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 年：一趟未完成的交易，12 公斤黄金被查扣
1998 年 9 月，马先生（化名）的父亲带着一批总重 12538.7 克的黄金，从甘肃出发前往浙江台州准备销售。然而，这笔交易尚未成行，他就在大巴车上被台州警方当场查获，涉案黄金全部被扣押。
依据当时的 “87 公发 24 号文件”，个人倒卖黄金属于违法行为。警方随即出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作出没收黄金的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先生的父亲虽被拘留，但很快取保候审，既未被起诉也未被判刑。这起案件的刑事部分始终没有结果，也未正式销案，却留下了一个关键矛盾：黄金已被没收，刑事责任却未追究。当年 12 月，马先生缴纳 3 万元保证金，将父亲保释出来。
二、法律变了：2003 年取消黄金经营审批，追讨之路开启
2003 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取消个人经营黄金的行政审批 —— 这意味着，此后个人买卖黄金不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
马先生认为，既然父亲没有被判刑，相关法律又已调整，当年的没收处罚理应撤销，黄金也该归还。从这时起，他便踏上了漫长的追讨之路。但他很快发现，核心问题不在于法律的变化，而在于行政处罚的生效属性：
行政处罚由行政机关作出（如本案中的警方），常见形式包括罚款、没收等；
刑事处罚由法院作出，核心是认定是否构成犯罪；
马先生父亲的案件中，刑事程序未走完，但行政处罚已生效，且黄金没收是行政决定，不依赖法院的刑事判决。
更关键的是，这类行政处罚生效后，若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议或起诉，程序上就错过了推翻的时限。2016 年，马先生曾尝试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并返还黄金，但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诉求。
三、追问去向：黄金被没收后，到底怎么处理了？
追讨黄金无果，马先生转而追问一个核心问题：被没收的黄金去哪了？是依法拍卖了？还是上缴国库了？有没有对应的处理凭证？
这些疑问，他问了无数次，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2015 年，马先生提起信息公开诉讼，要求警方公开黄金处理的全部流程，包括调查笔录、财产清单、罚没票据等。
法院最终判决，部分信息应当公开，要求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重新答复。但结果是，马先生只收到了一份盖章的 “87 公发 24 号文件”，关于黄金处理的实质性信息一无所获。
法律依据：当事人有权要求信息公开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执行结果。涉案财产的处置（如是否拍卖、是否上缴国库）与公众权益相关，属于法定公开范畴。
马先生依法有权要求警方或财政部门公开以下细节：
黄金是否依法拍卖；
是否开具罚没财物票据；
黄金是否进入财政账户；
相关资金去向是否明确。
若行政机关拒绝公开或仅提供部分信息，当事人可再次提起信息公开诉讼 —— 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但在马先生提供的警方回复录音中，工作人员仅表示 “案件合法合规”，未回应具体疑问。
四、2025 年再追问：督察部门称 “已全部公开”，当事人不认可
2025 年 11 月 3 日，马先生再次联系椒江分局督察部门，得到的回应是：“信息公开请求已经在 2015 年处理过，所有该公开的内容都已公开。”
但马先生坚持认为，这份回复远远不够 —— 他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黄金处理的完整资料。这场跨越 27 年的追问，仍未迎来实质性进展。
五、相似案例的启发：为何吉林商人能拿回黄金？
马先生的坚持，也源于一个相似案例的成功：2002 年，吉林商人于润龙因涉嫌非法经营被捕，约 46384 克黄金被查扣。案件审理期间，相关法律政策发生变化，最终法院认定于润龙无罪。2015 年，他成功申请国家赔偿，吉林省公安厅决定退还全部黄金。
但马先生的案件与于润龙案有一个关键区别：
于润龙案走完了刑事程序，有法院的无罪判决，可依据《国家赔偿法》主张返还财产；
马先生父亲的案件刑事部分未进入审判阶段，行政处罚已生效，只能从行政程序合规性入手，诉求信息公开。
这一程序法上的差别，导致了结果的迥然不同。
六、27 年等待：8000 万黄金的去向，仍是谜
如今，距离黄金被没收已过去 27 年。按 1998 年的金价计算，这批黄金当时价值数百万元；而按现在的金价，其价值已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马先生的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始终挂念着这批黄金。作为儿子，马先生也想帮父亲再试一次 —— 要么拿回黄金，要么至少得到一份完整的信息公开回复。
10 月 31 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台州公安局椒江分局督察大队了解情况，但未获答复。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马先生父亲未被起诉，2003 年相关文件发布后，依据 “从旧兼从轻” 原则，自然不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马先生要求信息公开的诉求 “非常合理”，作为案件当事人，他完全有权知晓黄金的后续处理情况。
黄金去哪了？程序是否真的合规？信息公开是否到位？这场持续 27 年的追问，还在等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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