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州（三国时称武昌）的三国历史长卷中，张纮的名字虽不及孙权、周瑜那般家喻户晓，却以经天纬地的谋略与温润谦和的品性，在这座古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作为与张昭并称“二张”的东吴重臣，张纮不仅以“广陵对”奠定了孙吴立国根基，更在鄂州的城市规划、战略定位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诸多名人轶事与历史遗迹，至今仍在诉说着他与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张纮，字子纲，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人，年少时游学京城，精通《易经》《尚书》等经典，文韬武略皆属上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避祸江东，被胸怀大志的孙策慧眼识珠。据《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记载，孙策对张纮礼遇有加，待遇仅次于张昭，“孙策待之亚于张昭，诚有以也”。两人在广陵的一番对话，成为影响东吴命运的“广陵对”——孙策立志“东据吴会，报仇雪耻”，张纮则进一步擘画“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的宏大蓝图，明确提出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先取荆扬二州，再图霸业的战略构想 。这一谋划与后来诸葛亮“隆中对”中的“跨有荆益”异曲同工，为孙权日后定都鄂州埋下了伏笔。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孙权势力向长江中游拓展，鄂州因其“襟江带湖，控扼荆汉”的地理优势，成为东吴重要的军事重镇。张纮多次亲临鄂州考察，认为此地“山川形胜，可据而守”，极力劝说孙权将其作为战略要地经营。当时有部下质疑鄂州城防简陋，难以承载重镇之责，张纮便亲自参与城池规划，提出“因山为城，临江筑垒”的构想，既节省民力，又能凭借地形优势构建防御体系。如今鄂州城西的西山，仍留存着三国时期的城墙残基，夯土中夹杂的砖石，隐约可见当年按张纮规划修筑的痕迹，与《武昌府志》中“吴时筑城，依山临江”的记载相互印证。
在鄂州期间，张纮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他虽为文臣，却深谙治军之道，曾在鄂州军营中亲自为将士讲解《左氏春秋》中的兵法谋略，让军旅生活增添了几分儒雅气息。更有趣的是，这位饱学之士对生活细节也颇有雅趣。相传他在鄂州居住时，得到一方纹理奇特的楠木，便亲手设计制作了一款枕头，并为之作《瑰材枕赋》，文采斐然。这篇赋作后来流传至北方，被当时著名文学家陈琳所见，陈琳赞叹不已，四处传阅，还特意写信给张纮表示敬佩。张纮见陈琳的《武库赋》后也大加赞赏，两人虽隔江相望，却因文结缘，成为一段佳话。陈琳后来曾对人说：“与张子纲相比，我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小巫见大巫”这一成语也由此流传至今 。
张纮在鄂州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他建议孙权在鄂州设立学宫，招揽四方儒士，使鄂州成为江东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同时，他还效仿家乡广陵的水利经验，提议疏浚鄂州城内的沟渠，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改善了农田灌溉，促进了农业生产。这些举措被《武昌府志》记载为“张公经略，民赖其利”，至今鄂州民间仍流传着“张子纲开渠，福泽千年”的说法。
作为孙权的重要谋臣，张纮在鄂州多次犯颜直谏，展现了忠臣风骨。公元213年，孙权计划亲自率军攻打合肥，张纮在鄂州军营中极力劝阻，直言“主将者，三军之命脉，不当轻身犯险”，劝说孙权应以大局为重，不必亲赴前线厮杀。孙权起初不以为然，但在张纮反复劝谏下，最终放弃了亲征的念头，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意外。这种“遇事敢言，文理意正”的品性，正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他“为世令器”的重要原因 。
值得一提的是，张纮虽在鄂州辅佐孙权多年，却始终心怀天下，不恋权势。曹操曾听闻其才华，多次派人征召他入朝为官，甚至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但张纮感念孙策、孙权的知遇之恩，坚决推辞，始终坚守在江东。他在鄂州期间，常与张昭一同商议政事，两人性格互补，张昭刚直，张纮宽和，被时人称为“东吴二贤”。南宋史家萧常曾评价：“张纮与张昭被称为‘二张’，张纮个性宽柔严整，张昭个性刚强纯正，其德永存” 。
公元229年，孙权在鄂州称帝，建立东吴政权。张纮虽此时已提议迁都秣陵（今南京），并得到孙权采纳，但他在鄂州期间的谋划与经营，为东吴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孙权迁都后，特意派张纮回吴县迎接家眷，不幸的是，张纮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岁。临终前，他仍心系国事，留下遗书劝谏孙权“亲贤臣，远小人，三思而后行”，孙权见信后痛哭不已，足见其对张纮的倚重与不舍 。
如今，鄂州的三国遗迹中，仍处处可见张纮的影子。西山吴王避暑宫的浮雕上，刻画着他向孙权献策的场景；武昌门旁的碑刻中，记载着他规划城池的功绩；而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他儒雅睿智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晚唐诗人孙元晏曾作诗赞曰：“东部张公与众殊，共施经略赞全吴”，精准概括了张纮为东吴乃至鄂州发展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
千百年岁月流转，鄂州的山川依旧，而张纮的谋略与风骨，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他以文人之身定战略，以儒雅之气化干戈，用自己的智慧与忠诚，在三国乱世中为鄂州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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