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与重构 | 黄笃：另一种选择—— 全球当代艺术新地带|中国当代艺术|九城艺术|现代性|策展人|黄笃

《突围与重构——中国当代艺术现代性追寻的四十年》学术文献部分荣幸邀请到十一位专家学者：彭德、高名潞、王璜生、王瑞芸、凯伦・史密斯、黄笃、刘鼎、卢迎华、鲁明军、徐薇、王鹏杰（以年龄顺序排列）。从权威长者到青年一代，这十一位学者的构成极具多元性与代表性：既涵盖国内与国际视角，亦包含官方与独立立场，兼顾学院与机构背景的同时，更融合了学术梳理与实践观察的双重维度。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亲历者与深度观察者，他们将围绕“突围与重构”这一主题，从现代性追寻、本土理论体系重塑、突破二元对立、方法论与语言重构，以及实验、反叛与革新精神的持续生长等维度，系统剖析并深入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来的探索轨迹与发展脉络。

黄笃

Huang Du

策展人，评论家。北京今日美术馆学术总监。1988 年完成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业，2004年获该校美术学博士学位，为其跨界实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自1995年以尹秀珍装置艺术展《废都》开启策展生涯以来，他相继策划了包括1998年 " 空间与视觉——北京都市生活嬗变之印象 "、2000年 " 后物质 "、2002年第二届汉城国际新媒体艺术双年展在内的重要展览，更在2003至2004年间连续担纲威尼斯双年展与圣保罗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逐步建立起横跨东西方的艺术话语体系。

编者按

Editor's Comment

2016年，黄笃作为策展人为第三届今日文献展撰写了《另一种选择——全球当代艺术新地带》一文，以“金砖国家”为切入点提出“中间地带”理论，并由此展开了对西方中心主义艺术史观的解构。文章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裂变中的三重坐标：

首先，在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的今天，差异并非对抗的源头，而是多元现代性的土壤——中国艺术的“突围”需超越“东 / 西”二元对立，在“全球南方”的共情中拓展话语疆域；其次，“混合生长”已从文化策略升维为生存智慧。当算法、基因编辑等技术重塑人类经验时，当持续启发AI时代媒介融合与文化认同的新实验，技术媒介转化为文明记忆的转译器；最后是“文化主体性”命题的终极回响——突围的根本在于重建“格”（人格与艺术品格）的精神标高，重构的本质是以心为笔，在时代喧嚣中书写普世的诗意。

近十年后再读此文，其价值不仅在于预见了“金砖”的崛起与“全球南方”叙事的形成，更在于揭示了所有非西方艺术的宿命与使命：在混杂中淬炼自身，以地方性抵达普遍性，最终让“另一种选择”成为人类精神的共同选择。这或许正是“85 新潮”四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最迫切的“重构”。因此，我们将原文精简后呈现其精华，以飨读者。

另一种选择

全球当代艺术新地带

An Alternative: New Territories in Global Contemporary Art

文/黄笃

第三届今日文献展主题选择以几种语言并置方式：法、英文“BRIC-à-brac: The Jumble of Growth”和中文“另一种选择”，聚焦和探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以及参与其中的艺术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如何做出反应、介入、参与和表现的议题——经济政治版图的碰撞会加剧新文化的产生。不同于西方跨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知识生产方式，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自身国情出发，建构了不同的国家现代性和文化发现。而变革的文化土壤则为艺术带来了新的发展。

△左起：策展人黄笃、策展人赫拉尔多·莫斯克拉教授（Professor Gerardo Mosquera）、邵亦杨教授、乔纳森·哈里斯教授（Professor Jonathan Harris）

作为联合策展人，我与莫斯克拉秉持相近或一致的国际视野及艺术观，挖掘和发现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某种尚未被感知的潜在的艺术力量。此次展览所选择的艺术家们以其个人独特直觉和洞察力把人类自身生存的境遇或隐喻或诗意地表现出来。两位策展人彼此坦诚交换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并建构了这个展览的整体性。

