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面对全球治理变革与领导力赤字，中国如何为世界培养未来的引领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人大重阳研究员敦志刚在核心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发表文章， 系统探讨了以中国理念与实践为内核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旨在为处于迷茫与分化中的国际社会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传统范式、更具包容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的新型方案。此前，人大重阳研究团队曾发表过多篇全球领导力相关研究文章 （） 。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17900字，预计阅读时间45分钟）
▲ 本文刊发在 CSSCI核心、北大核心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1期 ，左右滑动可查看全文。
面向2050，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重塑国际格局，引发领导力赤字与治理体系失效危机。文本系统梳理了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的内涵要义与核心特质，旨在回答如何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意义的领导力培养体系这一根本问题。当前，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面临复合型人才缺口、数字治理体系人才断层、可持续发展整合真空、非传统安全治理赤字、跨国危机协同匮乏以及代际领导力衔接断档等六大瓶颈。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以普惠性教育体系为依托，基于高水平开放协作实践及和合共生文明观，深化数智时代素养培育工程、锻造多维危机协同治理能力、创新多元文明互鉴融合机制、重塑多边协作制度创新引擎，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提供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
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领导力赤字；核心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
●正文
01
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重塑国际格局，面对气候变化、地缘冲突、发展失衡与科技革命等相互交织的全球性挑战时，西方价值体系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僵化失效，陷入“领导力赤字”困境。这一现实不仅反映了既有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与多极化世界现实间的结构性错位，而且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在价值包容性、文明多样性和实践有效性方面的严重不足。随着全球领导力分布呈现“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趋势，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超越单一文明视角，真正倾听多元声音、尊重不同发展经验、融合多样文明智慧。
在这一背景下，文本重点回答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时期，基于中国理念和中国实践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如何重新定义全球领导力内涵，区别于传统西方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种新型全球领导力人才应具备哪些核心能力等问题。
面对全球治理的深刻挑战与发展赤字，中国通过自身发展实践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系统思考，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提供了理念启示和实践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哲学高度揭示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本质，为处于迷茫的全球治理指明了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方向。
这一理念绝非抽象诉求，而是根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在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展现，即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到促进文明对话互鉴，中国展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求真务实的行动力。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强调：“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石，而且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显著的制度效能、日益深化的对外开放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培养新型全球领导力人才构筑了显著优势。
当前，中国致力于塑造兼具“合作力、发展力、创新力、协同力、包容力、融合力”的新时代全球领导力人才，旨在为世界输送能够打破思维桎梏、连接不同文明、引领协同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系统化、建制化探索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亟须解决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领导力话语体系、构建真正具有全球包容性的领导力理论框架，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智慧转化为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在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过程中平衡民族性与世界性、价值引领与能力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多重关系等现实问题。
02
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内涵要义
全球领导力研究历经数十载演变，已从早期关注个体领袖特质逐渐深化为对复杂系统影响过程与变革能力的探究。有学者将其定义为“通过协调合作影响全球共同体思维与行为，以实现共同愿景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全球领导力培养的核心是“在复杂条件下，基于互信并通过有效沟通改变现有体系，创建有效结构与程序的能力”。面向人类文明系统性挑战的2050年，这一能力亟须在维度、深度与适应性上实现质的跃迁。
