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话了的王阳明：身价上亿的企业家都在认真学习“阳明心学”？|儒家|德性|心即理|王夫之|王守仁|阳明心学

#王阳明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文 | 罗益明

说起来，自己的确不太喜欢谈王阳明，倒不是王阳明的思想或者事功令我不喜，而是王阳明这个人的事迹及其思想实在太火了，火到根本不需要我谈，只要你在网上有兴趣检索一下“王阳明”三个关键词，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学术圈、企业界，亦或者是大众阅读圈，都有不少王阳明思想坚定的信徒，在网上“传经布道”。

毕竟老王的学问，有时候，实在过于简易，任谁都能挂在嘴边说一句“知行合一”，或者“致良知”，更高阶一点，还能说说，“心即理”也，亦或者其龙场悟道之格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于我个人而言，最早知悉王阳明，还得是在历史教科书里，对王阳明思想的判定，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词，毕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言，这类唯心主义思想，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都得扬弃。

当时，其实，也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在南怀瑾先生著述作品里，看到他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批判，倒是引发了个人兴趣。他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里边，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逐句剖析，以及点出其内在矛盾。

譬如，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如这一张白纸，上头没有红色，也没有黑色，本体嘛！就是这一张纸。第二句话“有善有恶意之动”，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哪里来的？当然是由本体、本性的功能发起来的，就是“意之动”，一起来以后“有善有恶”，就分善恶了。

这个本体功能无善无恶，一起来就分善恶；本体起用就是意志，而意志有善有恶，可见本体功能上本来具有善恶的种子。你王阳明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我说已经不对了。”

在之后，透过读他的一些传习录内容，以及一些人物传记著作，对他的一些生平事迹，大体有了一些了解，但总体上而言，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直到后续发现某个企业家群体，集体像宗教徒一般信奉以及透过一些仪式活动践行阳明思想时，我才真切感受到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

我也不知道，这个群体是因为自己此前经营企业时，积攒了不少原罪，现在内心不安了，需要借助阳明心学来找回良知，致良知，还是自己平时老喜欢忽悠画大饼，以至于无法知行合一，出现了认知失调的症状，

所以需要借助阳明心学来对冲一下，还或者是其它比较宏大的原因，例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亦或者是，自己也想立德（修身养性）、立功（治企）、立言三不朽？总而言之，企业家领袖们，愿意臣服在阳明思想下，倒是颇值得研究一番。

首先，从王阳明本人而言，他古代社会的身份角色，并非士、农、工、商里边的商，而是士大夫，从他本人思想而言，与商密切相关的，也就是大多数学者不约而同的引证了的一个观点，即，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乙酉年撰）一文里边，提出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古时候士、农、工、商四个行业角色虽然不同，但遵循的根本原则（道）相同，他们在竭尽本心去追寻道，本质是一样的。

而且王阳明还进一步展开描述，在他看来：“士人研修治理，农夫提供衣食，工匠制作器具，商人流通货物，各自依据禀赋与能力选择行业，以求竭尽本心。其根本归宿在于对世人生活之道有益，这一点是一致的。”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自从上古圣王治国之道衰微，学问思想便背离正途。人们丧失了本心良知，竞相追逐私利而互相倾轧排挤，于是才开始形成推崇士人而轻视农夫、以仕宦游历为荣而以工匠商贾为耻的风气。

若考察其实际作为，这些人投机逐利、牟取私利的行径（比工匠商贾）更为严重，不过是职业名目不同罢了。

发展到极端境地，他们更驾驱浮夸言辞与诡诈论辩来欺骗世人、蛊惑大众，比起农夫提供粮食、工匠制作器用、商人流通货物这些实实在在的益处，其罪过更为深重，而实际贡献反倒远远不及。”

（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也就是说，在当时商人普遍处于政治地位卑贱状态下的社会氛围里，王阳明敢为其发声，肯定其价值，是远超同时代的卓越洞见。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首先肯定的是有“道”之人，他不管你什么身份，只要你秉道而行，干的是有利于社稷民生的实事，那就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

那王阳明所展示的“道”是什么？或可理解为“致良知”，或可理解为其所倡导的“心即理”也，但本质上不出儒家伦理道德范畴。在这里，我们不对其做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何为良知，何为致良知，又何为心即理也。只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界定王阳明所探讨的这些基本思想概念。

所谓良知，他并非王阳明突发奇想自主建构的原创性理念，而是由来有自，根植于儒家思想脉络之中。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孟子就曾说：“人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那是良能（指人与生俱来、不待后天学习即具备的善的行动能力）（如孩童自然爱亲）；