众所周知，“金砖四国”是由美国高盛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该概念的缩写 BRIC 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及中国（China）的首字母组成。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金砖”之列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

在这次展览主题中，如果说法文 / 英文的题目“BRIC-à-brac: The Jumble of Growth”中的英文 The Jumble of Growth 意为“混合的生长”，那么法语俚语“BRIC-à-brac”的字面内涵泛指混杂、差别，或是处在某种潜在混乱中，不均匀的组合，意指一种混沌状态的词汇。而中文“另一种选择”实质上是对法文“BRIC-à-brac”的描述状态所表明的立场，既彰显新兴国家的文化抉择，又表明其自主性和主体性。然而，“à-brac”指涉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复杂的经济转变中所表现出“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表征。总而言之，“BRIC-à-brac”泛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于其文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致使其与他者的碰撞和混合中产生不同文化的矛盾和差异。

这种基于全球政治经济的文化整合，产生了相互渗透与抵抗的并存现象，构成了全球化与地方化共生的文化景观。全球化与地方化在碰撞和交融中正在发生新的生成和裂变，不断使政治和经济版图重新组合，从而加剧了新的文化地带的形成和崛起。过去，全球化往往被认为是西方主导的概念，具体说是以欧美经济扩张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为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以“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它们在接受全球资本主义影响的同时，也使自身从中获益，并取得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如何理解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地带——在以发达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西方（欧美国家）联盟与处在落后贫穷边缘区域的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股新崛起的力量，其复杂而多样的经济政治图景具有另类现代性的特征，值得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给以关注和分析。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力量的壮大改变了全球政治秩序（权力分配），也改变了文化版图；同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金融危机导致的持续衰退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决断力和影响力大大减弱。这种变化颠覆了以往我们思维中遗留的那种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概念。然而，这种权利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摩擦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矛盾不仅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自身沿袭的固有的历史、宗教冲突以及不断产生的社会矛盾。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已经扩散到了全球的文化层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经历社会急剧变化和发展中产生了不断的混合和重塑——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前现代、后现代、高度城市化、落后乡村、高科技更迭、贫富分化加剧，殖民历史、后殖民历史、极权主义、民主社会等等。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奥托·洪德里希（Kar Otto Hondrich）在其《正在组织起来的力量》（The Organizing Power）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亚洲，人们为世界劳动；在阿拉伯，人们为世界祈祷；在非洲，人们为世界受苦；在美国，人们为世界武装自己；在欧洲，人们则为世界商讨大计。”1

因此，与欧美发达国家所代表的超级现代性、跨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不同，“金砖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建构了全球多样现代性，各自不相同的另类现代性，重视思考和伸张自主性的文化价值观。由于这一地带（国家）在复杂变化的全球关系中并不是孤立的，也就必然带来了一种刺激的竞争性，并加快了迈向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进而重塑和建构了该地带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的发现、感知和自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有许多欧美超级画廊（佩斯香港、白立方、高古轩）转向亚洲而入驻香港；也有大量高品质的艺博会进驻亚洲以及新的双年展的崛起（巴塞尔香港、艺术登陆新加坡、印度科钦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和银川双年展等）。但是，我们要两面性地去看待这种现象。它们的确给亚洲带来了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和全球性的眼光；同时它们也带有一种支配性的话语，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逻辑来审视发展中国家的艺术。