文本结合人类文明演进与全球治理变迁的宏大背景，基于“超越地理文化边界的影响力”这一经典定义，融合“激发共同愿景、促进合作决策、适应变化、激励多元员工”的洞察，认为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精神内核、以“全面发展2050目标”（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Goals 2050，CDGs2050）为战略航标，具备多维复合治理能力。其核心要义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视野下的领导力培养概念，注重以人才涵养力为根基、以制度创设力为要义、以发展引领力为核心、以文明感召力为生命的四维培养框架，各维度相互联结、动态演化，共同构成新型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价值坐标与实践路径。
（一）人才涵养力是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根基
跨国教育共同体建设是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孵化器，核心在于突破国界藩篱，推动国际标准互认、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和多边实践平台深度共建。这一过程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传递，强调培育能够在多元文明碰撞中敏锐识别共性需求、提炼“新元规则”的制度革新者。有学者认为，领导力的全球发展需应对新形势、新问题。
这要求全球领导力人才具备三大基础素质，即复杂性认知能力（高准确度获取并甄别多元矛盾信息源）、卓越的跨文化人际能力（在不同国家与文化环境中得体有效互动）、强大的情境学习与道德定力（在经验中学习，在伦理迷思中坚守高尚理性）。跨国教育共同体通过模拟全球复杂治理场景的实践演练，结合美国学者马歇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等提出的五大要素培养框架（全球思维、尊重差异、技术悟性、伙伴意愿、开放分享），为未来全球领导力人才在文明交汇点的理解、尊重、融合与创新提供预演平台，其目标旨在培养一大批深谙“和而不同”治理智慧、尊重不同文明价值体系、能够提炼共识性制度内核的全球领导力人才。
（二）制度创设力是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要义
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是复杂的过程系统，即“影响代表多样性文化、政治、制度系统的个人、群体与组织（全球组织之内和其边界之外），为实现全球组织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面向2050，创设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制度的要义在于以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区域发展失衡为核心实践场域，锻造具备“技术—制度”协同创新能力的全球领导力人才。这种创设力要求其直面技术霸权垄断、气候融资困境、数字鸿沟扩大以及代际发展价值断层等挑战。有学者认为，领导力是“影响全球共同体的思维、态度和行为，以协同地共同工作，实现共同愿景和共同目标的过程”。
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亟须强化覆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韧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技术标准共塑、危机早期预警协同、非传统安全威胁联防联控等核心能力集群。这一能力系统旨在构建更具弹性与包容性的全球规则体系，通过制度供给弥合治理赤字。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创设力要求超越零和博弈的“绿色壁垒”思维，推动建立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兼容南北发展需求的创新融资机制（诸如气候韧性债券）与技术转让框架。
（三）发展引领力是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核心
发展引领力是“鼓励和影响全球各地人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的能力……以促进居于并之于整个星球的生活质量”。面向2050，发展引领力的核心在于彻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知识垄断，以多文明知识体系深度交融为根基，构建涵盖数字伦理、气候正义、代际公平、生物多样性保护伦理等多维价值的复合型治理知识库。这种知识库不是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通过跨文明对话解构单一发展标准，提炼更具包容性的评估框架与行动原则。有学者认为，领导力需“在复杂条件下，通过有效地沟通，改变组织中现有的体系和模式”。
在这一知识基础上，未来的全球领导力人才是能够设计弹性制度框架的战略建构者，不仅能精准预判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社会、气候变化临界点等巨变趋势对全球发展轨迹的影响，而且能在多元知识碰撞中设计出具有高度适应性、可容纳不同发展阶段诉求以及动态调整的多层治理架构。
（四）文明感召力是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生命
文明感召力是“在时间、空间和文化复杂性条件下……通过发展信任和组织结构与过程安排而建立共同体，在组织内形成显著积极变化”的行为体系。依托跨文明价值共识的深度整合，文明感召力成为领导力的灵魂，其核心路径在于通过人才培养的全球伦理延伸，培养出能够调和多元文明治理逻辑、构建“公平—包容—可持续”全球公约数的价值引领者。有学者认为，早期全球领导力研究整合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外派适应、全球管理及比较领导力四大领域。
面向2050，文明感召力要求更深层次地超越符号差异，洞察并凝聚人类文明深处的共同价值渴望，例如，对和平的珍视、对尊严的捍卫、对美好家园的守护、对后代的责任，等等。这要求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敏锐识别不同治理逻辑中的和谐音符，将其有机整合为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全球治理“和弦”。
实践层面体现为推动价值具象化，例如，将宏大伦理原则转化为国际规范、全球倡议（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边合作项目中的可感行动逻辑。在推动构建“公正转型”框架时，全球领导力人才要以文明感召力弥合北半球绿色技术领先国家与南半球资源输出国家间的信任赤字，使其真正承载代际内与代际间的双重公平，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气候正义共同体”，确保在转型过程中不受新型结构性压迫。这种感召力本质上是通过价值共振建立最广泛的“认同同盟”，为非零和博弈的全球协同提供深层“黏合剂”。
面向2050，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要注重人才涵养力、制度创设力、发展引领力、文明感召力，搭建“教育协同—治理实践—知识创新—价值共识”四位一体的螺旋式培养结构。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不是霸权护持的工具，也非大国角力的延伸，而是化解人类集体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治理能力变革。唯有扎根于教育协同、淬炼于治理前沿、升华于知识创新、融通于价值共识，不断涵养兼具全球视野与本土情怀、制度智慧与伦理勇气、技术洞见与文明包容的新型治理力量，人类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中校准航向，谱写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是超越民族国家本位的历史责任，也是对人类文明终极命运的最高担当。