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那是良知。（指人与生俱来、不依赖思虑即具有的道德认知与是非判断能力）（如恻隐、羞恶之心）。”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在这里，良知被孟子界定为天赋的道德意识和能力，也就是你先天就具备一些道德观念，譬如仁义礼智信。到了王阳明这里，他把良知本体化，作为建构自己宇宙人生论道的基点，从宇宙万物而言，良知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与本原，譬如：“ 良知是创造化育万物的灵妙本体，这个灵妙本体能够生成上天与大地，也能演化为鬼神与上帝。”

“整个天地宇宙与一切万物，都存在于我的良知的发动、运用与流布运行之中。”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

从伦理道德而言，良知是个人内心之中以及社会总体最高绝对且唯一的判断标准，它既可以作为个人为人处事的道德判断标准，又可以作为社会总体的客观道德判断标准，还是人类社会一切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根源所在。

如王阳明所言：“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贯通万古长存的时间，充塞整个宇宙空间，无所不同。（它）无需思虑便能自然知晓，永远能通过平易之道洞察危险；无需学习便能自然做到，永远能通过简约之则知晓阻碍。”

“良知存在于人身上，无论你怎样（试图遮蔽），它都不可能被消灭。

“（即使）虚妄的念头产生时，良知也从未缺席；（即使）内心昏昧闭塞到极点，良知也从未失去其本然的光明。”

“我本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说的天理。将我本心良知所含的天理推行、贯彻到万事万物中去，那么万事万物就能各自获得其应有的天理（指普遍的、最高的道德法则与宇宙秩序）。”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 , 塞宇宙，而无不同, 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

（良知在人 , 随你如何 , 不能泯灭。）

（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 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

（吾心之良知, 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这样说起来，还是比较抽象，更具体而言，王阳明用良知一词统摄儒家一切具体的伦理道德法则，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譬如，他说，“

“（知）先天本自具足的道德认识与判断能力，是心的本来体性，心自然就具备认知的能力：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应当孝敬，见到兄长自然知道应当敬顺，看见小孩掉入井中，自然会产生同情惊惧之心，这便是良知。它完满地内在于本心，无需向外寻求。”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 不假外求。）

那我借着阳明先生的话，更进一步推究，见君自然知忠等。

那更进一步何为“致良知”呢？其基本含义为，推究抵达显现良知。在王明阳看来，一个人身处于世，不免受私心利欲影响，不能恢复人自身先天本自具有的良知，因而需要“致”，需要在事上修炼最终抵达良知之境。这就关联到王阳明具体修炼的方法论，即知行合一。

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里边，所谓知就是知道，所谓行，就是做到，或者理解为实践，那知行合一，就是知道还能做到。但实际上这组概念关系在中国思想史还是比较复杂，在这里，具体可以参看，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里边对“知行”这组概念史的梳理，不过，它主要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批判性看待的。

在《中国哲学大辞典》里边对“知行”界定：“知”可以被界定为“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行动、实践”等，并且提出古人大多从伦理道德方面谈“知行”关系，直到王夫之、孙中山、毛主席才从一般较为纯粹的认识论意义上讨论“知行”。

所以，在这里要加以区分的是，什么是伦理道德层面的“知行”，何为一般纯粹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行”？前者无外乎，譬如孝敬父母，知行合一，后者就更为复杂，具体参看个人撰写的《》一文。

或者换一种说法，需要把知进行分类，譬如一般命题性知识，只关乎客观事物的基本属性以及性质，譬如，这是一根红色的铅笔，这事儿无关乎良知，还有一种亲自见闻或者经历获得的知，比如我知道我上课，知道老师叫王益安，这事无关乎良知，再有就是技能型知识，我就知道如何开车，这事无关乎人的良知等等。

再比如，我们知道的“地心说”、“日心说”、“宇宙大爆炸学说”，这些并非需要知行合一，也与良知无甚太大关系。

因此，将王阳明的知限定在伦理道德领域，它内在要求人遵循一些基本伦理道德规范，譬如，你说孝敬父母的“知”内在就包含了孝敬父母的“行”，而非空谈伦理道德。

实际上，在王夫之对王阳明的知行论也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发展，譬如，在他看来，知行合一的问题在于抹杀了知与行的区别以及从属关系，他认为这是“销行以归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王阳明虽然强调行，但出发点以及最终归宿，还是落脚在于知“良知”，而非“行”。

那他从他的角度重新建构“知行”关系：第一，知行并进，第二，知资行实（行是知行统一的基础），第三，知行不离，第四，行必统知。这一点，也是最为重要，他有如下论述：

1.大凡拥有知识的人，或许未必能付诸实践；但切实实践的人，则没有不具备相应知识的。况且“知”与“行”这两个概念，有时相互对立、彼此区分，有时却又相互贯通、不可割裂。

譬如《大学》所言“明明德”（彰明光明的德性），本是实践功夫的极致体现，但其修习工夫却以“格物致知”（穷究事物原理、获取真知）为起点。因此可知：知识未必能统摄实践，但实践必然统摄知识。