当然，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交汇的背景下文化和艺术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但这并非是单一的过程，而是其中夹杂着自我与他者的混杂性（一般是指后殖民与第一世界之间的混杂性），所产生的是一种既不是他者，也不是自身的异质艺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来不是把所有差异纳入到二元对立的秩序之中，发展中国家决不局限于它被给予或指定的空间，它常常是在协商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发达国家腹地，并联合了少数发达国家内部的精英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声音。纵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当代艺术，我们会发现既包含国际性的语言又存在着差异性。那么这种差异性与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个体身份、历史因素以及语境密不可分。显然，这其中也彰显了一种艺术自治的特征，艺术家遵循了自身的文化或艺术逻辑，表现出自身语言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的特点。这种现象在不同区域的文化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拉美当代艺术总是蕴涵着一种诡异而神秘的东西，如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样的叙事传统；而印度的艺术往往表现出世俗日常的图像，却释放出一种带有宗教感的气息；俄罗斯的当代艺术延续了本国的文学传统，经常隐含着政治批判和政治讽刺的内涵；南非的当代艺术则是更多地聚焦于种族、身份认同、后殖民时期在地理和心理上的错位和文化反思；在中国进入千禧年，加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代艺术在内容、形式、媒介等方面从宏大叙事向个体化转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多样性——具体体现在艺术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支配性的文化逻辑和话语，西方跨国资本以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日益渗透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乃至第三世界或南方国家，但后现代主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变成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是否我们可以说那些国家的文化更接近现代性，或者更迫切地需要现代性？是否世界只允许一种现代性？通过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接触和对抗的催化，第三世界国家能否获得非西方形式的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要指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表现方式。当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仍依靠发展中国家并且以低于国内成品价输入成品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就彰显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含义。在如此情形下，“后现代性”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用来描述“后现代”社会（即发达国家）诸多复杂问题的概念。当“后现代”和“后工业”成为主导模式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意义超出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范畴。正如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指出的那样，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像许多非洲国家，在显而易见的现代性表征下蕴涵着关于后现代艺术、后现代知识以及后现代经验的自身属性。2

生活在第一世界国家中致力于研究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知识分子，应该谦虚地学会阅读、观察和倾听来自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不同声音，应深谙存在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需清醒意识到在现代主义、工业主义的秩序中存在着一种新型的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的等级结构，应该在尊重“他者”的同时接受存在的另类文化的现代性。

因此，本次展览以“金砖国家”为出发点，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第一次发挥了改变作用，其影响力在本土与全球同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以其独特的方式隐喻或折射出这种经济的活力。那么，艺术将如何反观与体现出社会的巨变，这些变化在文化与个体生命的叙述中如何表现和发展，将是这个展览关注和探究的核心议题。

虽然“金砖国家”是一个经济概念，但是本次展览凸显的是以“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兴国家的艺术发展方向——识势、顺势、应时。由于“金砖国家”分散于几大洲，它们呈现出各自的地缘文化特征，并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呈现出各自复杂多元化的生长路径，从而为全球多元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一种代表新兴国家的文化力量。简言之，这种特殊的文化地理分布状况引领着新兴国家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表征，或者像阿帕都莱所说的“消散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之特征——艺术基于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而迸发出混合活力和建构的自身维度。

本次展览将由四个方向展开：混合生长（The Jumble of Growth）、癫狂的空间（Chaotic Space）、话语现场（Discourse Practice）、个体叙事与微观生命（Individual Narrative and Microscopic Bodies）。

一、“混合生长”指涉的是艺术生长土壤的革新与互生关系。艺术家的创作大多受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影响，变革的文化土壤带来的复合语义为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与意义。与此同时，日益全球化的社会景观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文化相互作用及彼此影响，新的跨文化的艺术元素与意识形态要求我们以全球化的视角去思辨这种相互依存共生的艺术。这种文化特征反映在像肯德尔·戈尔斯（Kendell Geers）、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Clemente）和高伟刚等艺术家的作品之中。

△肯德尔·戈尔斯

全世界受苦的人

2016

△高伟刚

消化

2014

二、“癫狂的空间”再现了在如今复杂多元的社会变化中多维度空间（都市空间、公共空间、日常空间、虚拟空间等）的问题与状态。正如福柯（Foucault) 在《关于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 中所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基本上与空间相关，而与时间无甚关联。”3

△杜震君

通天国-打瞌睡

2010

当这样的空间于艺术家的主观性相遇时，会激发出艺术家的不同判断和想象，及其分析与表现。在这种看似混乱的空间中，恰恰展示出了艺术家理性的视觉隐喻。而这种癫狂的生长氛围正是飞速全球化与复杂现代性带给我们或多或少关于对生存际遇的思考。参展艺术家杜震君、翁奋、马尔库斯·拉米雷兹·艾尔（Marcos Ramirez Erre) 和曾家伟等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表达了对多维空间中存在的复杂议题的反思。