03
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
核心特质及独特优势
（一）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核心特质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度重构全球生产力布局与国际权力结构，气候变化威胁突破线性发展轨道迫近文明安全底线，多极地缘格局日益凸显，持续激化体系结构性竞争，作为“AI原住民”的α世代（2010年后出生的群体）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根本性地重置全球价值坐标与人际协作逻辑。
在这场复杂变局中，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内涵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新型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要求超越短期国家利益与僵化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锚点，以文明共生为底层逻辑，在“技术—气候—秩序”三元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路径。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文明存续与人类解放的终极命题中培育兼具战略定力、文化敏感性与系统变革力的全球领导力人才，进而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1.全球愿景引领与国际战略构建能力
一是构建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能力。能够将多元文明诉求融入跨国协作框架，主导设计应对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议题的全球公共产品机制。二是战略远见与结构性分析能力。以跨代际视角洞察经济、科技、生态系统的非线性演变趋势，在复杂系统中识别关键杠杆点。三是战略定力与动态适配能力。在技术奇点与地缘格局震荡中保持战略韧性，将区域治理嵌套全球价值网络，制定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多轨推进路径。四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能力。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2.文明互鉴对话与多边治理协调能力
一是跨文明对话的机制化构建能力。通过整合人类认知框架，在气候变化、AI伦理等议题中调和不同文明的治理逻辑差异。二是多边治理网络的动态协调能力。发扬“新多边主义”，既维护联合国宪章基石，又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平衡主权国家、跨国企业与国际组织间的利益张力。三是跨学科知识转化能力。通过解码不同文明对技术革命、生态危机的认知范式，构建包容性规则体系。四是文明价值公约数提炼能力。以文明共生框架对冲地缘博弈，在制度设计中嵌入多元文明的伦理底线与价值共识。
3.创新思维激发与数字治理驾驭能力
一是前沿技术整合能力。数字技术所催生的算法治理、数据主权和标准竞争，正成为领导力的关键支点。与传统依赖资源控制和制度输出的霸权逻辑不同，AI时代的全球领导力必须超越物理实力的扩张，走向政治协商、价值共识与治理伦理重构的领导力范式。这一范式不仅要求国家掌握技术创新能力，更强调其制度适应性、跨文化沟通力以及在技术主导世界中的哲学引导力。掌握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的战略级应用，通过“数智引领课程体系”推动技术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二是数字敏捷性与治理框架构建能力。在智慧城市等场景中平衡创新与监管，基于“人机共享决策”模型建立算法伦理的全球标准。三是创新驱动与变革管理能力。运用“即兴创新”与风险韧性思维，激活跨国技术迭代的协同网络，推动颠覆性创新并快速适应变革。四是元认知治理能力。构建“技术理解—价值判断—制度设计”三维框架，在AI赋能下实现个性化领导力开发与全球数字公域治理的有机统一。
4.持续发展推动与全球责任践行能力
一是对ESG（Environment、Social、Governance，环境、社会、治理）原则的系统整合能力。以全球公民意识平衡经济利益与生态正义，驱动组织向可持续范式转型。二是气候系统思维与碳中和领导力。具备将气候行动融入所有决策的全局视野，能够协调“集体—技术—绿色”领域的智慧基建转型。三是掌握能源系统跨界重构能力。运用碳核算与绿色金融工具打破“能源—基建—金融”壁垒。四是具备气候韧性建设的前瞻性思维。将社会公平、气候治理嵌入全球决策，塑造兼具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治理模式。
5.风险预判前瞻与危机管控系统能力
一是构建系统性风险图谱的全局洞察力。通过多维度分析预判气候突变、产业链断裂等复合型威胁。二是锻造危机沟通中跨文化共识凝聚能力。依托国际协作机制化解数字鸿沟与新兴技术失控风险，在舆论对抗中构建基于实证的全球危机响应网络。三是掌握“预测—预防—响应”全周期管理能力。通过全球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四大发展红线（战争、经济危机、技术失控、气候灾难），通过地缘政治推演与供应链韧性设计，构建多边协同的全球抗风险网络。四是具备灵活应变的危机管理能力。迅速应对突发地缘政治危机，并通过有效的调解与转化机制化解冲突，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
6.包容发展促进与公平正义捍卫能力
一是多维度公平调节能力。运用国际组织协作平台，协调代际生态正义与代内发展权矛盾，聚焦技术普惠、教育平权等议题，构建补偿性公平的跨国实践路径。二是文明共生制度设计能力。构建“多中心化”全球公共品供给体系，从疫苗专利共享到跨境碳税协调，以多利益相关方动态协商机制平衡效率与包容性。三是动态均衡制度设计能力。坚持防止贫富分化的均衡发展理念，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四是多边协调能力。在气候融资、数字税等政策差异中推动国际规则调适，依托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凝聚发展共识，超越单一国家视角，构建包容性伙伴关系。
7.领导范式革新与价值共识凝聚能力
一是跨文化价值整合能力。通过文明互鉴机制将多元价值观转化为全球发展公约数，在多元文明中凝聚发展共识，提炼文化软实力建设路径。二是冲突转化型对话能力。掌握“对话型领导”模式，通过文化解码技术消除认知偏差，在谈判中识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决策差异。三是汇合主权协作能力。在去中心化组织趋势下实践“共享领导”模式，搭建“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协同治理网络。四是伦理化信任构建能力。在多元环境中建立信任并激发情感共鸣，通过伦理决策框架平衡权力关系与价值冲突。
8.“α世代”特征洞悉与代际价值整合能力
