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美术史论家郎绍君先生辞世，享年87岁|先生|张仃|美术史论家|郎绍君|齐白石

郎绍君

(1939—2026)

讣告

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原主任郎绍君先生，于2026年1月19日13:30因病逝世，享年87岁。郎绍君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

郎绍君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6年1月23日10:00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所内外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敬献花圈、挽联者，请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郎绍君先生治丧小组联系。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郎绍君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郎绍君先生治丧小组

2026年1月20日

唁电

郎绍君先生治丧委员会并家属：

惊悉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郎绍君先生逝世，中国国家画院全体同仁感到十分悲痛，向先生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郎绍君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对中国国家画院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十分关心，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先生长期专注于美术史论研究及美术评论工作，著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齐白石研究》《探问集：20世纪中国画学研究》等。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先生提出的诸多命题，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更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范式与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论的发展。

先生之德，高山仰止。他坚守学术阵地，以真诚坦荡的品格、直言不讳的勇气，成为学界公认的精神楷模；对后学倾囊相授、悉心栽培，以质朴纯粹的言行诠释着治学与为人的双重典范。其磊落风骨与人文情怀，不仅镌刻于百余部论著之中，更浸润在每一位受教者、同道者的心中。

先生的离去，是中国美术界的重大损失，使我们痛失一位学术大家与精神引领者。先生所开创的研究范式、所传承的治学精神，将指引后学砥砺前行。

郎绍君先生千古！

中国国家画院

2026年1月20日

众家评述

贾方舟（批评家、策展人）：回顾郎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我特别要提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几个重要理论：“立交桥理论”形象地阐释了学术多元化的理念；“对传统的再认识”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理解传统；“重建精英艺术”虽在当时引发争议，却体现了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思考。“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近现代的四位大师级人物，也是他首次提出。在我看来，郎先生的治学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是史论结合，既重史料又重理论；其次是融汇古今，让历史研究服务于当代思考；第三是兼具直觉的敏感与理性的深度思考。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完全得益于他横跨文学、艺术理论和美术史的学术背景，同时还有绘画实践的支撑。

郎绍君十多年来写给我的书信，记载了一个个体的时代记忆，也记录着一位学者的学术历程，同时还见证了这一代学人的精神追求。郎绍君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坚守和批评立场。

郎绍君著《论中国现代美术》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40多年匆匆而过，郎绍君先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史论家和批评家。他的学术研究深度参与并推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建构进程。郎绍君先生在学术上的开拓之举，重塑了人们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理解方式，他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郎绍君先生不仅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建提供了框架和诸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还通过深入的艺术家个案研究，建立了个案研究的学术范式。我认为这个范式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的问题意识驱动，二是史论结合与方法论自觉，三是传统画学与现代学术的融通。这些特点使得郎先生的研究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郎先生他们最重要的贡献，首先就在于确立了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地位。郎先生这代学者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他们善于将学术研究、社会观察与艺术批评融为一体。他们更多的是从当代美术现象出发，带着现实问题回溯历史研究。这种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断跨越，形成了郎先生独特的治学特点。郎先生的“立交桥理论”，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多元化理论的最早表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到了20世纪末，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张仃呼吁“守住底线”，在这场论争中，郎先生发表的《笔墨论稿》是我所见最为深刻、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文章。

郎绍君著《陶冷月》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郎先生在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等个案研究中，强调要反对成见与习气，同时警惕那种功利性的“翻案”可能造成的新的“遮蔽”。他最为反对“空谈”，倡导“重实”——这不仅要求材料扎实，更要求观点能立得住脚。从他关于生题与熟题、新材料与旧问题等关系的辩证思考中，我们能获得如何在美术史研究中从感性直觉进入，再以理性思辨审视、深化并最终超越的宝贵启发。

在美术史论研究领域，郎绍君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典范、一个标杆。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这一领域，郎先生文章的体例、文风乃至思考方式，都对我们产生了立体而带有温度的影响。他的文字平实而准确，同时富有文采与韵味，这是由先生深厚的学养、独特的阅历与丰沛的人生体验所共同铸就的。

郎绍君著《现代中国画论集》

裔萼（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作为后学晚辈，我在学术道路上遇到了许多良师。郎老师刚正不阿、不慕时流、坚持己见的品格，对我影响很大。他的学术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深度与高度，在于其中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以及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的学术研究始终致力于挖掘艺术背后的人文内涵，直指艺术本质。他教导我们不要仅关注画面的笔墨技巧和形式语言，而要透过表象看到“人”的存在，这种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洞察，使他的研究独具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最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家之一，郎老师以策展的方式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他们这一代批评家直接介入艺术创作现场，不仅是见证者、研究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这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郎绍君著《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郎老师曾多次与我谈起他从事近现代史美术研究的缘由。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需要联系许多当时还健在的老先生。那些常年处于不被挖掘的老先生，给他寄来了大量书信和材料，这让郎老师深受触动。他发现，在历史中，有一大批人是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因此，“遮蔽与去遮蔽”这一问题成为郎老师做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很重要的基础路径。时隔多年以后，我与郎老师再次探讨这个话题，他的思考已经更加深入。他认为，“遮蔽”有很多种，把一个人遗忘因而需要重新挖掘，这是一种遮蔽。同时还存在一种反向的遮蔽——出于一些“为尊者讳”的考虑，反而使某些人物的某些重要经历被有意掩盖。

郎老师特别强调艺术史研究者必须具备对艺术史直接触达的感知能力。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郎老师始终强调以小的切入口见大的问题与构成。他注重方法论的自觉，强调对绘画作品的直接触达的同时，也要求我们深入文献考辨，从材料中进入、从材料中出来。他形象地比喻道，做研究要“尽精微而致广大”，既要能看清“苍蝇的翅膀”，又要能从翅膀中看见“广大的宇宙”。

郎绍君著《齐白石研究》

吕晓（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郎绍君先生是我国齐白石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1996年，由他主编的十卷本《齐白石全集》问世，成为首部近乎完整收录齐白石书画、篆刻及诗文的系统图录。次年，其专著《齐白石》出版，该书以专题形式深入剖析了齐白石的人生轨迹与艺术成就，以广博视野与精微研究，史论结合，为齐白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至今，学界仍在其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内继续探索。

郎绍君著《探问集：20世纪中国画学研究》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郎绍君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时常回忆起当年那个暮春时节，先生欣然接纳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名校出身又无嘉贤荐举的考博学生。在困顿而迷茫的人生路口，他为我敞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让我在长久的惊喜和感恩中再次领受学术的惠赐。

郎先生待人亲和，论学徐徐道来，在慈爱的神情与朴素的话语中，挺拔着关乎做人与为学的求实精神和恭严立场。做先生的弟子无比幸福，因为在读书和思考中遇到问题和困惑，几乎随时都能登门请益，有时畅谈良久，亲炙鸿篇妙论；有时仅三言五语，却闪烁着无限启迪。

记得当年，大到博士论文，从开题到成稿的数番讨论和修订，小到一张表格，上面的简短评语和签字，郎先生都审慎为之。我明白，笔下的每一个字对先生而言，都意味着责任。我自知谫陋，不敢妄谈先生的学术，只能说，自入先生门下，最让我叹服的就是这种浸透于研究事业方方面面的巨细无遗的严谨态度，也正是他常说的对学术必须怀有的敬畏心。这种信仰般的敬畏，又与化于质朴的严谨合二为一，构成了我跟随先生渐渐步入美术史堂奥的第一课。

郎绍君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