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纪医学
隋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统一，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因此医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医学之所以渊源流长，不断发展，隋代功不可没。
隋代首先设立了医务行政机构——太医署，确立了医事制度。到了唐代，太医署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太医署采取政教合一的方式，既是医务行政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比欧洲最早的医学校——萨勒诺医学校还早200年。
太医署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内设医科和药科。药科分为四部(相当于现在的系），即医师、针师、按摩师和咒禁师。每一科都由博士担任教学工作。学生经考试成绩优良者，批准为合格的医生。药科方面，则设有采药师、药园师、药园生等，专门培养药学人才。该科还附有规模很大的药园(相当于现在的药用植物园）。
隋唐医事制度的确立和医学教育的兴起，说明当时中国医药科学已走在世界前列。
隋唐时期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临床医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候的描述都比较详尽。这一时期对伤寒、中风、天花、温病、绦虫病、麻风、恙虫病、狂犬病等疾病等的预防和治疗已有较丰富的经验；外科治疗方法分止血、止痛、收敛、镇静、解毒、软膏法、膏药法、用水银治皮肤病等；伤科主张骨折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的活动；产科对妊娠、难产、产后常见病以及血晕的急救法均有详细的记载；儿科涉及了小儿的发育、护理、哺乳、卫生、惊、疟、疳、痢、火丹九个方面；隋唐的汞合金镶牙是世界最早的；眼科已施行金针拔内障的技术。
隋唐时代不仅医学进步，药学方面也取得很大进步。
魏晋南北朝是炼丹风行的时代，做了很多药物化学实验，扩大了矿物药的作用。南朝陶弘景(452-536)著《本草经集注》，改进了药品分类，这些无疑为隋唐药学的兴旺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高宗敕李勅等人修篡本草。他们将陶弘景所注的《神农本草经》增补为53卷，名为《唐本草》。公元659年，苏敬、长孙无忌等将书重加修订，增加药物114种，合计共达344种，计40卷，名为《新修本草》。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当时增订的本草书籍数量可观：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0卷，韩保升的《蜀本草》20卷，王方庆的《新本草》40卷，杨损之的《删繁本草》5卷等。隋朝时代大量本草专书的涌现，说明当时的药学成就显著。
隋唐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医药学家。其中巢元方(约生于6世纪后半叶）于隋大业年间任太医博士，奉诏主持编撰了很有科学价值的著作——《诸病源候论》(公元610年）。全书共50卷，67门，1739论(门一般是病名，论为病征）。分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以论述内科疾病最为详尽，特别是对各种传染病和寄生病有很深的认识和研究。书中关于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的记载，均为世界外科史的首创。有关眼病、佝偻病的记载也是最早的。《诸病源候论》在唐代以后极受推崇，其中许多论点为医家采用。到了宋代，该书被指定为专业医师的必修课和国家考核医科学生的科目之一。甚至日本、朝鲜也把它列为必读的医学典籍。《诸病源候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份珍贵的文献。
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人(今陕西省耀县）。他自幼多病，因汤药费用，曾罄尽家产。因此他18岁时立志学医，刻苦攻读岐黄之术，并因此治好了自己的病。20岁以后专心行医，为乡邻亲友治病。孙思邈对古典医学很有研究，同时十分重视民间经验，常常为求一方一药不远千里地求教。
孙思邈医术很高，一生扶危救困，淡泊功名利禄，使后人无限敬仰，尊称他为"药王"。孙思邈具有80多年丰富临床经验，而且精通诸子百家，知识渊博。他潜心征集整理唐以前历经动乱而散佚的医方。他的《千金要方》中就搜集了4000多首医方，而在《千金翼方》中又搜集了2000多首。此外还有《海上方》，内容也极为丰富、广泛。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孙思邈整理了伤寒病的治疗方法，对本草学进行了分类，详尽叙述了诊脉的方法，发明了对许多传染病尤其麻风病的治疗方法，提出了妇幼保健、养生长寿的概念。
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最早提出了完整的医德理论。他认为医生应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于来治病的"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因此人民深切怀念他，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药王菩萨"和"真人"，指的就是他。然而，孙思邈善谈庄、老和百家说，兼好释典，把庄、老、释和巫术之学溶于医学，巫术、形相、占术、星历等杂学进入医学。尤其是采用禁咒法来治病。这些是他不足的一面，对后世的医学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此外，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还有苏敬、王焘、全元起、杨上善、甄权、韩文海、孟诜、王冰等人，可谓群星璀璨。
隋唐时期也是中外医药交流十分繁荣的时期。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医学大多师承中国。从公元6世纪到9世纪，中国炼丹术多次传入阿拉伯，并经阿拉伯传入西方，促进了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阿拉伯的切脉方法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其中有许多脉象采自王叔和的《脉经》。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记载了大量中国的医学知识和药物。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唐中叶以后，阿拉伯国家曾多次赠送方药。阿拉伯人在中国经商十分活跃，带来了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芦巴等药物，一些阿拉伯药商在中国经营药店，带来了阿拉伯药方。
宋代由于活版印刷(胶泥活字）术的发明和造纸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一方面，官方设立了"校正医书局"，系统地校印了一批宋以前的书籍；而民间医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他们整理古籍、编著方书，撰写了许多专科书籍。因此，宋代医书出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到了元代，由于战争多，疾病流行，促使医药水平也大有提高，尤其在骨伤科方面，进展显著。