“α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是人类生育率拐点的一代，中国“α世代”的成长进程与实践贡献既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也同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演进密切相关。一是具备跨代际沟通与桥梁搭建能力。能够理解和调和不同世代间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工作需求，尤其是能够与以数字化、科技为主导的“α世代”建立有效沟通。二是具备跨文化同理心与包容性治理能力。能够识别并引领全球社会与科技的变化趋势，理解“α世代”对社会、环境及技术的期待，并在决策中充分考虑其需求。三是具备强大的道德感与责任意识能力。确保决策不仅符合当前利益，而且兼顾跨代际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推动全球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四是可持续价值共创领导力。在气候行动、太空治理等人类共同议题中，构建跨越代际的前沿技术部署与传统文明智慧的对话桥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代际正义与文明永续发展。
9.地缘政治平衡与冲突转化疏导能力
一是冲突转化机制设计能力。掌握“非战发展”思维，能够运用全球安全倡议经验，将地缘冲突转化为合作机遇。二是锻造动态竞合管理能力。通过非零和博弈策略创建战略“竞合缓冲区”，在科技、经贸等领域建立对冲机制，实现战略竞争的动态可控。三是替代性争议解决体系构建能力。深化冲突转化技能体系，创新运用仲裁调解、贸易争端替代性解决等机制，将危机转化为制度创新窗口，避免贸易战等冲突转型升级。四是全球利益再平衡能力。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动态平衡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在气候融资、网络主权等议题中构建“发展安全共同体”治理模式。
10.伦理底线守护与技术向善驱动能力
一是技术伦理框架构建能力。基于科技伦理治理实践，设计“预防性伦理—动态治理”双轨框架，在科技伦理治理经验基础上构建全球AI治理标准。二是道德决策系统设计能力。将伦理决策纳入考核，强调“科技向善”，以道德框架约束技术滥用。三是文明级伦理韧性培育能力。融合中国红色基因中的集体责任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技术谦逊”的文化生态，在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颠覆性领域设立伦理防火墙。四是全球治理智慧转化能力，通过平衡技术创新与文明底线，在技术霸权竞争中构建以伦理共识为基石的数字文明新秩序。
（二）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独特优势
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竞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发展理念、制度效能、开放水平和文明感召力的深层竞争。中国在全球领导力人才培育领域逐渐展现出深层次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治理智慧，淬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着眼于人类共同发展的长远愿景。这些优势并非单一领域的领先，而是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开放格局与文化底蕴四重维度协同作用的有机体系，共同构建了兼具中国特色、世界意义与未来适应性的新型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方式。中国模式的根本优势在于能够超越传统领导力人才培养的固有局限，为应对21世纪中叶的复杂性全球挑战提供新思维、新方案和新实践。
1.价值内核优势：超越支配型模式，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高度
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本质差异首先体现在价值内核层面。西方中心主义的领导力培养模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技术制度扩散，但其内在的排他性与霸权维护逻辑使其在多极化时代日益沦为单极秩序工具。西方中心主义领导模式本质上是对“支配型领导力”的培养，其话语体系通常包裹着“普世价值”的外衣，在实践层面呈现双重标准：强调基于规则秩序的同时屡屡规避多边机制，推行单边主义；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滥用技术封锁与“长臂管辖”，结果非但未能实现普遍繁荣，反而加剧了全球发展的断层化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面对这一全球性困境，中国基于对世界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新方案。这一理念并非政治口号，而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治理智慧的时代转化，系统回应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重维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系统性实践内涵。这一理念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权责共担、利益共享的整体性治理哲学，旨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秩序。在这一理念的滋养下，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具备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局意识与责任伦理，其核心优势突出表现为两种关键能力培养。
一是卓越的协作型领导力培养。传统的全球化方式建立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理论之上，虽然在特定阶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内在的竞争性与脆弱性无法应对当今世界叠加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例如，气候灾难、金融危机、地区冲突及技术伦理挑战）。这些挑战具有跨国性、传导性与复杂性特征，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或单独解决。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蕴含“合力致远”的东方智慧。这类人才尊重并能够正确运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框架，将其作为化解国际危机、协调各方利益的有效平台。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致力于在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间构建利益交汇点和目标共识区。这种以团结协作取代战略竞争、以系统韧性替代效率极化的领导风格培养，是未来世界的重要核心能力培养方向。
