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北大，有许多事值得回忆和记录，因为我们这些亲历者要是都消失了，那么许多历史真相也就没有了。没有了真相，那历史就真的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196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因为系主任曹靖华乃鲁迅的战友，自然我们也倍感骄傲和光荣。但开学一段时间了，还没有见到他本人。老师告诉我们说，往年新生开学，他一般都要来和大家见见面，可能今年太忙，还没有来。
大约是十月初，我所在的小班（十人）在俄文楼上课。上课铃声响过，大家都已入座，陈君华老师也已经站到了讲台上，正待开始讲课，门突然被挤开了一条缝。我们上小课的教室很小，只能坐下十一二个人，并且只有椅子没有课桌。
我正坐在门旁边，不得已还得站起来，挪动椅子，把门打开。这时一位须发皆白，穿一身藏蓝色、笔挺呢子中山装，矮而敦实的老头进到了教室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陈君华老师慌了神：“啊，曹先生来了！往里面挤挤，给曹先生让个座位！”大家也都慌了，原来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曹先生！
曹先生坐到我的旁边，随手翻看了我的课本和笔记本。陈先生有些紧张，她没有想到曹先生突然来听她的教学课了，所以在板书的时候，竟然把一个单词，写丢了一个字母。陈先生自己没有发现，大家看见了也没有说。
过了好一会，曹先生就捅了我一下：“你看那个词对吗？”我说：“落了一个字母。”曹先生点点头。我后来猜他的意思，可能是责怪大家为什么没有人指出老师的错误来，是不是大家都以为是正确的？——后来我知道了，不管是老师或其他任何人，只要他错了，你不指出来，这可不是北大学生的风格。
陈老师见曹先生指着黑板和我在说着什么，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只好据实以告。陈先生脸红了，连忙改过，有些尴尬。
这里顺便说几句陈君华老师。陈君华老师是柳亚子先生的外孙女，俄语系最优秀的教师之一，是我们大一时的班主任。当时她只比我们大几岁，人长得很白净，有一双大眼睛，但个子很矮，大约不到一米五，第一次和她见面，我竟然把她当成了我的同班同学。老师们都叫她“小豆豆”——真的，我也一直觉得，她就像童话里机灵的小矮人一样。
我们住在40号楼，有时宿舍的喇叭里还给我们播放俄语，内容就是中苏论战的“九评”和其他社论文章，据说是龚维泰（被誉为俄语系的台柱子）先生翻译的，陈君华老师朗读的，虽然当时我们还听不懂，但那优美、悦耳的嗓音，抑扬顿挫的语调，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自此以后，除去在俄罗斯，我似乎再也没有听到那么优美的俄语朗诵了。在网上我知道了陈先生在俄罗斯语音学方面的造诣，在国内是顶尖水平。
无怪乎当我们入学时，她到我们宿舍，叫我们每个人读一段俄语。从她听后挂在脸上的那苦涩表情，就知道我们有多么的可笑了。
陈老师的京剧也唱得非常好，可惜这项爱好在那个年代给她带来的不是愉快，而是麻烦。文革中有人揭发孙念恭（副系主任）和陈君华等经常在一起唱京剧，说他们组织“裴多菲俱乐部”，他们因此受到追查和批斗。
陈先生的一生，本应该是一位成功人士，但在阶级斗争和对知识分子不停地“改造”的政治环境中，有产阶级和高贵的家庭出身，高智商和成功的学习记录（据说她17岁就考上北大了），反而使她总觉得自己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造。
至于为什么，自己也想不明白，身上永远背负着一个原罪的十字架，始终无法解脱，并且越来越沉重，沉重得让她抬不起头，也挺不直腰板。2003年终于被压跨了，去世时刚刚63岁。
从此认识了曹先生，后来在校园的路上还碰到过几回。先生留着寸头，一字胡须，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鲁迅。但他比鲁迅要健康得多，红光满面，手里经常拿着一根黑色拐杖，但不拄着，而是挂在手臂上。
“文革”起来，1966年的冬天，俄语系召开了一次全系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曹靖华”的大会。群情激愤，喊口号，他低着头站在台上，有人上台“揭发”了一些所谓的问题。还好，没有搞什么“喷气式”。
这次批判会的发言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留给我今天的记忆是，他翻译了苏联作家拉夫列涅夫“大毒草”《第四十一》，说小说宣扬了阶级调和理论。
我还知道了，大革命失败后，是周恩来送给他几十块大洋，逃离了中国，到苏联去的。还有一位老师揭发说，曹靖华特别抠门儿，写信都让系里给邮出去，自己连八分钱的邮票钱都不肯出，而他当时的工资是330多块钱，一般讲师是58块。那时教授们都被各个系的人揪斗和批判，不让他们回家，住在学校，曹靖华就住在六院，由系里派人看管着（现在可以看作是私设公堂和非法拘禁）。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系文革的岑万洪和我商量说，明天我们两个人送曹靖华回家去，让他换换衣服和洗个澡。他被关起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叫回家。
看来俄语系的文革领导们，还算不错，竟然“开恩”放他回一趟家，当然还得“监视”，——起码形式上不能免除。这样我和岑万洪就荣幸地成为了“监视者”。至于为什么是我们两个，可能都与岑万洪有关。他因为家庭成分好而被吸收到俄语系文革领导班子里，但他确实是一位地道的老实人，心地善良又有些迂腐，所以大家都叫他“老秀才”。