宋代的医学分科比唐代更加精细，发展到九科：大方脉(内科）、风科、小方脉(儿科）、眼科、疮肿兼折疡、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兼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国家设有太医局，太医局附设医学校和药学校，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最高机构。全国州县也开办各级医学校，规定考试制度，进行逐级选拔。到了元代，医学扩大为13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等。元代的医学教育也很发达。
宋元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不少医学家对某一医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杨介(1068-1140)，号吉老，安徽盱眙人，以医术闻名四方，且擅长诗词。他学识广博，著有《四时伤寒总病论》、《伤寒论脉诀》和《存真图》等书。其中《存真图》在解剖学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体解剖在中国医学典籍中早有记载，如扁鹊的剖胸探心，华伦的刳腹谫肠。但宋代以前的人体解剖，有说无图，而且没有专书。宋代吴简根据死刑犯的实例绘制了欧希范《五脏图》(约公元1048年），但还有许多错误。杨介所绘的《存真图》精确详细，不仅绘有胸腹腔内脏的正反面图，而且绘有各系统的分图，绘出了肺侧图、主要血管关系、气海膈膜图、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各图都有详细说明，所绘的器官的解剖位置和形态基本正确。该图成于公元1105-1106年，比欧洲的解剖学领先了约300年。这代表了当时中国的解剖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王惟一(生卒年月不详），曾任宋代尚药奉御。他一生精研针灸，为了教学方便，总结了宋代以前针灸治疗的经验，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公元1026年），并选用青铜铸造了端正直立的青年男子裸体像，体内脏腑用铜铸成，隔膜和脉络刻得清清楚楚。在铜人表面刻有几百个孔穴，每个孔穴旁用金字标明穴名，使学者能够明白针灸的生理部位。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系配合针灸铜人像而写。他把354个穴位分为12个部门，即把脏腑十二经画成人体针灸图。由于图说详明，学者可按图索骥。
铜人和《图经》都是我国针灸学的宝贵遗产。元代滑寿著《十四经发挥》(公元1341年），对十四经的经穴、循径部位、所主病症以及对奇经八脉作了专题论述。王惟一和滑寿是中国针灸学方面的两大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卓越贡献，中国针灸学成为世界医学的一朵奇葩。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他于1217年中过进士，据说"性无他嗜，唯喜收藏异书名帖，温袍疏食，萧然终身"。他做过散朝大夫，新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参议员。他为了"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期望是书负起洗冤泽物"，写成了法医学巨著《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公元1247年）。《洗冤录》涉及了法医学的许多方面，包括生理、解剖、组织、病理、药理、毒理、诊断、急救、外科、正骨、检验等范围。尤其详细论述了验尸伤斑颜色的改变、尸僵的情况以及对于毒物和中毒的处理。该书刊行以后，成为当时审案官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书，它比欧洲法医学最早的著作意大利菲德里所著《法医学专书》(公元1602年）要早350多年。《洗冤录》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朝鲜、日本、英、俄、德、法以及荷兰等国文字。600年来，一直是各国法医审理案件的重要参考书。
除了杨介的解剖学(《存真图》），王惟一的针灸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宋慈的法医学(《洗冤录》），宋元医学各科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如施发的诊断学(《脉影图》）、唐慎微的本草学(《证类本草》）、钱乙的小儿科学(《小儿药证直诀》）、李迅的外科学(《集验背疽方》）、陈自明的妇科学(《妇人大全良方》）和外科学(《外科精要》）、朱端章的产科学(《卫生家宝产科各要》）、陈直的养生学(《寿亲养老新书》）等，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由于医学的发展，到12世纪以后形成了学派，医学史上称之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分别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刘完素(1120-1200)认为"火热是人生命之本，潜则无恙，亢则为害，亢为元气之贼。"因此所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等著，都是主张降心火，益肾水的，所以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1156-1228)认为"病非人身素有之，或由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主张汗、吐、下三法，使邪气去而正气安，称为"攻下派"。李杲(1180-1251)重视脾胃，其专著为《脾胃论》，认为"元气乃先身之精气，非胃气不能滋之。"扶正必补脾土，因此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1281-1358)强调保养"阴分"的重要性，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治疗多用滋阴降火，称为"滋阴派"。著有《丹溪心法》、《局方发挥》等书。
金元四大家各执一偏。刘、张是北方人，北方人饮食厚浊，夏天吃冰，冬天围火，因此寒凉攻下的方法很有效。李杲出生于北方富裕家庭，所交往的士大夫阶层嗜欲逸乐，常使脾胃功能损伤，因此补土法治疗的是当时急需解决的脾胃病问题。朱震亨是南方人，南方人体质多柔弱，习用清滋养阴之药，所以他偏重于养阴。金元四大家的争鸣，成为医学发展的动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医学是一门很实用的科学，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计疾苦。因此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欧洲、中国等地区都很关注医学的发展，医学在这一时期比起其他学科所受的阻碍较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中国，由于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达；印刷术的进步，造纸业的发达，有力地促进了医学著述的传播；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的确立保证了医学的长期稳定发展；繁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医学的宝库。这四个因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医学进入了极盛时期，为世界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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