二是前瞻的发展型领导力培养。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方式正遭遇广泛质疑，其将特定发展路径包装为“唯一正统”的现代化方案，在实践中伴随干涉主义、经济胁迫与结构性不平等。中国通过自身成功实践，实现了全球发展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具备推动发展方式变革的能力，即善于从中国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绿色转型等伟大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知识。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追求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等等。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并非将这些经验作为模板输出，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参考和信心支撑。这种立足自身、放眼世界，推动全球发展理念向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方向演进的能力，是中国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奠定的深刻理念基础。
2. 体系支撑优势：突破选拔窄化，筑牢大规模选拔体系的制度基础
人才产生的制度土壤较个体能力更加重要。全球领导力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性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精英教育体系的排他性。面向的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深厚的公平赋能领导力培养。中国通过教育实现大规模社会流动，数以亿计的青年通过高考等公平化机制改变了自身和家庭的命运，这种集体记忆和社会实践使普惠、公平成为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内在价值追求。走向世界舞台后，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以推动教育公平、拓宽参与渠道为己任。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不仅是全球教育的受益者，而且是全球教育公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积极推动跨境教育合作，促进知识资源的全球流动与共享，致力于为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创造发展机会。这种致力于“授人以渔”、释放全球人力资源潜能的领导力培养方式，是破解全球不平等难题的关键。
二是综合的跨界整合领导力培养。21世纪的全球性挑战亟须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和宏观的系统思维。中国教育体系正从传统的应试教育向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终身学习为支柱的现代化培养体系转型。这一体系强调“五育并举”，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这一体系培育的人才不仅拥有精深的专业技能，而且具备宽广的战略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能够从复杂系统中识别关键杠杆点，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实现协同治理。这种系统领导力是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公共卫生等复杂挑战的必备能力。
3. 开放联动优势：破除封闭倾向，打造开放协同的联动网络
全球领导力培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拥抱开放、促进联结、催化创新。当前，世界正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的冲击，“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思维甚嚣尘上，严重侵蚀了全球合作与信任的基石。这种以孤立和自我封闭为特征的“封闭倾向”，不仅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且会制造新的危机和分裂。
中国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开放；面向未来，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到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全球开放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和深度参与者。这种国家战略层面的开放意志深刻塑造了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精神底色，即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不是塑造民族主义者，而是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主义者，中国崇尚在开放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这种开放性的国家实践，赋予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两大独特优势。
一是强大的多边协调领导力培养。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依赖全球范围内的协同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是共商共建共享这一全球治理观的天然践行者。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展现了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卓越的议程设置能力、利益协调能力和项目执行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中国为“多边主义的一大中心支柱”， 肯定了中国在全球协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致力于寻求最大公约数、构建广泛联盟的能力培养是化解全球冲突、推动集体行动的关键。
二是持续的开源共创领导力培养。在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焦点的今天，中国坚持开放式创新，反对技术封锁和科技霸权。中国通过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建设联合实验室、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开放平台，积极推动知识、技术和人才的跨境流动。在这一环境中成长的人才能够深刻理解开放是创新的生命线。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是未来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式，致力于推动建立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倡导技术普惠，推动先进技术（例如，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以可负担的方式惠及发展中国家，避免出现新的“科技鸿沟”。这种以开放催化创新、以创新促进共享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方式，是驱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4. 文明互鉴优势：超越二元对立，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对话
