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在诉 | 侯彦菲：一面踏雪而来的锦旗，捂暖了两颗心
本期作者
高平法院
马村法庭负责人
2025年的最后一天，朔风卷着细碎的雪花簌簌飘落。当事人关某和家人走进办公室，将一面锦旗郑重递到我的手中。这面锦旗的分量，承载着两个破碎家庭的和解，更诠释着基层司法最本真的温度。手握锦旗的那一刻，我再次想起案件背后的辛酸、拉扯与最终的和解。我深知，这面锦旗不仅是当事人对我工作的认可，更是对基层司法“案结事了人和”理念的最好诠释。
1
一场意外，击碎两户亲邻的安宁
这是一起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原告是死者关大爷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被告是年过七旬的张某夫妇。两家既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亦是血脉相连的表亲，平日里谁家有个农忙急活，都会主动搭把手，关系一向和睦融洽。谁也不曾料到，一场为过冬储煤的帮工，竟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025年9月15日，村民们开始为冬日取暖、做饭储备煤球。这天，关大爷来到张某家，帮忙搬运煤球。第一轮煤球刚搬运完毕，关大爷突感头晕，倒下后再也没能醒来。
对于原告一家而言，三个女儿早已成家在外，老两口守着老家的宅院相依为命，关大爷的突然离世，不仅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更抽走了支撑全家的精神支柱。而被告张某夫妇，同样深陷在愧疚与委屈的泥沼里难以自拔。他们红着眼眶对我说：“我们压根没想麻烦他，是老关热心肠，看我们老两口搬不动，主动过来帮忙的。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比谁都痛心啊！”可面对原告提出的高额赔偿，两位老人既觉得委屈冤枉，又实在无力承担。
几番协商未果，关大爷的妻子和女儿们，无奈一纸诉状将张某夫妇告上了法庭。
2
对立与伤痛交织，调解之路步履维艰
仔细翻阅案卷后，我心里已然有了清晰的判断。单从法律条文来看，这起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的审理并不复杂。但一纸冷冰冰的判决，或许能了断纠纷，却极有可能彻底斩断两家人原本血脉相连的亲情纽带，让两个本就深陷悲痛的家庭，再添一层难以化解的隔阂。
每当处理一起案件，我都会习惯性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原告，失去亲人的痛苦该如何安放？如果我是被告，面对高额赔偿和内心愧疚，又该何去何从？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将这起案件的工作重心，放在了调解上。
调解工作，远比想象中要艰难。第一次组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时，气氛压抑沉重。考虑到关某妻子年事已高，悲伤过度，三个女儿特意从外地赶回，全权处理此事。调解时，原告方情绪激动，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张某夫妇的“冷漠”，字字句句都透着失去亲人的悲愤与无助。而被告张某老两口，也红着眼眶反复诉说：“自从出了事，我们每天都睡不着觉。我们老两口每月就三千块退休金，哪有能力赔偿那么多钱啊？实在不行，就让法院强制执行吧！”
调解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看着剑拔弩张的两家人，我知道，调解绝不能急于求成。我先安抚好双方情绪，让他们各自回家冷静。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成了两个家庭之间的“桥梁”。一次次拨通电话，我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细致疏导他们的情绪。我深知，调解的过程，从来都不只是厘清法律关系的过程，更是抚平当事人内心创伤的过程。对原告方，我一边安抚她们的悲痛，一边细致解读法律条文，告诉他们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死者自身身体情况等多种因素，并分析判决可能面临的执行难题；对被告方，我则引导他们换位思考，体谅原告失去顶梁柱的悲痛，让他们明白，承担责任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对逝者的告慰。
3
冰雪消融处，亲情余温仍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数次的沟通、协调与疏导后，双方当事人的态度，终于渐渐软化。
原告方坦言，她们并非执意索要高额赔偿，只是想为逝去的父亲讨一个公道，给全家人一个交代。念及与被告的亲情渊源，她们表示，只希望能得到一笔合理的赔偿，让父亲走得安心。而被告张某夫妇，也终于松口，承诺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凑齐赔偿款，弥补对原告方的亏欠，也让压在心里的石头早日落地。
看到双方的态度出现转机，我立刻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契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这一次，调解室里的气氛不再剑拔弩张，原告方的情绪平静了许多，被告老两口的脸上，也少了几分焦灼，多了几分愧疚。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张某夫妇当场向原告支付8万元赔偿款，原告方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当原告方拿到赔偿款的那一刻，忍不住哽咽落泪。我想这泪水里，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更有尘埃落定的释然。我知道，这场调解，不仅化解了一起纠纷，更守住了两家人的亲情余温。
4
司法有温度，方能暖人心
踏雪而来的锦旗，熠熠生辉。锦旗上“温情司法”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我深知，司法不仅要有守护公平正义的力度，更要有体恤人间疾苦的温度。这种温度，藏在一次次耐心地倾听里，藏在一遍遍细致地释法里，藏在法理与情理的平衡里。唯有怀揣着“如我在诉”的初心，用真心、耐心与细心，去化解每一起矛盾纠纷，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来源：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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