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古彝文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古文字起源，他们认为，这些文字很早，甚至可推到一万年前，对汉字的影响很大，古彝文还可以解释史前文字符号，但是他们的观点，绝对不能苟同，因为古彝文的发展道路和汉字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文字路径，它们的社会功能框架也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历史渊源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但是与汉字的关系，可能不大。
学者们认为，古彝文比甲骨文都起源还要早，是世界六大古文字起源之一，这是我们中华多民族文化的骄傲和自信。我们在讲好民族自信的基础上，一定要用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讲好讲清楚中国的民族自信，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我考察过西南地区水族文字，其文化性质与古彝文相近，它属于封闭文化阶层独有，而非开放的全民文化共享。
汉字从春秋战国时代，基本上进入全民文化时代，而成为高度社会化的王权与神权意志的延伸，因此，能够成为王权的重要工具。而水族彝族文字，基本上只停留在神权特权层面，所以，没有形成族群文化的根基。
水族文字、古彝文等是服务于特定阶层神权的特权工具，而汉字则演变成了服务以王权为核心的全社会系统——触及了文字社会学中最本质的规律：一种文字的发展轨迹，是由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组织形态所决定的。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发展路径：
水族文字（水书）、古彝文与汉字创制与传承 封闭性传承。水族文字古彝文是由祭司家族或师徒秘传，被视为神圣知识。
而汉字是开放性传播的。并由史官、官吏、士人等专业阶层掌握，并通过官学、私学向社会扩散。
西南地区水族文字古彝文核心功能 在宗教。主要用于占卜、祭祀、驱邪、丧葬、择日等神事活动，其次是记录历史、医药。
汉字是政治与治理的工具。覆盖行政、法律、经济、军事、历史、哲学等一切社会公共事务。
水族文字古彝文服务对象为部族社会、地方政权中的神权阶层，以及寻求神灵护佑的社区。
汉字是中央王权及其神权的延伸至官僚体系，最终服务于构建统一的国家秩序。
水族文字古彝文标准化程度 较低，异体字多。因地域、师承不同产生差异，缺乏强力统一的规范。
而汉字规范化程度极高。从周代《史籀篇》到秦代“书同文”，再到唐代师法统一，由国家力量持续推行文字标准化，成为国家意志的延伸和王权的加强。成为维系特定民族内部文化认同与信仰体系的“文化密码”。 演变为超越地域与民族、整合多元文化的“文明操作系统”，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构件。
汉字社会化的关键一步是，春秋战国时代，汉字基本上进入全民文化时代，这正是汉字完成从“神权工具”向“王权工具”，并最终社会化的转型完成。
而水族文字古彝文系统没有从神权向王权转型的重要演进这一步。
春秋以前的商、西周时代，汉字确实高度垄断，主要用于王室占卜（甲骨文）和贵族礼器铭文（金文），带有浓厚的神权与贵族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衰落、诸侯崛起和“士”阶层的兴起，汉字的应用爆炸式地“下沉”和“扩散”，凸显如下三个特点：
1. 载体普及：竹简、木牍的广泛使用，大幅降低了书写成本，使知识和文字可以便捷流通。
2. 使用者激增：各国官吏、策士、学者、商人都需要使用文字处理公务、著书立说、签订契约。出现了像《诗经》这样来源于民间的诗歌总集被书面化。
3. 内容世俗化：文字记录的内容，从单纯祭祀、记功，扩展到法律（刑鼎）、哲学（诸子百家）、外交文书、商业账目等一切社会领域。
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将文字的标准化和统一性推向了顶峰，使其完全成为帝国行政的齿轮。汉字至此彻底完成了从“通天神器”到“治世工具”的转变，成为了全民性文化的载体。
一言以蔽之：水书、古彝文是“神权之器”，用于凝聚内部；汉字是“王权之基”，用于整合天下。
近来有学者认为古彝文早于甲骨文，但是，古彝文为何没有走出区域民族，形成与汉字并存使用的强大优势？汉字与王权密不可分，古彝文如果有强大文化优势，是不是王权神权同样有重要作用？而水族文字古彝文有没有王权的支持呢？
一种文字能否成为跨区域的强势通用文字，其关键在于支撑它的是何种社会权力体系，而不仅仅是其起源的早晚问题。
下面这个对比分析可以清晰说明，为何汉字能成为主流，而古彝文的优势局限在区域民族内部。
汉字被公认的体系产生于商代甲骨文（约公元前1300年）。其前身可追溯至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刻符。
古彝文的起源在学界有极大争议。部分学者如刘志一先生基于对半坡、贾湖等史前刻符的释读，认为其有上万年历史。
近年有研究冯时指出，山东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约公元前2100年）可能是古彝文的前身。甚至认为，丁公陶文参考古彝文原理，可以一字不差能够解读出来，但这些观点尚未成为学界普遍共识。
从传播与标准化机制看，汉字与中央集权王权深度绑定。
商周至秦汉，其使用如甲骨占卜、青铜铭文、行政简牍始终是王权与神权的体现，并随着国家的统一书同文而被强力标准化和推广。
但是古彝文始终掌握在“毕摩”（祭司经师）群体手中。它主要用于宗教仪式、记载谱牒、传播知识，是由“毕摩”服务于彝族社会内部“政教合一”或“神权主导”体系的工具，而不是民众学习使用的社交必要工具。
从使用范围与功能看，汉字覆盖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一切公共领域，是一种全功能的社会治理工具。
古彝文的社会功能相对专门封闭，主要用于宗教经籍（如《西南彝志》）、历史传说、医药历法等。虽然也用于碑刻、契约，但未发展出覆盖庞大官僚体系的行政管理功能。
最终历史机遇与结果完全不同，汉字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如西汉设益州郡），汉字作为官方文字被强势植入，成为行政、教育和上层文化的通行标准。
古彝文：在相对独立的彝族地方政权如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支持下，于元明时期在滇黔等地达到鼎盛，留下了大量金石文献。但其应用始终与彝族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深度绑定，未能超越民族和地域，扩展为一种跨族群的通用交际工具。
文字起源“早”不等于文字社会化功能“强”。
即便古彝文起源很早，它也与一个分散的、神权与族权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相适应。
考古证明：古彝文早期存在的证据如贵州威宁中水陶文、蜀汉《妥阿哲纪功碑》，是证明其使用范围、功能与特定族群社会紧密相连的证据。汉字主流地位的证据如滇国故地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和汉简，则是中原王权行政体系覆盖该地区的直接物证。
简单来说，古彝文与汉字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服务于特定民族社会内部传承的“文化基因密码”；后者是服务于大一统帝国治理的“社会操作系统”。二者路径不同，自然结果迥异。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非常重视，比如说，对古彝文的教育传承和普及进行了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例如整理和规范古彝文文字，就能方便与族群共享，因为，古彝文使用地区分散，异体字俗体字非常多，这就需要对现存文字的使用，做一些规范整理。
我们在彝族地区已经看到有一些双语教育就是古彝文和汉字双语教育，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保持古彝文的传承，让中华民族的文字多一些民族地区的特色。同时，我们也看到，文字的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支撑力，那就是国家的意志力的体现。在古代，古彝文没有经过国家意志力的推动，相对来说，古彝文虽然起源可能比较早，但是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共享社会交通工具，而仅仅停留在宗教人士阶层。
我们经历了甲骨文与古彝文不同的古文字发展样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多样性文化的自信，可以把这个故事讲清楚讲好，讲给世界，讲给所有关心中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人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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