最深层的领导力培养优势源于文化塑造。文化的感召力、包容力和适应性，决定了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能否获得广泛的认同与追随。长期以来，西方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主导国际话语，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文明差异视为动荡根源。该话语体系已无法应对各文明群体追求公平发展与文化尊严的强烈愿望，甚至成为全球治理深层次矛盾的诱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文明相处之道。全球文明倡议承认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主张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探寻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破解全球治理价值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源自这一文化沃土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带有和谐、包容、融合的基因。这一文化优势具体赋能两大领导力培养优势。
一是深刻的文明对话领导力培养。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哲学，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对自然无限索取和征服的发展方式。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双碳”承诺是这一文化传统在现代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从工业文明的掠夺式逻辑向生态文明的和合共生逻辑转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是创新的多元融合领导力培养。中华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精神培育的领导力人才具备非凡的跨文化理解力和文明融合力。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将文明差异视为创新的宝贵资源，善于在不同文化体系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发现不同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解决方案间的互补性，并创造性地将其融合，提出新的解题路径。在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下，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人才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且是文明创新的催化剂，能够将文明的多样性转化为全球合作的新动力和共同发展的新机遇。
04
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现实瓶颈
当前，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危机。霸权思维、阶层固化、孤立主义、文明冲突等旧范式的局限性与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点，面向2050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经历了体系性、复合性、跨代际的深刻变革，其人才缺口本质是现有知识生产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与国际治理结构滞后于时代变革的表现。
（一）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与跨文化协同的复合型人才缺口
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与文明冲突的隐性化催生“规则重构者”与“文化解码者”。面向2050，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应对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与文明价值冲突三重挑战，亟须突破传统治理框架，建立跨文明的战略对话能力——既能够设计包容南北国家的碳关税分配机制，又可以化解数字货币主权争议背后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具备综合治理、政策分析和跨国协调能力的领导力人才依然稀缺，尤其是全球贸易协调型领导力人才面临缺口，能够同时实施“渐进式改良”和“突破式创新”双轨变革的领导力人才在全球占比严重不足，这一人才缺口不仅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而且阻碍国际合作的有效性。
当前，教育体系偏重专业细分忽视系统整合，国际组织的人才选拔机制受传统权力结构制约，导致既精通国际法理框架又深谙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复合型治理人才严重不足。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效能，而且将加剧全球公共政策碎片化风险。联合国发布的《2024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全球仅17%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展顺利，超过1/3的目标陷入停滞或倒退，对兼具技术能力和跨文化行动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
（二）面临数字技术治理与战略转化的创新型人才断层
数字文明时代的全球领导力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技术治理能力已成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要素，面向2050的创新型人才需兼具“架构师”的远见与“守夜人”的定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交叉融合，要求创新型人才必须建立“技术—伦理—治理”三位一体的新型决策框架。
当前，这一领域的人才储备存在双重失衡：一是技术专家缺乏将技术演进嵌入全球治理框架的战略视野，传统治理精英难以突破技术认知壁垒。特别是在数据主权、算法伦理、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缺乏既懂技术底层逻辑又能统筹制定国际规则的跨界人才。二是数字化转型与领导力人才培养相脱节，技术变革速度远超人才能力迭代周期，催生技术整合能力缺口。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平衡技术差异（例如，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并推动技术创新，但现有全球领导力模型多聚焦传统技能，忽视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战略应用。这种能力断层将加剧技术治理标准的割裂，甚至可能引发数字领域的“新冷战”格局。
