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哥的的大名叫张庆林,因为排行老二,大家都叫他二林哥。二林哥不是知青,他和我们北京知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有关二林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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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乘坐火车离开了北京,来到了距离北京一千多里路远的吕梁地区一个叫刘家沟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我们五名男生和两名女生被分派在刘家沟四队,刘树祥队长安排我们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我和陈士慧借住在社员张大娘家,和张大娘的二小子张庆林住在一孔土窑里,我们仨睡在一铺土炕上。

刘家沟是一个很贫穷很闭塞的小山村,全大队四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不足七百人。乡亲们的住所是一孔孔低矮破旧的土窑,那一孔孔破旧的土窑就像跑散的羊群,东一户西一户散落在沟坡上,村子的萧索和破败可想而知。

刘家沟穷,张大娘家更穷。要说张大娘吧,也是个苦命的人,结婚的第五个年头,生了二小子二林刚出满月,她的男人就去世了,张大娘含辛茹苦拉扯大了两个孩子,四十多岁头发就花白了。

我和陈士慧在张大娘家借住,也跟着张大娘娘俩一起吃饭,张大娘对我俩就像对待她家娃娃一样亲。当时张大娘家的二小子张庆林二十一岁,个头不高,身体挺结实,他早就到了订婚的年龄,因为家里穷,再加上没人当家主事,婚姻问题遇到了困难。幸亏张大娘有主见,让她大儿子张庆军(小名叫大林)到邻村当了养老女婿,要不然的话,张庆军一准就得打光棍。

在张大娘家借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和张庆林渐渐就熟悉起来,他很淳朴很善良,也特别勤快,挑水、打柴、推磨这些活都不让我和陈士慧干,家里有一点好吃的,他也省给我俩吃。因为张大娘总是叫他的小名—二林,我和陈士慧也叫他二林哥,一般不喊他的大名。二林哥对我俩特别关照,我和陈士慧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直到1969年的6月末,队里才给我们北京知青打了三孔土窑,成立了刘家沟四队知青点,我们七名知青都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在张大娘家借住了半年多,我俩和张大娘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俩心中,张大娘就像我俩的母亲一样,二林哥就像我俩的亲兄弟。

之后的日子里,不管在生产劳动中还是在生活上,张大娘母子俩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爱我和陈士慧,做了什么好吃的,张大娘不是让二林哥给我俩送到知青点,就是让二林哥拉着我俩去家里吃饭,我和陈士慧的劳动工具坏了,二林哥就帮我俩修理。一次我的镢把折了,二林哥给我换上了新镢把,他说新镢把不滑溜磨手,就让我用他的老镢头,他用我的镢头。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三、四年,三、四年的时间里,二林哥相看了好几个对象,可惜一个也没成,主要是女方嫌他家太穷,嫌他家没有当家主事的人,也嫌二林哥个头不高。为此事,张大娘是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白发一天比一天多。

记得是1973秋后,我们插队落户的刘家沟时常有逃荒要饭者来村子里讨要食物。那年陕西和山西境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刘家沟也遭受了旱灾,虽然不严重,但夏粮和秋收都得减产三成。刘家沟的乡亲们都很善良,虽然自己家的吃粮都无法保证,但有上门乞讨者,都会拿一个窝头或抓一把红薯干送给乞讨者。

一天上午,张大娘家来了两个乞讨者,说是母女俩,浑身脏兮兮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应该是饿的。张大娘心软,就把这乞讨的母女俩让进窑里,倒上热水让这母女俩洗手洗脸,还端出干粮给这母女俩吃,给她俩喝热水。这母女俩很感动,几次要跪下给张大娘磕头。

那天张大娘留讨饭的那娘俩住在了她家,讨饭的那娘俩说是陕西榆林的(但无法考证),中年妇女四十多岁,她家女子二十多岁的样子,说是叫秀玲,长得挺好看。那位中年妇女说想在刘家沟给她家女子秀玲找个婆家,只要后生勤快能干就行。

听了这话,张大娘的心里一下子就乐开了花,她开门见山地说:“我家二小子勤快能干,长得也不赖,这几年我家的光景也好着哩,秀玲嫁到我家,不会受苦的。”

一番拉谈,秀玲母女俩对二林哥表示满意,最终,那位自称秀玲母亲的中年妇女提出一个要求,她说要想娶秀玲,得给六十块钱的彩礼钱,还要一身新衣服和三十斤麦子。这个要求虽然高了一些,但为了能让二林哥娶上媳妇,张大娘还是咬咬牙答应了人家的要求。称了一下,家里准备过年蒸馍的麦子正好三十斤,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一身新衣服用不上十块钱,家里有布票,这也算不上难题。唯一的困难就是那六十块钱的彩礼钱。

当时张大娘家差不多有三十块钱的存款,这些钱要给秀玲做一身新衣服,二林哥要当新郎官,也得做一身新衣裳,还要做全新的铺盖,至少要摆两桌酒席,这三十块钱勉强够办这些事情的。剩余六十块钱的彩礼钱,只能靠东挪西借了。

能给二林哥娶上媳妇,不光是张大娘高兴,我和陈士慧也替二林哥高兴。高兴之余,我们也有所担心,因为对秀玲娘俩不了解,不知道她娘俩的具体住址,甚至连姓名真假都不知道,万一是骗子,可就麻烦了。