我估计，可能别人没有人愿意与像曹靖华这样的黑帮分子有什么私下接触，所以他就把这“活”揽了下来。他那时做什么事都愿意叫上我，以便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也有点事情可干。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我们到达六院，接到曹先生。革委会的人照例对曹“训”了一番话，就是要老老实实，听话之类；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主要地就是别让他和外人接触（认为他有苏修特务嫌疑）和保证安全。
曹先生带了一个小包裹，走出校门，我就说：“先生，我年轻，把包袱给我吧，咱们好挤公共汽车。”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称呼他为“先生”了，我感觉到，他非常惊讶又疑惑地打量着我。
可以进城的32路公共汽车站已经没有了任何秩序，车一来，人们就蜂拥而上。第一趟车，我们没有挤上去。我就对先生和岑万洪说，来车时，我们把先生尽力推到前面去，只要他上去了，我们再拼命挤上去。后来虽然上了车，但没有人给先生让坐，我们一直站到动物园。后来又倒了一回车，情况也是一样。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曹先生的家好像住在东四街的一个胡同里，一套四合院，院门似乎是朝北面开的。进院后向右拐的北房里，就是他的会客室，长方型的，中间有桌子，南北两边摆着椅子，挺大的。他把我们两个人领到会客室，倒上茶水，意思是叫我们在会客室里休息。
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站起来对他说：“曹先生，我们不在这里打搅了，我们上街或者到书店去逛逛，傍晚五点钟，准时来接你。”曹先生很吃惊，说：“那怎么可以？中午还得在家里吃饭啊！”我们说：“不必了，我们信任先生。这些天您很累了，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和整理整理吧！”后来说起来，我们很失职，有同情黑帮之嫌疑。
经过一天的休整，我们回去时，看到先生从里到外都换了衣服，十分整洁，脸上放着好象刚刚从浴室走出来的那种红光，也有了笑容。
从先生家出来，又经过一番“奋斗”，晚上七点多才回到校园，错过了开饭时间，也没有吃到晚饭。中午是在街上小饭铺吃的，因为身上没有什么钱，吃得很简单，好象每人就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白菜汤。
通过这次接触，曹先生可能记住了我，不是名字，而是人。1973年我父亲被平反，我可以回怀柔探亲了，在北京站转车，因为还有时间，就到王府井书店去逛逛。出来后在街头，突然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我面前，打量着我，然后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我仔细一端详，原来是曹先生！虽然比前些年老了一些，但身体仍然很好，腰板挺得很直，手里拿着拐仗。
我连忙向先生问好，并告诉他说，1970年春我从北大出来，先是被分配到山东一个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后来又被分配到黄泛平原鲁西北，现在在一个农村中学教书。”先生问，是不是教俄语。我告诉他，乡下中学不学外语，我在教语文。
谈话中知道了先生正在领导重新编辑《鲁迅全集》的任务。他请我到他家里去坐坐，我说我正在等着转车，没有时间了。告别时，他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北京找他，或许能帮上什么忙。
我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说到底，我是不会为了个人的事去给先生添麻烦的。当然这也就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我有时想，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绝对不会像今天经历过的这样。说不定我们会有更多的接触，但不是在那种彼此尴尬的环境中，而应该更多地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中，曹先生那位矮墩壮实的老头没准能活到100多岁……
说到朱光潜先生，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我对美学根本没有兴趣。我记得曾翻过一本关于美学的书，看过前几页，留下的印象就是讨论蛇究竟是美还是不美，后来也就没有看下去。
另外，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大美学家朱光潜说什么也不会和俄语系的学生打交道的。知道朱先生，先是闻其大名，而后是他被惩罚，到我们40楼学生宿舍来给打扫卫生。
具体时间记得不是很准确了，可能也是1966年初秋。本来学校有清洁工，给每一座学生宿舍楼打扫卫生。后来大家造反说，我们不能当少爷，让工人伺候我们，于是就开始以宿舍为单位，轮流值日。
再后来学校正常秩序大乱，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忙于去“革命”了的缘故，轮流值日的事也就没有人提起了，宿舍、楼道、厕所，自然是一团糟了。可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低矮、瘦瘦的白发老头，挎一个大竹筐，来清扫楼道。
