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31日，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
一辆破旧的汽车卷着黄土冲向机场，车屁股后面，一只金黄色的土狗正发了疯似地狂奔。
它叫“金娃”，死死盯着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因为车里坐着的，是它在这个孤岛上唯一的亲人。
车里的男人叫吴钟华，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
他透过后视镜瞄了一眼那团模糊的黄影，心横了横，一脚油门踩到底，眼泪却不争气地砸在了方向盘上。
这一走，他再也没能回来。
你敢信吗？
在这个太平洋的弹丸岛国，他硬是搞出了一个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一个人，一座馆。
没随员、没厨子、没司机。
整整三年零八个月，他既是大使，又是花匠、修理工、厨子，甚至是看大门的。
这哪是什么风光的外交任务？
这分明就是一场现代版的“鲁滨逊漂流记”。
时间倒回949天前。
1990年2月24日，一架小飞机降落在塔拉瓦那条窄得可怜的跑道上。
吴钟华提着行李钻出舱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红毯，而是扑面而来的热浪和满眼的荒草。
这地方穷得叮当响。
首都塔拉瓦就是个长条状的珊瑚岛，最宽的地方才两百米，除了椰子树和海水，几乎啥也没有。
没报纸、没广播、没电视，日子过得跟原始社会差不多。
可吴钟华根本没时间感叹。
国内下了死命令：建馆期限只有三天。
三天后，也就是2月28日，必须升旗开馆。
他火急火燎地奔向离市区一公里的贝霄岛，租了间破木屋。
这就是临时的中国大使馆了。
接下来的72小时，吴钟华简直是玩了命。
使馆再小，那是国家的脸面，该有的架势一样不能少。
可在这儿，有钱你也雇不到人。
当地工人懒散得要命，答应的事转头就忘。
吴钟华没办法，只能骑着借来的摩托车，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去求爷爷告奶奶。
实在没人干，那就自己干！
这位堂堂外交官脱了西装，换上汗衫，爬房顶拉电话线，蹲地上装传真机。
最要命的是那块馆牌，当地做不了这种细活，他只能找来木板和油漆，亲手刻字、描金。
红底金字，一笔一划，油漆还没干透，他的手指头已经被粗糙的木刺扎得鲜血淋漓。
2月28日，开馆日到了。
近百名基里巴斯官员挤进了这个简陋的小院，连总统夫妇都来了。
吴钟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激昂的国歌声中，亲手升起了五星红旗。
那一刻，他是威严的大使，代表着一个大国的尊严。
可仪式刚一结束，他转身跑进厨房，立马变成了端盘子的服务员。
因为找不到厨师，招待会上所有的点心和酒水，全是他一个人弄的。
他在人群里穿梭，倒酒、寒暄、递菜，汗水把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像一层甩不掉的皮。
深夜11点，客人散了。
吴钟华瘫在椅子上，两条腿抖得根本站不起来。
看着院子里飘扬的红旗，他心里清楚，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贝霄岛风景是不错，可谁能想到，脚底下埋着的是地狱？
二战时候，这儿是日军的堡垒，美军炸了十个月才攻下来。
地底下全是未爆弹和废铁。
开馆才第三天，警察局长就敲开了大门，指着不远处的工地吼：“快撤！
挖出个500磅的航弹，全岛疏散！”
在避难所里，他一边帮着分发水和粮食，一边听着远处排爆的动静，心里盘算着：这地儿太悬了，必须得搬。
危机一过，他立马着手搬迁。
在塔拉瓦租了栋草房，一切又得从零开始。
为了省钱，也为了让使馆像样点，他花了三个月，用珊瑚石在海边铺了一条路。
每天一下班，他就脱了鞋，光着脚在海滩上搬石头、和水泥。
三个月后，这座草房硬是被他弄成了岛上最齐整的宅院。
在这个只有他一个人的使馆里，吴钟华把日子过成了“分身术”。
早上六点，他是警卫员，准时升旗；八点，他是通讯员，收发国内电报；十点，他是外交官，去外交部递照会；下午两点，他是维修工，修水管、修发电机；到了晚上八点，他又成了会计，手写账目，每个月寄回北京。
活儿重还能忍，最难熬的是那张嘴。
岛上不长蔬菜，当地人顿顿生鱼生虾。
吴钟华是北方人，吃了这玩意儿一个月，胃里就开始造反，见到鱼就想吐。
咋办？
为了不得坏血病，他把眼光盯上了路边的野草。
他发现当地有种“诺诺树”，叶子苦得要命，但有维生素。
他像发现了新大陆，把树苗移到院子里。
嫩叶摘下来，切碎煮汤。