△曾家伟

新地标系列

2014

三、“话语现场”指向的是现实问题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再现的方法还是观念的方法，艺术家以其敏锐的直觉和想象力将实验、介入、解读与批判贯彻其作品中，使其作品体现出各自的立场、观点、态度。他们以这样的艺术行动不仅释放出积极而个性化的回应，而且彰显了文化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像倪海峰、费尔南多·卡斯蒂略（Fernando Castillo）、王国锋、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Hirschhorn）和胡庆雁等艺术家的作品都体现了观念介入或干预现场或语境或现实的主观分析意识。

△费尔南多·卡斯蒂略

兵马俑

2016

△胡庆雁

十件雕塑

2011-2012

△倪海峰

HS 9703.00 与 HS 9701.10.00

2015

四、个人叙事与微观生命表现的是个体在宏观社会与微观身体中的生命意识与状态，即把生命本能、生存情感及其境遇作为个人叙事的砝码。然而，身体作为载体与艺术叙事的母题，涉及到身体作为符号蕴含着人的复杂状态及其文化边界的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身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视为一种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一般意义上，身体蕴含这样几个层面的内涵：1. 自然的身体 2. 社会的身体 3. 科学的身体。除了这样几个层次内涵，还存在一个艺术的身体。身体被（艺术家）看作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媒介，具有对以上层面的僭越，超越了身体的界定、局限和规定。正是基于这一独特视野，艺术家将身体作为叙述的媒介，挖掘和表现了身体的潜能与无限。正如威姆·德沃伊（Wim Delvoye）、维尔弗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曹雨和宋兮等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了身体和微观生活的生命哲学。

△威姆·德沃伊

消化系统5号

2006

△宋兮

光之身体

2015

第三届今日文献展的主题明确提出了具有鲜明针对性的文化命题。展览以隐喻而哲理的视觉图像来解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日益加剧的危机——矛盾、冲突、共存及竞争关系。该展旨在从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角度出发审视这一当代艺术的新地带，即它应被看作是交织着不同文化发生碰撞和融会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不管这些“碰撞”有多么激烈和不平等，但这些复杂的、交叉的“接触地带”作为各种艺术发生互为指涉的场所，其中涉及的权力意志以及对发生的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都会尽现原形。这样的“接触地带”不仅为阐释多元文化提供了机会，而且还可引发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无论如何，这一地带的艺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力图构建差异文化的相遇，在发现他者的同时实现发现自我，即通过对话和分享最终呈现新的艺术景观。每个区域在吸收和融合其他文化的同时又极力表现出抵制和抗争的自觉意识，以力保其文化的独特性。正如我们觉察的那样，这一地带的艺术家为了建构新艺术而选择逃离中心支配话语秩序，以批判理性主义的话语逻辑，即对中心主义的线性逻辑进行任意挪用、切割和攫取，把作为整体性的碎片主观抽离和演绎，重新建构成新的艺术语言。所以，第三届今日文献展的艺术目标，既反思传统议题，也直面现实问题；既揭示文化层面，也反映艺术现状。

历史从来没有永远固定存在的事态秩序，事物秩序也从不是永远处于固定状态，而是变化和不确定的。今天，我们不妨以更实验和更尖锐的意识，抓住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却未必能揭示的一种潜能，将分散存在的这些（艺术）潜能集合并让其浮出水面，以建构这种新的艺术整体性。

2016年10月底于望京工作室

注：此文为2016第三届今日文献展策展文章，有删减。

1 见《明镜》周刊（Der Spiegel）,16, June, 2003。原译文出自《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邓伯宸译，2007 年 10 月版；原文出自：“Old Europe, New Europe, Core Europ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the Iraq War”Daniel Levy, Max Pensky, John Torpey edit.

2 Appiah, Anthony.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1992.

3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Politics-Poetics, documenta X – the book, Cantz, 1997, p.263.

以上为节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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