
最恐怖的一幕发生在曲沃县。县志只有寥寥数语：“冬十月，狼入室。”
但这三个字足以让人窒息。
冬天的深夜，寒风呼啸。一家人挤在炕上取暖。突然，脆弱的柴门被撞开。
绿光闪烁，腥风扑面。
还没等大人反应过来，炕上的孩子已经被叼走。哭声在雪地里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黑夜中。
这不再是野外的遭遇战，而是家门口的歼灭战。
曾经作为食物链霸主的人类，在这一年，彻底沦为了猎物。
更可怕的是，狼群甚至开始攻击城池。
新安县志记载：“豺狼入城市食人畜。”
这不是荒野求生，这是围城。
狼群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上，视人类城防如无物。
这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当社会秩序崩塌，人口锐减，人类引以为傲的城墙和武器，在成群结队的嗜血野兽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官府终于坐不住了。
狼都进城了，再不出手，县太爷的乌纱帽都要被叼走了。
但怎么打？
正规军？早就被灾荒折腾得没剩几个。乡勇？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去跟狼拼命？
官府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砸钱。
光绪六年，交城县贴出了一张极具诱惑力的告示：“捕一狼赏钱十千。”
这是一笔巨款，也是一笔卖命钱。
榆社县更是开出了“优给功牌衣顶”的政治待遇。打狼不仅给钱，还给官身荣誉。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未必。
响应者寥寥无几。
原因很现实：有命拿钱，没命花。
那是成建制的狼群。猎户手里的火铳、土枪，打死一只，后面还要扑上来三只。
更何况，经历了三年大旱，真正身强力壮、能拉开硬弓、扛得动猎枪的猎户，要么饿死了，要么逃荒走了。
剩下的，多是面黄肌瘦的灾民。让他们去打狼？那是给狼送外卖。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临县虽然号称“击杀毙狼二百余只”，但相比于“伤四千余人”的惨重代价，这点战果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与其说是人类打赢了狼，不如说是老天爷放过了人。
光绪六、七年间，北方草原生态开始恢复。
狼群发现，老家的黄羊和兔子又回来了。相比于拼死抵抗的人类，还是草原上的猎物更好抓。
于是，狼群开始撤退。
它们沿着来时的路，跨过黄河，慢慢消失在北方的地平线上。
狼走了，但恐惧留下了。
翻看光绪之前的山西县志，对狼的记载多是“三五成群”、“伤人”，语气平淡。
但在光绪之后，字里行间充满了惊恐：“狼灾”、“狼患”、“狼出为患”。
狼，第一次被正式列为与“水旱”、“瘟疫”并列的顶级灾害。
芮城县甚至专门立了一块碑，名字就叫《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
把狼和瘟疫刻在一起，这是把恐惧刻进了石头里。
这场狼灾，给傲慢的人类上了一课：
当秩序崩塌时，吃人的不只是饥荒，还有那些在暗处窥视已久的眼睛。
参考资料：
温震军、赵景波：“丁戊奇荒”背景下的陕晋地区狼群大聚集与社会影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8-4-15
东汉中山国“狼食人”史事钩沉.维普.2020年第4期
山西“丁戊奇荒”并发灾害述略-郝平.知网.2003-01-30
极端气候与民国陕西狼患（1930—1937）-梁陈.知网.2024-04-10
河西走廊狼患三问-朱国亮.知网.20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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