我和陈士慧跟张大娘说了我俩的担心,张大娘说人家娘俩是家里断了顿,出来讨要吃食的,一看那娘俩就是好人,一准不是骗子。不管我俩怎样劝说,张大娘就是铁了心要为二林哥娶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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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无果,我和陈士慧倾其所有,给张大娘凑了二十三块钱。张大娘又到小队会计那里支(暂借)了二十块钱,二林哥的舅舅送来八块钱,二林哥的大哥大嫂送来五块钱,刘队长借给了张大娘五块钱,总算凑齐了彩礼钱。张大娘摆了两桌酒席,就算给二林哥举办了婚礼。

举办完婚礼的第二天,二林哥的丈母娘就背着那三十斤小麦,带着那六十块钱的彩礼回家了,二林哥送她到公社汽车站,给他买了去县城的汽车票,她就一个人走了,具体去了哪,二林哥也不知道。

娶了婆姨,二林哥天天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偷偷给我和陈士慧说:“你秀玲嫂子可会疼人哩,一早就起来烧火做饭,煮两个鸡蛋,我一个我娘一个,她都舍不得吃……”看二林哥满脸幸福的模样,我和陈士慧真替他高兴。

可好景不长,大约过了八九天的光景,那天我和陈士慧刚起床,二林哥就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带着哭腔对我和陈士慧说:“兄弟,你嫂子不见哩,我都找遍了,也找不见……”

听了二林哥的话,我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妙,这个叫秀玲的女人有可能是个骗子。第一时间,我们知青点的五名男知青全体出动,分头去找秀玲嫂子,二林哥小跑着去了刘队长家,把事情如实告诉了刘队长,刘队长也叫上好几个年轻后生,去帮着二林哥找人。

我们去了公社汽车站,留下两人在汽车站守着,其他人又分头寻找,到了日头偏西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二林哥家聚头,秀玲嫂子就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也没有。从刘家沟到县城九十里路,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老早就骑自行车去了县城的汽车站,直到天黑才回来,也没见到秀玲嫂子的踪影。

一连找了好几天,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秀玲嫂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音讯全无。这下可把张大娘急坏了,急的她满嘴燎泡,一整夜都不合眼,不吃也不喝。大队书记到公社报了案,公安人员说是骗婚的,其他公社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都还没破案。

一听是被骗了,张大娘急火攻心,一下子就昏死过去,再也没醒过来。婆姨跑了,娘死了,二林哥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精神出了毛病,天天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嘴里不停地喊着秀玲的名字,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不叫他吃饭,他都不知道饿。

二林哥的大哥和嫂子还真不错,他们看二林疯了,也不知道吃喝,就借了队里的架子车,把二林哥拉到了他们家。

后来我们多次去大林哥家看二林哥,二林哥看到我们只会傻笑,嘴里不停地念叨秀玲的名字。大林嫂子对二林哥也很好,端给他吃喝,给他洗手洗脸,一点都不嫌弃。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院校,离开刘家沟时,我把我结余的口粮、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送给了大林哥家,还给了大林嫂子十块钱,就是拜托她好好照顾二林哥。大林嫂子说:“二林是哦(我)男人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婆婆没了,我是大嫂,不能不管他,你放心就是……”

大林嫂子的话很朴实,却令我感动,当时我的眼泪都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叫“秀玲”的女人,好端端的二林哥疯了,张大娘搭上了一条命,这个骗子真是害人不浅啊!

参加工作后,我和陈士慧时常会给山西的大林哥家寄一点钱物,他夫妻俩负责照顾精神失常的二林哥,真得不容易。

2021年春天,大林哥因病去世了,因为当时疫情还在肆虐,我和陈士慧没能回山西,一人给大林嫂子寄去了一千块钱。

去年初冬,我和陈士慧去了一趟山西看望了大林嫂子和二林哥,大林嫂子的身体虽然很硬朗,毕竟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她照顾二林哥也有点吃力了。再说大林嫂子的儿女也心疼大林嫂子,都想接大林嫂子进城生活。大林嫂子放心不下二林哥,迟迟也没能进城生活。村里早就想安排二林哥去养老院生活,可大林嫂子担心二林去了养老院会受欺负,还担心他不知道吃喝。大林嫂子说她男人去世时把二林托付给了她,她不能丢下二林哥不管……

二林哥现在的身体还可以,没什么大毛病,情绪也稳定,除了不停念叨秀玲的名字,不乱跑也很听话,吃完饭就在院子里来回走,从不出院门,看到我和陈士慧还是傻笑,他对我俩没有一点记忆了。因为一个女人,淳朴善良的张大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也毁了二林哥的一辈子。我们心疼二林哥的同时,更心疼大林嫂子,为了照顾二林哥的生活起居,大林嫂子吃了很多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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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好人都有好报,希望以后的日子里,大林嫂子不再受苦受难,也能轻轻松松安度自己的晚年。致敬大林嫂子,你的淳朴善良和诚信,深深感动了我们,你是我们最敬重的人!你和二林哥也是令我们放心不下、令我们牵挂的人。

讲述人:王宪明老师(北京老知青,国家一级建造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