那汤绿得发黑，喝一口苦得舌头打颤，但他硬是逼着自己喝下去，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翡翠汤”。
退潮的时候，岩石上会长出绿油油的青苔。
吴钟华拿着铲子去刮，刮满一桶带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吃饭时拌在米饭里。
那味道带着浓重的海腥气，简直像是在舔生锈的铁板。
但就是这就着青苔和树叶的苦日子，让他没有倒下。
他还学会了像当地妇女一样，用椰奶炖鱼，用树叶给菜添色。
在这座孤岛上，一位大国大使，为了活下去，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野外生存专家。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孤独。
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一台短波收音机。
信号好的时候，能听到北京的声音，那是家乡的呼吸；信号不好的时候，就只有刺啦刺啦的电流声陪着他。
为了不发疯，他养了狗。
第一只狗丢了，他在岛上找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找回来。
警察局长看他失魂落魄，开玩笑说：“狗都受不了你的孤独，跑了。”
后来，他抱回来一只金黄色的小狗，取名“金娃”——谐音“京瓦”，意思是北京和塔拉瓦。
金娃成了这所使馆唯一的“编外人员”。
每天早晨升旗，金娃围着旗杆转圈；吴钟华算账，金娃趴在脚边睡觉；台风来了，金娃钻床底下发抖，吴钟华把它抱出来哄。
有次半夜来贼撬保险柜，金娃狂叫把吴钟华吵醒，吓跑了贼人。
它不仅仅是伴侣，更是战友。
可老天爷偏偏喜欢捉弄人，就在日子刚顺当点的时候，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那天，一封迟到的家书送到了岛上。
信封上带着黑边。
吴钟华拆信的手都在抖。
信里说，父亲去世了。
他看了一眼日期——已经是24天前的事了。
那一刻，吴钟华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父亲走了，他不仅没能见最后一面，甚至在父亲下葬二十多天后，才像个傻子一样知道消息。
他拿着信走到海边，对着北方“扑通”一声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海浪拍打着礁石，掩盖了一个中年男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哭完了怎么办？
擦干泪，还得回去写照会，谈渔业合作。
国家的事，一刻也不能停。
三年零八个月，一千三百多个日夜。
吴钟华把自己的腰累弯了，落了一身病。
但他硬是在这片荒地上，帮中国谈下了金枪鱼加工项目，帮当地引进了冷藏设备。
当地人管他叫“中国医生”，因为他带来的中药治好了不少人；管他叫“修路大使”，因为他亲手铺的那条路，谁都能走。
1992年8月，调令终于来了。
临走那天，外交秘书举着酒杯动情地说：“在塔拉瓦，没人不知道吴先生。
大家都在看，看他一个人怎么撑起一个馆。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谁都好。”
8月31日早晨，吴钟华最后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他把金娃留在了院子里，托付给邻居。
他不敢告别，怕自己走不了。
车子启动的那一刻，金娃挣脱了绳索。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狗在追，人在哭。
回国后很多年，吴钟华常说，那是他外交生涯最苦的日子，也是最骄傲的日子。
什么是外交官？
人们以为是西装革履、推杯换盏。
但在吴钟华身上，外交官是那个在烈日下刷漆的油漆工，是那个蹲在海边刮青苔的幸存者，是那个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的儿子。
2019年，中国与基里巴斯恢复外交关系。
五星红旗再次在塔拉瓦升起。
这面旗帜的底色里，永远有一抹属于吴钟华的汗水，和那个在珊瑚岛上孤独守望的身影。
有些种子，种下的时候没人看见，但花开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知道它的名字。
信息来源：
《一个人的使馆：首任驻基里巴斯大使吴钟华出使纪实》，吴钟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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