（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且知行二义，有时相为对待，有时不相为对待。如'明明德'者，行之极也，而其功以格物致知为先焉。是故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也。）

2.“行动可以同时包含认识，但认识不能同时包含行动。”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

3.所谓认识（知），本就是必须通过行动（行）才能实现其功用的；而行动（行），却不必依赖认识来达成其功用。通过行动，可以获得认识是否正确的验证；但仅停留于认识层面，则无法取得行动的实际成效。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当然，也有的说，王阳明的知行论包含了王夫之说的这些，王夫之并非是对王阳明的批判，而是更为深入系统的阐述，那为何王夫之也会说：

“完全相同的事物无法相互发挥作用，必须借助有差异的事物，才能在对立统一中成就功业，这是确定的道理。

（世人）不明白知与行各有其不同的功效且必须相互结合，，于是王阳明（姚江王氏）“知行合一”的学说便得以借此混淆视听。

其学说本质源于佛教禅宗：在否定具体实践可行性的框架内，虚构出一种孤立悬置的“知”称之为“悟”。天下客观存在的实际道理。客观实理一旦被废弃，人也就失去了敬畏，行事便会毫无顾忌了。”

（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而姚江王氏知行合一之说得藉口以惑世；盖其旨本诸释氏，于无所可行之中，立一介然之知曰悟，而废天下之实理，实理废则亦无所忌惮而已矣。）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在王阳明主张人人皆生而有良知时，这所谓的世俗身份角色定位已然没那么重要了，就恰如古印度时期，释迦牟尼在严格的种姓制度之下，提出“众生平等”一样，只要你致良知，在各种身份角色上，都能知行合一，秉持儒家道统，那就是王阳明所推崇之人。

但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王阳明本身也主张商人能与士大夫一般参与政治权力，或者商人也有自身独立不倚的道，它还是从属于儒家伦理道统。

因此，在他纪念的这个人物节庵方翁之中，重要的不在于其阶层身份变迁，而在于无论其处在何种身份地位时，始终秉持着儒家正统之道统，在王阳明评论之前，还是太史顾九和一番话，实为点睛之笔：“我曾见过方翁写给两个儿子的信，其中谆谆教诲都是忠孝节义之言，超脱流俗，犹如古代明晓大道的人。”

（顾太史九和云：“吾尝见翁与其二子书，亹亹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

再者，也有学者主张，阳明心学与现今提倡的企业家精神能相贯通，譬如王永昌&王磊写的《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内在机理探究》一文，主要参论理论依据：传统儒商精神及其实践以及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边提到的“基督新教打破传统思想束缚，鼓励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以及经营财富”；

主要实践依据：阳明心学对日本经营企业管理者的影响以及助推成功，譬如日本德川时代的商人哲学家石田梅岩开创的石门心学，稻盛和夫推崇知行合一等。

那具体怎么贯通呢？比如，知行合一，创新精神等。实际上，以上所提到的是可以围绕着王明阳进一步个人后续展开深究的问题，儒商问题、基督新教为资本家提供的伦理道德与儒家为商人提供的伦理道德之同异，以及阳明心学远渡重洋在日本后，还是原来的阳明心学么？具体如何结合呢？

那在中国本土虽然推崇王阳明心学的企业家很多，那他们是怎么将二者具体结合的呢？譬如受心学影响颇深的宁波，在他们那里不同商帮，认为阳明心学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原则，譬如，致良知转换成合法诚信经营，也就是所谓“良心企业”；知行合一，转换成注重实战实效；“心即理”转换成对法律契约规则的遵守等。

但也并不见得都是如此，致良知也可以异化成一种“精神传销”或者剥削压迫的洗脑术，比如我加将致良知等同于在工作上全心全意，没有一丝私心杂念，尔后我将工作强度大幅度提升或者将工作加班视为常态，你没做到，就公开惭悔，自己写一天的过错。

又比如，我设定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让你必须知行合一，譬如某些企业文化感的跪地感恩服务或者没完成绩效公开当狗爬等等。又比如，你必须认同服从“致良知”，而且要强制性的拉人头一样，感召更多人服从，不服从就要处罚。

那这岂不是与打着阳明心学的幌子——致良知，实际不过挂羊头，卖狗肉，“狼心狗肺”而已。因而，再回到此前的问题：

这个群体是因为自己此前经营企业时，积攒了不少原罪，现在内心不安了，需要借助阳明心学来找回良知，致良知，还是自己平时老喜欢忽悠画大饼，以至于无法知行合一，出现了认知失调的症状，

所以需要借助阳明心学来对冲一下，还或者是其它比较宏大的原因，例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亦或者是，自己也想立德（修身养性）、立功（治企）、立言三不朽？