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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早在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最高统治者便自视为人间至尊，执掌天下权柄，统御万民。
至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宇内后，“大一统”理念更是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与合法性根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社会，受限于交通条件落后、地理阻隔严重以及文化差异显著等因素，并非所有名义上的疆域都能实现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羁縻政策始终贯穿于边疆治理之中。
西藏地区正是如此。然而到了乾隆年间，这位被称作“十全老人”的帝王却执意将西藏由松散控制转为中央直辖，这背后究竟有何深层动因？
一、被忽略的西藏
首先，本人郑重声明：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神圣领土的重要组成；
藏族同胞同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本文绝无任何歧视或偏见之意，仅从历史现实角度出发陈述客观史实，敬请理性看待，切勿断章取义。
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个封建农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西藏这片土地对中原王朝而言，长期缺乏足够的直辖吸引力。
归根结底，治理成本实在过高。
西藏地域辽阔，即便经历近代边界调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面积仍达约120万平方公里。
但高原环境极为恶劣——耕地稀缺、牧场有限，山峦起伏、荒漠广布，加之高寒缺氧，生存条件极其艰难。即便是科技昌明的21世纪，全区常住人口也不足370万人。
如此自然禀赋，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古代社会，无疑是一片令人望而却步的荒远绝地。
正因如此，唐朝以前，尽管汉唐雄师曾沿丝绸之路深入中亚，威震西域，却从未系统性向青藏高原推进扩张。
直到唐代，原本被视为蛮荒死角的雪域高原突然崛起一位强人——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政权，屡次与大唐交锋，甚至一度攻陷长安外围，这才真正引起中原王朝的高度警觉。
颇具戏剧性的是，唐朝灭亡前夕也顺手重创了吐蕃政权，使其陷入分裂割据，高原再度沉寂于历史舞台之外。
唐末五代以降，中原战乱频仍，而青藏高原更彻底退回到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原始状态，几乎消失在主流史书记载之中。
直至元朝兴起，信奉“征伐即使命”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才重新将目光投向这片被遗忘的高原。
蒙古军队迅速征服西藏，并设立宣政院进行管理，首次建立起中央政权对该地的制度化统治框架。
为何说这只是初步统治？
原因在于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支撑大规模行政投入。且蒙古人的治理方式本就粗放，
即使在内地，朝廷委任的官吏仅止于府一级（相当于今日的地级市），基层事务则完全交由地方势力包揽。
只要赋税按时上缴，其余皆可自行其是。
不过由于蒙古贵族普遍崇信佛教，西藏喇嘛阶层因此获得特殊地位，通过宗教纽带维系了对元廷的政治认同，整体局势保持稳定。
可惜元朝国祚短暂，不足百年便轰然倒塌。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因亲身经历元末宗教泛滥之弊，对西藏僧侣集团并无好感，尤其反感其使用人骨法器、追求财色双修等行为。
再加上该地贫瘠偏远，财政收益微薄，精打细算的明太祖采取务实策略，仅维持对西藏名义上的宗主权。
实际控制方面，则秉持“不叛不扰，听之任之”的原则。
此后历代明君延续此策，导致在整个近三百年的大明时期，西藏几乎完全淡出中央视野，形同透明。
这一局面，直到清朝入主中原才发生根本转变。
二、清朝的努力
清朝建立之后，满洲贵族与蒙古诸部皆笃信藏传佛教，且西藏与青海蒙古各部往来密切，宗教影响力深远，因而受到更多重视。
顺治九年，在清廷使者的邀请下，五世达赖喇嘛亲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正式确立了西藏在法理上归属清朝版图的地位。
但所谓归属，更多停留在象征层面。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清廷除例行册封达赖、班禅外，基本不对西藏内部事务进行干预。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康熙晚期爆发的准噶尔叛乱，迫使清廷不得不重新评估西藏的战略价值。
熟悉《雍正王朝》的读者或许记得“大将军王”胤禵和年羹尧的身影，他们的主要对手正是来自西北的准噶尔部。
然而不同于影视演绎，雍正确实多次击退敌军，却未能彻底铲除其根基。
准噶尔残部退守天山南北后，持续袭扰青海、西藏等地，
特别是在雍正末年的和通泊之战中，清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北京八旗家庭几乎家家戴孝，震动朝野。
面对无法速胜的局面，雍正转而采取战略包围策略。
为此，他首度设立驻藏大臣职位，派遣官员常驻拉萨，代表中央监督地方政务，强化对西藏的实际影响力。
不过初期的驻藏大臣职权有限，更像是协调调解的角色。
因为当时西藏政局复杂，处于宗教领袖与世俗贵族并存的双重权力结构之中。
