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再拖两个月，海南就是第二个台湾。”老渔民梁阿公每次喝到第三杯米酒，都要把这句话搬出来。1950年清明前后，他在琼州海峡北岸的灯楼角摆渡，亲眼看着300多条木帆船在夜色里悄悄集结——桅杆上缠着破渔网，船板用桐油刷得发黑，像一条条浮在水面的影子。没人告诉他这是去打仗，可梁阿公闻得出那股味：盐腥里夹着火药，跟当年日本人登陆时一模一样。
那会儿广州刚解放五个月，四野的兵还穿着过冬的厚棉袄，袖口磨得油亮。韩先楚把指挥部安在徐闻县城的盐仓里，墙上钉着一张被海虫蛀了洞的五万分之一海图，每天拿红蓝铅笔在上面画圈：哪里涨潮、哪里暗礁、哪里是薛岳的炮艇巡逻盲区。画完就派人去借船——不是“征”，是“借”，给船主打白条，写明“胜利后归还，损坏折价赔”。后来白条成了珍藏，有人拿它换过一头耕牛。
邓华那边却是另一幅光景。他在湛江的法国旧领事馆办公，地板踩上去吱呀响，一到半夜就传来电报机的嗒嗒声。苏联顾问留下的速战速决备忘录压在玻璃板下，旁边是金门战役的伤亡通报，9000多人的名字排了整整四页纸。邓华用铅笔在“木帆船抗风浪能力”后面打了三个问号，墨迹把纸都戳破了。第一次推迟命令下来，炊事班当天多熬了半锅稀饭——大家都知道，又得等了。
韩先楚等不起。3月底，他拉着40军军长、师长们夜里下海，把木帆船的桅杆锯短一截，塞进柴油机，再压上沙袋模拟载重。19次演练，沉了3条船，呛死8个北方兵，不会游泳的参谋抱着木板在海上漂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出操。有人嘀咕“这是拿命试”，韩先楚只回一句：“现在试，比将来让一万弟兄漂尸海峡划算。”演练记录用铅笔写在烟盒上，后来装进档案袋，纸张被海水浸得发硬，像一层薄薄的盐壳。
4月16日傍晚，最后一批给养搬上船：每人八发子弹、三斤炒面、一块广东红糖。红糖用草纸包着，纸上印着“祝君凯旋”四个模糊的字，是海口一家茶庄捐的。梁阿公记得，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把红糖揣进胸口，笑着对他喊：“老伯，明天我们在对岸升国旗！”第二天拂晓，他真看见了——海峡对面的小山上，一面红旗抖得像一团火，离薛岳的指挥部不到五公里。
薛岳的兵其实早没油了。国民党档案后来披露，4月上旬，海军处报告“燃油存量不足维持舰队十日巡航”，飞机大队更惨，45架飞机能起飞的不超过12架。于是当300多条木船像撒豆子一样铺开时，炮艇只象征性地打了几发空爆弹，调头就往秀英港跑。五天后，海口机场被占，薛岳乘吉普车直奔三亚，再乘小艇去万宁，最后从榆林港登上美国驱逐舰，走时连帽子都忘了拿，留在行辕的办公桌上，帽檐里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字，被解放军通讯员当战利品剪成鞋垫。
5月1日，全岛解放，比朝鲜战争爆发早61天。美军第七舰队后来确实来了，却只能在公海上游弋，舰长日记里写道：“我们错过了窗口。”这句平淡的记述，被美国海军学院写进教材，旁注一行小字：“失去海南，南海防线后退600海里。”
今天再去灯楼角，炮台遗址的水泥墙还留着弹孔，里面嵌着锈迹斑斑的弹头。导游会告诉你这是“英雄的痕迹”，可梁阿公说，哪有什么英雄，就是一帮怕死却更怕再被欺负的庄稼汉，把命绑在破帆上，赌了一把季风。赢了，海南人不用学台湾人说“国语”；输了，现在去三亚得办签证。老爷子说完，把杯中酒倒一点在地上，算是给那些没回来的北方兵——他们终于不用再泡在海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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