我以为学校又派来了清洁工，没有太注意，只是觉得这个清洁工年纪太大了一些，背都佝偻了。过了几天，人们告诉我说，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光潜。我非常惊讶。
面对这么一个其貌不扬，近似于干瘪的老人，说什么也难以和我想象中的朱光潜先生挂上钩。我想象中的美学家，应该是一位神采奕奕，美髯飘洒，颇具仙风道骨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清洁工的形象？
原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大批著名教授都被打成了有各种各样名目的“黑帮分子”。为了对他们实施惩罚和改造，不知是谁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他们分配去给学生宿舍楼打扫卫生。看来朱先生“有幸”被分配到了东、西、俄三个外语系学生住的这个楼。
他穿了一件洗得几乎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上衣，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蓝色裤子，挽起裤脚，一双旧球鞋。老人和任何人都不说话，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想去和他说话，因为都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所以他只是默默地扫着楼道和清理洗脸间、厕所，遇到人时就把脸背过去，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但是楼道扫得很干净，洗脸间和厕所卫生也比以前要好多了，特别是大便池，堵塞的情况也少多了。
顺便解释一下。那时穷学生基本都不会去买手纸的，都是用书、报纸之类的东西当做手纸，所以每个便池前边都要放一个纸篓。如果把纸随便丢到便池里，就容易把便池堵塞。把大便纸放到纸篓里，让清扫厕所的人每天收集起来运出去。
从一楼到四楼，大便纸要有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清洁工必须拎一个大竹篓的原因了。有一天，厕所的一个大便池又被堵塞了，污水溢出，流了一地。我一进厕所门，看见朱先生正在用手从便池里往外掏那些堵塞的纸，也没有戴手套。
他看见有人来上厕所，转过身来，歉意地说：“进不来，你在外面稍等等，一会儿就好。”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了。
一位干枯的小老头，挽起裤腿和衣袖，几乎把自己的脸都贴向大便池，用手去掏那些堵塞物，但是又那样的神态自若，这需要多高的修养才能做到呀？孟夫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什么？就是这位老者在生存逆境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不卑不亢的精神。
我无力帮助他，也不能直白地把崇敬献给他，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转身离去，祝福他能够度过这场浩劫。大竹篓几乎和朱先生一样高。从背后望去，就好像一个竹篓被安上了两只脚，在楼道里蹀躞走过，渐渐远去……这场景，今天还清晰在目。
我不知道在当时，有多少学生会因为把大师作为给自己清扫厕所的人而获得极大幸福感，相反，大概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的。少数人也只不过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恶作剧，来表明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对他的伟大号召的响应。
大概是在学校武斗起来之后，人都跑光了，楼也空了，我无家可归，只好留下来，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朱先生。打起派仗，当然就没有人来管这些“黑帮”的劳动改造问题了。对于他们来讲就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所有大师级教授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北大起到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后来此毒流传全国。
我敬仰那些自杀的知识名人，他们抱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凛然气概，用生命和鲜血对暴虐进行抗争，捍卫了真理和正义；我也佩服那些能够忍辱负重，经历非人折磨而活下来的人，他们也是英雄，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存在着希望，存在着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念头。他们最后终于看到了那一天的到来。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2010.3.31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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