自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政教共治时代。
一方面是以达赖、班禅为首的宗教集团，掌握精神权威；另一方面则是以藏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掌控军事与土地资源。
二者关系可谓相互依存又彼此制衡。
贵族依靠喇嘛教化民众、弱化反抗意识，以便于剥削压榨；喇嘛则依赖贵族提供武力保护，压制反佛势力。
原本合作尚算默契。
但随着清朝崛起，西藏宗教领袖敏锐捕捉到新的政治机遇。
当藏王仍在闭关自守时，喇嘛们已主动北上，千里迢迢奔赴京城，向顺治帝表达归附之意，抢得先机。
加之满蒙贵族本身尊崇黄教，西藏高僧因此备受礼遇，地位迅速跃升。
在清廷持续扶持下，原本依附于世俗权力的宗教集团，逐渐演变为兼具精神统领与实际影响力的双重主宰。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清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典型手段之一。
例如在蒙古草原推行“兴黄教以安众心”政策，极大削弱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力与组织能力，间接实现了长治久安。
当然，藏王为首的世俗贵族并非甘于受制。
既然朝廷偏袒喇嘛，那我们便另寻靠山——准噶尔汗国便是最佳选择。
事实上，自康熙年间起的历次准噶尔叛乱中，西藏多数贵族都暗中甚至公开支持叛军，
正是借助他们的协助，准噶尔才得以一度颠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秩序。
正因如此，雍正决意加强监管，派驻大臣以制约地方势力膨胀。
乾隆初登大宝之时，这位意图全面超越父祖功业的年轻君主，罕见地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雍正的方针。
其动机并不难理解：西藏本身经济价值极低，只要不生大乱，便可维持现状。
可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想继续放任不管已不可能。最终促使乾隆出手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三、痛定思痛
乾隆继位后，认真反思了前朝对藏政策的得失，认为西藏贵族频繁作乱的根源，在于中央未能做到权力平衡。
过度倚重宗教势力，导致世俗力量离心离德，埋下隐患。
更为棘手的是，在准噶尔冲突期间，虽有喇嘛表面效忠朝廷，实则暗通款曲，两面下注。
作为一名注重实效的君主，乾隆深知必须重构治理体系。
于是，乾隆四年，他亲自册封颇罗鼐为西藏地方政府首脑，授予郡王爵位，赋予其统辖全藏军政事务的大权。
至乾隆十一年，进一步批准颇罗鼐家族享有世袭罔替的特权，试图重建世俗权威以牵制喇嘛集团。
然而此举很快引发新危机。
乾隆十五年，驻藏大臣傅清与拉布敦担心藏王势力坐大，未经请示便设“鸿门宴”，诱杀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
此举激起强烈反弹，藏王旧部愤而起兵复仇，当场诛杀两名大臣。
一时间，拉萨动荡，全境大乱。
此事令乾隆震怒。西藏是否混乱本非关键，真正致命的是——此时他正筹备对准噶尔发动总决战，西部战线容不得半点闪失。
为迅速平息事态，清廷紧急调集甘肃、陕西、四川三省兵力入藏，并联合亲清喇嘛势力，于次年成功镇压叛乱。
这场风波让乾隆深刻意识到：单纯扶植一方压制另一方的旧模式已然失效。
任由宗教集团独揽大权，易生骄纵；若再扶持世俗贵族，又恐尾大不掉、再度反噬。
最终决策出炉：废除藏王制度，不再设立地方世袭首领，改由驻藏大臣全面接管西藏军政要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直辖。
但要将这片遥远广袤、地形险峻的高原纳入直接治理体系，谈何容易？
乾隆五十三年，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王国趁机入侵西藏，
驻藏大臣欲组织抵抗，奈何兵力单薄；请求援军，又因路途遥远鞭长莫及。
迫于形势，只得私下承诺每年支付三百枚银元宝（折合白银一万五千两）换取撤军。
然而贪婪无度的廓尔喀并未履约，反而变本加厉，频频越界劫掠。
对此，乾隆并非不知情，但考虑到远征代价巨大，后勤压力沉重，短期内难以承受，
即便是素来好大喜功、标榜“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也只能暂时隐忍，采取观望态度。
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军队悍然攻入拉萨，焚毁寺院，屠杀僧民，血洗圣城。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乾隆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再退。
他任命福康安为征西统帅，率领一万三千精兵，配备每人两匹骆驼、三匹战马，穿越高山险谷，长途奔袭两千余里，直抵喜马拉雅山南麓。
经过数月激战，清军连战连捷，彻底击溃入侵之敌，收复失地，迫使廓尔喀遣使请罪，永不再犯。
客观评价，乾隆一生确有不少争议之举，但在开疆拓土、巩固边防方面，实属功勋卓著。
结语：
每一寸山河皆浸染着先辈的热血，
今日中华辽阔版图，并非凭空而来，更不是廉价赠品，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先民用生命与牺牲铸就。
在此，向所有为守护国土完整而奋斗的祖先致以崇高敬意！
而作为未来子孙眼中的“祖先”，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也应思考：能为后代留下怎样的遗产？
文章信息来源：
中华文史网：乾隆时期的清王朝*
中国知网：驻藏大臣
中国藏学网：历史（汉文部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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