（三）面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ESG实践的整合型人才真空
碳中和目标与ESG准则的推进正在重塑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价值坐标体系。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将演变为复杂系统的重构艺术——既需解决当前能源转型的产业阵痛，又要为未来的生态承载力预留制度弹性空间。未来的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具备将环境责任、社会效益与商业逻辑深度融合的战略设计能力，这种要求已超越传统CSR（企业社会责任）范畴，进入“可持续发展即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
当前，全球人才市场呈现结构性错配，环境科学家缺乏商业转化思维，金融精英囿于短期绩效导向，政策制定者受制于任期周期局限，等等。尤其在碳资产管理、气候金融工具创新、循环经济模式构建等交叉领域，能够贯通自然科学规律、商业运营逻辑和公共政策设计的复合型领导力人才严重不足，这种人才真空将迟滞全球气候行动的实质性突破。
（四）面临冲突预防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战略型人才赤字
全球权力格局的多极重组催生新型文明冲突形态，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具备“深层认知系统升级”能力。当传统地缘政治冲突与新型网络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危机、粮食安全、难民问题形成连锁反应，亟须建立“预测—预防—调解”的全周期治理能力。
当前，国际社会既缺乏对文明冲突深层机理的认知突破，也缺少在数字空间构建信任机制的方法创新。安全治理领域的人才培养过度依赖传统军事外交路径，对认知战、信息生态治理、非国家行为体博弈等新兴挑战的应对准备不足。未来的调解型领导力人才需扮演“文明翻译家”角色，既要葆有文化本真性，又能构建超越特定文明立场的“元共识”。
（五）面临跨国危机管理与韧性建设的协同型人才匮乏
全球风险的“多米诺效应”正在突破传统危机管理的认知边界。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同时应对“黑天鹅”事件的突发性与“灰犀牛”风险的慢性侵蚀。从极端气候灾害到新型生物安全危机，从金融系统脆弱性到社会信任度衰减，现代危机的跨界性、并发性特征日益显著。核心矛盾在于传统线性思维培养的应急人才难以应对非线性风险的指数级叠加，且现有的风险管理工具在应对气候—经济—政治连锁反应时存在根本性局限。现有危机管理人才多聚焦单一领域的应急处置，跨国危机管理领导力人才不足，缺乏在多级阈值下实现“防—抗—救”协同的体系化思维。在国际协作机制中，技术官僚的专业理性与政治家的价值判断通常难以有效统合，导致全球风险治理面临“碎片化应对”困境。
为有效应对上述困境，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具备“时空折叠”的预判能力，其知识结构需融合复杂科学、行为心理学与哲学思辨等多重维度，这类人才的稀缺或将放大全球系统的脆弱性。智睿咨询（DDI）发布的《2025全球领导力展望》报告显示，在对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超过1.4万名企业领导者的调研中，54%的受访者认为“吸引与保留人才”是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52%的受访者将“全球经济衰退/增长放缓”列为第二大挑战，33%的受访者关注“打造韧性组织”，2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环境”方面信心不足。
（六）面临代际价值重构与数字文明衔接的过渡型人才断档
随着α世代逐步进入社会，代际领导力断层问题将从Z世代向更年轻群体延伸。α世代的数字原生革命正在颠覆权力生成逻辑，2050年的组织变革将面临“数字巴别塔”式的代际断层。未来的全球领导力人才需构建“认知界面转换器”——既能理解Z世代对元宇宙组织的天然认同，又能将α世代的代码思维转化为现实治理框架；不仅要保护新生代在区块链自治中的创新激情，而且要规避去中心化引发的责任消散风险。当前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体系存在断档：既有领导力人才对数字原住民的思维特质缺乏本质理解，新生代尚未完成从技术依赖到战略思维的进化跃迁。这种过渡型人才断档可能导致组织效能的结构性损耗，甚至引发代际文化传承的断裂危机。
05
面向2050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的实践指向
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竞争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系统性竞赛。中国在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方面需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举措，以CDGs2050为框架，整合技术驱动、全球协作、绿色转型、包容韧性四大支柱，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全球提供可借鉴的发展路径。这些举措既要立足中国实际，又要具备全球视野；既要注重理论创新，又要强化实践探索；既要发挥制度优势，又要激活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构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新格局。
（一）重塑未来视野，深化数智时代素养培育工程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重构全球价值链与治理秩序的关键历史阶段，未来全球领导力人才需具备应对复杂系统的数字化核心素养，可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数智时代素养培育工程。
一是构建全球数字化领导力核心能力矩阵。组织顶尖专家团队系统界定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元宇宙空间治理、量子通讯安全防护等未来关键能力要素，制定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国际通用分级标准体系。这一体系应融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技术治理理念，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提供统一规范的能力标准。
二是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治理伦理与前沿技术认知培训。在高校核心课程嵌入算法伦理审查能力培养模块，将科技伦理思辨能力作为全球领导力人才选拔的一项核心指标。通过设立科技伦理委员会、开展算法审计实训、组织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等方式，全面提升全球领导力人才对技术风险的识别和管控能力。
三是系统部署下一代智能学习生态系统建设。加快推动覆盖主要经济体教育机构的智能学习伙伴计划，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科研机构协作的“三位一体”运行机制。该机制要注重在根本思维层面实现由短期绩效导向到长期文明责任的转换，系统培养具备数据驱动思维与道德风险判断能力的复合型领导力人才，培育能够驾驭技术革命与文明演进深层关系的全球领导力人才。
（二）构建韧性根基，锻造多维危机协同治理能力
