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记忆在找我|失忆|往事|王蒙|祝勇|编织|记忆碎片

一个人的经历藏在他的记忆里，而记忆是无法被看见的，作为记忆载体的照片、日记、书信就经常代表记忆来发言，因为它们可以被看见，可以拿出来说事儿。它们都与记忆有关，但它们都不是记忆本身，充其量只是记忆的替身。一个人的经历永远贮存于他自己的脑子里，是完整的、鲜活的、流动的、与情感血肉相连的。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不需要照片、日记、书信这些物证来证明，这些物证只能配合我们重温往事，但真正的记忆不需要证明。

记忆，是个体的生动回想。王蒙先生在小说《青春万岁》序诗中写：“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明天”，所以要把所有接踵而至的日子编织起来，美丽如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与梦想。但编织完了呢？王蒙在序诗结尾说：“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原来编织是为了想念，为了注视。所有经历过的那些零散的岁月，最终都将被记忆纳入它的大叙事中，留待将来的想念、召唤与注视。十九岁的王蒙，写得真好。

假如一个人失忆了，生病了，甚至死了呢？他经历的一切都被那失去的记忆裹挟走了，像一个小偷，把一个人的财产席卷而去。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无比悲伤。一个人的经历，或者说一个人的记忆，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比钱，比权，比一切都重要，与生命同等重要。一个人没有了记忆，他的生命就成了一片虚空，像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白纸。那些曾经坚实的、亲切的、带来了无数欢笑与泪水的日子，全都蒸发了，变成一片虚无。他所有的日子都等于白过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从反向证明了记忆的价值——记忆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财富，失去记忆才是真正的贫穷。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过一部电影《记忆碎片》，是根据他的弟弟乔纳森·诺兰的短篇小说《死亡警告》改编的，讲的就是一个失忆者根据自己支离破碎的记忆来找到杀妻凶手的故事。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了，失忆（哪怕是短期记忆丧失）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残酷的事。

本文为祝勇著《从故宫到故宫》自序，辽海出版社2025年12月第1版

可惜的是，记忆不能成为遗产，这笔财富不能遗传。它永远封存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当这个人死去，他脑海里贮存的所有记忆都要归零，不能像血缘一样，延续到他后代的身上。所以记忆这种非物质，对身体这种物质有着高度的依赖。当肉身泯灭，记忆也就没有了附着之处，成了一滴失去了河床的水滴。

年龄越大，记忆就越是经常回来找我，不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午后——阳光斜照进窗，空气中浮着微尘，我正端起一杯咖啡。它总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叩门，仿佛一个固执的访客。偶然翻读导演郭宝昌自传性散文集《都是大角色》，读到这样一段话：“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可忆旧你得有资本，一帮老家伙凑在一起，能说得唾沫星子乱溅的，一定是那些受过苦、挨过整、遭过难、历尽坎坷的人。”竟然跟我爸爸说的一模一样，如今轮到我说了。其实不是我在回忆，而是记忆在找我，那些经历过的岁月，零零散散，或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竟令我潸然落泪。它们像我的肉身一样真实地存在着，那么真实，那么强大。

我这一辈子，没做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业，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把我的生命用于读喜爱的书、专注地写作。阅读和写作，构成了我生命的主要内容。书和文字，如同水和粮食，滋养了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走向充实和丰沛。这种滋养虽然是静默无声的，却是源源不断的，用今人话说，是可持续的，不会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废。阅读和写作，是生命的真正主权，谁也剥夺不掉。每当我回首往事，最感谢的就是它们，最值得言说的也是它们。辽海出版社向我约稿，我思量再三，还是决定把回忆写下来，把它们“固化”下来，不因为大脑功能的退化而消逝无踪。在我眼中，回忆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只是与失忆对抗，与疾病对抗，甚至也是与死亡对抗。我相信回忆是神圣的，也是伟大的，我们在回忆中重温了我们生命的历程，回忆就是捍卫自我，哪怕只是平庸、卑微、渺小的自我。

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写回忆录，只有大人物才有资格写回忆录，就像“二十四史”里，只有王侯将相才配拥有“列传”，但没有资格写回忆录不等于没有资格回忆。当然，大人物的回忆是有着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普通人的回忆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普通人的回忆只对他自己有意义，但对自己有意义也是意义，这世界上更多的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借助回忆去观察人生，这本身就构成了意义，甚至是更大的意义，更接近生命本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