为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缘政治冲突、重大自然灾害等系统性风险挑战，要将构建韧性理念内化为全球领导力人才核心素养，通过全方位、高强度的危机应对实践锤炼其多维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在顶尖教育机构和跨国治理平台深度嵌入“系统韧性思维”训练。通过开发复杂性科学课程、组织危机模拟演练、开展情景规划训练等方式，强化学员对复杂适应系统和脆弱性节点的理解，培养其在不确定性中预判风险链条、识别关键干预点的战略洞察力。
二是主导建立“全球韧性治理知识枢纽”和国际危机管理标准化框架，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共享数据库与应急协议接口，为危机期间的多元主体即时协作提供制度化保障与可互操作工具。这一平台可整合各国应急管理资源，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和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全球危机应对的协同效率。
三是强化全球领导力人才在维护脆弱国家、区域及全球关键基础设施韧性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实战技能。通过组织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实训、开展韧性城市建设研讨、实施应急管理系统升级等项目，确保全球领导力人才在极端冲击下仍能维系治理核心功能运转。
（三）提升包容维度，创新多元文明互鉴融合机制
在文化冲突频发与移民浪潮持续的背景下，价值整合能力已成为全球领导力效能的决定性因素，可从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全面实施跨文化沉浸式思维养成行动计划。可系统设计联合国青年领导力人才交流计划深度优化方案，推动形成“核心治理任务轮岗”运作机制，确保实现关键岗位人才实质性流动履历覆盖。可通过建立跨国实习基地、组织文化沉浸式体验、开展多语言培训等方式，培养全球领导力人才的跨文化理解和沟通能力。
二是深化构建信仰共同体价值融合平台。在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峰会等多边机制框架中嵌入文明对话议程，系统性培养具备调解冲突能力的全球领导力人才梯队。通过设立文明对话中心、开展文化多样性培训等项目，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三是系统实施基层治理能力升级专项行动。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治理创新伙伴关系，重点支持在移民社区治理、极端贫困干预等关键领域联合实施能力建设项目。这一维度的关键在于超越“文明冲突论”桎梏，通过深度经验交流与项目实践，在青年全球领导力人才群体中奠定多元价值观基础。
（四）优化治理载体，重塑多边协作制度创新引擎
伴随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与传统中心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衰减，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更具代表性的制度架构。
一是战略升级国际组织人才供给侧改革。推动优化联合国专门机构岗位分配机制，显著提升非洲、拉美地区全球领导力人才在关键治理机构中的比例权重。通过组织全球治理人才竞赛、建立国际组织实习基地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全球治理人才。
二是创新开发多级治理嵌入式赋能项目。例如，推动建立“城市外交官”国际认证体系，并以U20机制为核心构建全球城市治理创新协作库，支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置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专项基金。通过组织城市治理论坛、开展地方治理创新评选、建立城市间学习网络等形式，提升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三是加快建设数字治理规则协同实验区。在中国—东盟信息港、非洲智慧城市联盟等重点区域率先试点跨境数据流动新型监管机制和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互认协议，形成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实践创新高地。这些实验区应成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试验场和创新源，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提供实践基础。
06
结论与展望
面向2050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是人类应对百年变局深度演进、破解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困境的关键支点。本文系统探讨了以中国理念与实践为内核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旨在为处于迷茫与分化中的国际社会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传统范式、更具包容性、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的新型方案。这一探索深刻呼应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战略部署，也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紧密契合。
展望未来，中国模式的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绝非一国一域之事务，而是关乎人类文明前行方向的共同事业。其成功实践，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担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以及“十五五”规划建议所聚焦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安全稳定、共同富裕等核心任务，为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与实践动能。
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全球领导力人才，不仅是掌握先进知识与技能的专家，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践行者、全球发展倡议和安全倡议的积极推动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者与创新性发展者。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深入实施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必将在全球领导力人才培养领域形成更具示范效应和辐射能力的成功实践，为有效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2050年，注入强劲而持久的中国动力。最终，这种以合作共赢、包容互鉴为底色的领导力新模式，将有助于凝聚国际共识，汇聚全球力量，共同谱写多元文明和谐共生、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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